年底前的这一周,不少媒体均聚焦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世界”,在不少人看来,虽比上世纪眼熟了许多,却依然是一个“陌生的大地方”,充满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新出版的《读书》的一篇文章,讲到日本爱知世博会上,有中国馆,也有韩国馆,韩国馆前排起了参观的长队,而中国馆前冷冷清清。不是说,全世界都在“中国热”吗?怎么竟会这样?作者总结道,这可能是中国人还不善于展示自己。馆中那些寓意深刻的有关中国伟大哲学的布置,连中国人也难谙其意,外国人又怎能理解?他们会不会视其为威胁的信号呢?
《环球》杂志也刊出一期封面文章,列举一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误读。李宇春说她不是叛逆偶像,《时代》周刊拿她做封面,还说超女与民主有关,这大错特错了。不过《时代》也并不每次都刻意丑化,比如最近有一篇报道,说中国正在兴起一场西方礼仪教育,因为中国的富人认识到他们不是真正的富人,因为不懂得礼仪。中国人正教育大家在餐桌上,不吃濒危动物,在公共场合,不挖鼻孔。这样的行为,既能文明自己,又能让西方投资者接受。
不管怎样说,年底之前,任何的中国新闻,似乎都成为国际新闻了。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12月20日介绍,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初步测算,2004年中国GDP现价总量为159878亿元,比年快报核算数增多2.3万亿元,增加了16.8%。李德水话音未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便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外交政策不会因GDP增长而改变。调整后中国的GDP总量虽略有增加,但人均水平仍在世界排名第100位之后。
而12月22日《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的发布,则更是一件大事。新华社说:“这是首次以白皮书的形式,对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进行了系统阐述,并指出这条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全新道路,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郑重选择和庄严承诺。”外界把白皮书看作是对“中国威胁论”的回击。不过,事实上,其意义更为宽泛。近年来,中国发布过好些白皮书,但是,与针对某一领域或问题发表的白皮书不同,这是中国首次从对内对外政策整体上提出的政策白皮书,是中国国际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概括。
这项战略里面的一个核心,正是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2005年,是应该有一个恰当而正式的回答了。因为按照媒体的一种说法,100年前,就是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并推广西学,是最为震动的大事。1905年甚至被认为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但是,100年前的中国,不了解世界,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更没有100年后如何与世界相处的想法。那是一个悲哀的中国。而今天的中国,已在百年的淬炼之中获得新的生命,已经可以规划今后100年的发展前景了。中国已经用了100年来适应世界,今后还要用100年来推进世界。因此,在这个时候,以白皮书的形式,对中国国际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进行概括并向全世界宣讲,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一年,还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在其伟大之外,亦应看到,郑和之行,带有更多的自我中心色彩,也没有与世界正要掀起的新发展大潮同步,所以他的宝船再大,也比不上哥伦布的方舟。而600年后,中国采取了平等融入世界的姿态。按官方的表述,关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就是把中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努力实现和平、开放、合作的发展,与各国共同构建和谐世界。
这当然是出于很深的危机感。按照一位学者的说法,中国封闭了那么久,但这个“村”里有天赋很好的一些能人,现在这些能人想要离开这个“村子”到一个地方去看看,比方说到一个城市里去,或者是一个陌生的大地方去,一般来说,到了那个地方,他会有一种深刻的危机感,因为突然他发现好多事情是在他视野和想像之外的,而他与它的关系是一种很不舒服、甚至极为紧张的关系。那么,要解除这种紧张关系,最根本的还是要靠中国自己。
因此,除了礼仪,除了展示,除了解释,除了回击,还需要新的进步的事实。一位艺术家说,80年代,他在《纽约时报》看见一张黑白照片,报道山东潍坊举办国际风筝节,一群人挤着,笑着,仰望天空。他一看,几乎要哭出来了。心想,中国人不闹运动了,知道玩儿了,放风筝了!这是他在美国看到的中国的进步。本刊这一期有一篇文章,是联合国首次让中国参与,确定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指数本身揭示了令人欣慰的进步。但是,中国还有问题,尤其是它的发展不平衡,使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的稳定。因此这一期还有一篇文章,独家披露了胡锦涛与青海困难群众在一起的更多内情,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有丰富的解读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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