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文章对作者来说，首先是个讽刺。作者不反对文化研究，却从来反对“文化热”，反对“文化决定论”，尤其反对以文化解释中国、以文化强盛中国所谓“文化中国说”，可称“三反分子”。不幸为情面裹挟，每到年底就被拉到这种版面来“交卷”，而且恰好评论的就是这个“文化中国”！聊以自嘲同时又能破题的说法，大概是这样：编辑居心不良，看中“三反”立场，认为由这样的人来评论文化，既惩罚了他本人，也败败“文化中国”之“虚火”，一箭双雕，恶作剧也。

　　这样一来，我这里涉及的“文化”，就不是某些文人包罗万象的“深刻原因”了，恰是需要其他原因来解释的次生现象，而且杂乱无章。虽如此，也得依官方管理“文化”分四个大“口”的习惯，“科、教、文、卫”———还有一个“体”，一口一口地理出顺序。最后这个“体”，因篇幅不够，只剩下三言两语打发，何足道哉？

　　一、“格致翰林”如此，“人文翰林”如彼

　　科学界第一新闻，应该是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周光召，在上海一次会议上建议，改革现行的院士制度。其他院士也纷纷对院士制度发难，批判现行制度仿行官本位，腐败丛生，水准下降，由此发生“院士制存废”争议。争议言犹在耳，出乎众人意料，

　　院士制来自欧洲法国。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郭嵩焘，于光绪四年(1879年)6月在巴黎会见法国科学院院长斐索等人，无以名之，遂在日记中称“格致翰林”，这就是“格致翰林”的由来。可见这一称呼，是按照科举制“套级”套过来的，一开始就散发着中国特有的官本位气息。

　　1946年中央研究院商议组成人员名衔，曾有“会员”、“院员”、“学侣”、“院侣”、“院士”多种选项。查竺可桢日记，当时有历史学家傅斯年提议，中国文化传统中，以“士”为雅为尊，不妨称“院士”，众人欣然接受。至此，这一外来学衔多少洗褪一点“官本位”遗传。

　　1981年5月中国科学院召开第四次学部大会，议决学部委员制向苏联科学院院士制取齐。胡乔木担忧此举强化学部委员制而搁置“院士”制，遂于5月19日给中科院领导方毅、李昌写信：“希望学部会议千万不要把院士制度否定了。院士制度是世界通行几百年的制度，无论如何不能用学部委员代替。两者性质很不相同。如科学院否决了，社会科学院即不便单独推行，这实是国家一级的问题，务恳考虑。”这是要在“格致翰林”之旁，仿行“人文翰林”的由来。发信次年，胡乔木当选政治局委员，隔一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拟行院士制。1993年10月，国务院正式行文，在全国建立院士制度。从上述人民日报报道可见，胡乔木当年为社科、人文界预留“人文翰林”的想法，事隔14年，今日终于实现。

　　这14年是科学界“院士制”从无到有的14年，也是从有口皆碑到众人诟病的14年。科学界相比社科人文界，历来风气较好，遴选标准也相对客观，即使避免不了行政权力干涉，但也有限。即使如此，院士制到了第12年即迅速败坏，败坏到了连院士自己都无法忍受的地步，好端端的“院士”，成了“怨士”！在此情况下，将院士制匆匆推及社科人文界，后者遴选标准游移不定，学科配置又散布于行政权力附近，一旦开选，将会出现多少“可惊可异之怪现状”？社科、人文是“五路大军”：高校、党校、军校、社科院、政府研究部门，泥沙俱下，鸡犬之声相闻，不可谓不壮观。

　　我这里且不说那些亦官亦文的“双肩挑”者，只说这个“鸡”。“鸡”者，“矮脚鸡”也，缘自善良人士曰：“此举将推动中国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大发展，结束后者低人一等的矮脚鸡状态”。诚然，“矮脚鸡”们在研究能力与人格尊严上并不低人一等，个别接近自然科学特征的学科，并不是不能赶上国际同行。但就整体言，“矮脚鸡”之所以“矮”，是远远落后于国际同行。现在当然好，既有“格致翰林”又有“人文翰林”，“文化中国”，品种齐全，猗欤盛哉！是更深刻地戕害“中国文化”，还是“推动中国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大发展”？不消再等“12年”，自会大白于天下。

　　二、贺卫方罢招，陈丹青请辞，张副部长一怒震天下

　　2005年度教育新闻，以此三则较为抢眼，前两则经纸媒报道，引发网络热议，后一则先见之网络，后引至报端，舆论一面倒。

　　贺、陈二氏招针对的是公共课考试以及保荐直升制，直指高教领域两个核心制度环节，前者助长僵化，误人子弟；后者助长腐化，害人子弟。清华领导较为乖巧，以沉默应对。北大法学院负责人出来回应，却是个“淡化”，暗示罢招之举，是因为贺氏本人学科点“冷门”，招不到研究生所致。

　　该负责人本身是2004年“甘朱事件”当事者，当初自我辩护曾抬出制度原因，赢得很多人包括作者同情。不料今天指责他人，却化为个人因素，放过制度原因。这就是“文化中国”特色之一：每当有制度问题出现，要么是向上走，上升为形而上泛论，将问题“文化”化；要么是向下走，下坠为形而下个人影射，将问题“庸俗”化。最难坚持的是贴着问题讨论，紧盯着制度本身。贺、陈二氏白生气一场，后来是不了了之，果然再无下文。虽如此，此事也有积极意义。高教大跃进，普降甘霖，降下暴风骤雨般科研经费，先是人抢钱，后是钱抢人，很多人担心知识分子开始第二次握手，握的是金钱之手；在此形势下，居然冒出个罢招者贺卫方、辞职者陈丹青，虽是个别人，却让人看到了希望：金钱虽普降，淹死很多人，不是所有人。

