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周报年终特稿之义薄云天

佟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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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薄云天

　　2005年12月4日，2005年度中国十大法治人物新鲜出炉。现场揭晓的2005年度中国十大法治人物，都是在过去的一年中，为普通老百姓办过好事的人。他们或者本身就处在底层，为正义奔走呼号；或者是身居要职，体恤民艰，为良知虔诚守望。

　　作为中国十大法治人物之一，河南省高级人民检察院主诉检察官蒋汉生荣膺这一荣誉，与一名当时还在服刑的普通人胥敬祥联系在一起。很多普通老百姓就是通过胥敬祥案知道了蒋汉生的名字。包括湖南、福建等省市的群众，最近一段时间来一直在给蒋汉生打电话，或者寄信。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蒋汉生也能像帮助胥敬祥一样，帮助他们从痛苦中走出来，走向阳光，走向新生。

　　河南胥敬祥“抢劫”案中,因为办案人员实行有罪推定和刑讯逼供,导致胥敬祥冤枉坐牢10多年。在检察官蒋汉生长达7年的努力下,胥敬祥获判无罪。

　　2005年12月23日上午，记者辗转找到了蒋汉生的电话。当日下午3时许，记者对他进行了连线采访。

　　韧性和良知让我坚持下来

　　采访从胥敬祥的案子谈起。

　　记：“有人说胥敬祥在无罪释放时，离16年刑期期满只剩10多天了，并没有很大的实际意义，你是怎样看的？”

　　蒋：“胥敬祥无罪释放后，离刑满确实只有15天了。虽然这是一个迟到的公正，但迟到的公正也是公正。胥敬祥可以像当地所有的群众一样抬起头来做人，他的全家人也都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了。如果没有抗诉成功，胥敬祥重新回到社会之后，就是以一个刑满释放犯人的身份回来的，所面临的压力要大得多。”

　　记：“花7年时间帮胥敬祥做无罪抗诉，有人怀疑你与胥敬祥有熟人关系，情况是这样的吗？”

　　蒋：“我与胥敬祥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以前也不认识，更没有利益往来。当我发现胥敬祥案存在很多疑点的时候，我以一个检察官的责任感和普通人的良知，没有轻易放过这些疑点，而是先后数次组织深入调查，几级检察院协同工作，逐步使案情的真相大白。”

　　记：“在办理胥敬祥一案的过程中，由于案件本身的特殊性和长达7年的时间跨度，其辛苦和所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你是怎样坚持下来的？”

　　蒋：“4个字：韧性和良知。我认为，既然是错判，我就坚持到底，走不通了再想别的办法。对于抗诉，我追求的是正确率。”

　　胥敬祥案是可贵的开端

　　记：“你以前办的案子有很多也产生过重大影响，但都没有胥敬祥案的影响大，这是为什么？”

　　蒋：“我近几年在从事刑事抗诉工作过程中，获改判的共有8起，其中4起是无罪改为有罪，3起改变量刑，1起为有罪改判无罪。胥敬祥是从有罪改叛无罪，而且是已经在监狱服刑的基础上，离出狱只剩10余天的情况下进行改判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在社会上产生那么强烈的反响。”

　　记：“应该说，胥敬祥案的抗诉成功，更多的不是实际意义而是象征意义，也有人对该案提出了一些质疑，你是怎么看待的？”

　　蒋：“胥敬祥案件和以前报道的佘祥林等错案不一样，佘案等等错案都属于因发现了真凶，从而洗清被告人冤屈，属于实体正义的体现，而胥敬祥案件是属于存疑无罪的案件，是因为证据不足而认定无罪的案件，属于程序正义的体现，因此才会引起大家特别的关注。程序正义、无罪推定、疑案从无这些理念到今天也没有为公众所完全接受，所以这个案件在社会上产生一些争论是正常的。”

　　记：“你和你的同事所做的工作，带有一定的开创性质，你认为这一点对整个中国的法制进程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蒋：“胥敬祥案在省市县三级检察院，先后经过7年的抗诉，才最后还了胥敬祥一个公正。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案的纠正说明了检察机关在办案执法理念上的进步，显示了我国法治的进步。对于中国法制进程有积极的意义，有的专家甚至称具有里程碑意义。”

　　不能让蚂蚁被随意碾碎

　　记：“记得你说过，老百姓就像地上的蚂蚁，你是怎么会想到这个比喻的？”

　　蒋：“蚂蚁虽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但他们没有强大的外壳和狡猾的逃生术，在动物王国里，他们显然是弱者。普通老百姓虽然很善良，但他们无权无势，遇到大风大浪只有认命。这样的特点让他们有了可比性。”

　　记：“这是你在多年来为老百姓说话，在办案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吧？”

　　蒋：“对。有一些朋友曾对我说过，那些普通人就像小蚂蚁，在这个社会里无足轻重，压死了就压死了。不能因为他们而影响地方形象和法制进程。我不是这样认为的，我认为，不管是谁都是一生，他们都是人，都有受到尊重的权利。法制是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对任何公民都一样。”

　　记：“有人说，为胥敬祥这样一个小人物耗费了这么多司法资源，影响了一批干部，不值得。”

　　蒋：“胥敬祥这样的人就是一些人眼中的小蚂蚁，但小蚂蚁也是生命！胥敬祥也是人，也是一生。一个人会有几个13年？法律首先是公正的，不能牺牲公正去维持什么其他利益。这就是我一直坚守的职业操守的底线。”

　　希望群众走正规程序

　　记：“你的事迹经新闻媒体报道以后，是不是有一些普通老百姓直接找你求助的？”

　　蒋：“有。每天都有几十个电话，几十封信。最远的有来自福建等省市的，也有你们湖南的。他们有的是鼓励我，希望我把工作做得更好，但更多的是想要我给他们解决问题。”

　　记：“正因为你无私无畏，所以老百姓才信任你，他们都认为你能帮他们解决问题，对这一点你是怎么看的？”

　　蒋：“为什么一些老百姓会千里迢迢来找我们，或者打电话写信找我们，说明老百姓真的很难。他们在经济能力、权利等方方面面得不到救助，盼望有更多人帮助他们。有时候甚至不惜委屈自己来求得帮助，实在让人同情。作为一个检察官，能得到老百姓这样的信任，是一种荣幸。”

　　“帮老百姓说话，维护他们的利益，不是一个人的能力能够做到的。我做的这些工作，希望能够影响更多人的良知，让大家共同来帮助弱势群体。把我们的社会建成一个和谐的大家园。”

　　记：“你刚才说过，有很多群众给你打电话或者给你写信，包括一些外省市的群众也给你电话。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蒋：“希望通过你们转达我的两个意见：一是无论什么样的情况，都必须按组织程序办理；二是请大家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能帮助解决问题的那些人的身上，应该找当地的政法机关或政府部门。”　本报见习记者 朱春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