　　退休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5次发怒，勇气来自“反正我也要退了”。2005年6月2日，张保庆答网友问，说教育部历来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这是他发飙前奏。

　　8月29日的新闻通气会上，张保庆放出从政生涯最后也是最猛烈的一炮，他点名斥责天津、海南等八省政府不落实助学贷款，引起了公众巨大反响。这可能是1949年以来“条”上的部级干部第一次公开怒斥“块”上的省级衙门，不仅可为研究教育史的朋友录为珍贵史料，也可为研究中国改革的政治学朋友注意。

　　此后，张副部长意犹未尽，又即兴点评中国教育的乱收费问题：“我调查的结果是，中小学乱收费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乱收费。不是学校在乱收费，都是地方政府逼着学校乱收费。而高校乱收费主要责任在高校本身，是高校的领导在变相乱收费。”

　　9月7日下午，他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就“国家助学贷款实施情况及有关政策解读”与网友在线交流。张副部长披露：“这项政策是1999年开始试点，2000年开始展开，到现在接近6年了。六年来，国家助学贷款速度是慢的，六年来，我们总共累计贷出了123亿，有154万大学生受益。去年新机制政策调整之后，尽管我不满意，但是应该说到去年国家助学贷款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因为去年8月到现在，一年多一点，应该说贷出了52亿元，有15万元大学生受益。去年一年贷出了52亿元，过去多年累计下来是123亿元。”这个“123亿元”，很好记，对比中国一年公车消费总额“3000亿元”，则更好记。临行，他以具体数例驳斥阻滞“助学贷款”的借口“大学生还偿贷款诚信不够”，并对自己管辖下的高校开炮：“高校不承担助学贷款风险是行为不端！”2005年9月秋季开学，他的退休时间到了。现在，中国的许多贫困学生依然在为上大学发愁：“张爷爷退了，我们怎么办？”

　　教育成为中国的“国难”，已经说了多年，再说下去，当成“国哀”，说者自会觉得无趣。我这里只能就助学贷款专项问题，补充一个“陈爷爷”的故事。

　　作者在国外访问时，专业之外好读闲书，忽一日捧读陈立夫回忆录，眼前一亮。陈立夫说他为官一生，最为得意的“创新”就是这个“助学贷款”：抗战后期，他曾经担任过一届教育部长，当时，在四川后方读书的大学生多半交不起学费，嗷嗷待哺。他心生一计，以助学贷款的名义从重庆政府“骗”出一笔专款，资助这些穷学生完成学业，明知道这批贷款很多年后收不回，却有意为之。部长考虑是，这批专款肯定会有更大的报偿，其中一定会飞出一两个金凤凰。果然，50年代后期，接受这批贷款的大学生中出现了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

　　这个“陈爷爷故事”，我曾在今年早些时候反驳杨振宁说中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很成功，在文章中引用过，希望他不要忘记当年是怎样读出大学的。某报全文照登，惟独删去了这个“故事”。今再次引用，希望《冰点》编辑不再删略，也算我为张副部长送行？

　　三、儒学乎，儒教乎？

　　我曾将2004年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年”，不幸一语成谶，“儒学”某一支今年开出“天价”，要把“儒学”发展为“儒教”，再将儒教发展为“国教”。相关事件大致有：

　　———先一年，有王蒙等在人民大会堂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内容平淡无奇，只是地点选得好，引人侧视；

　　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国学院院长纪宝成因使用“脊续”一词，引发该词是否错别字争论；有儒生突破孔夫子“人不知，己不愠”，以后用现代术语夹古汉语开骂批评者：“情商智商低下”，“已经患了精神上的失忆症(薛涌)或‘分裂症’(袁伟时)。前者惟西洋马首是瞻，跪拜投降，成为一黄皮肤白内心的‘香蕉人’；后者不知所言，却欲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成为一无种无姓无国家无民族的‘太空人’。薛、袁二氏，没心没脑，误国误民，乃国之大奸，国人鸣鼓而攻之，斯其可也！”

　　大儒郑家栋因多次带妇女出境，涉嫌偷渡，有司羁押。案发后又起争论，有认为郑案乃个人触犯刑法，此事与儒学无关；有认为儒学并不是与伦理行为无涉的其他学科，恰好是伦理学，郑案对儒学伦理信誉大不利，犹如教会、教士之丑闻；

　　祭孔越演越烈，山东地方政府出面，施施然有古服、古礼；各地起而仿效，祭舜、祭尧、祭炎帝，随祭者众，颇有人气；

　　商界成立“中国国学俱乐部”，北大开办““乾元国学教室”，俗称老板班，年收费2.4万元。有好事者曰：儒学坐上“商务舱”；

　　国情专家康晓光发文，认民主、自由、宪政皆西来污染，当务之急不是民主与法治，也不是政体改革，而是寻得圣贤，仿行“仁政”；

　　紧锣密鼓处，终于有大儒破壁而出，倡言新税种：全国收儒学遗产税，辅以强力措施种种，立儒学为“儒教”，立“儒教”为“国教”！至此，有“教义”、“教班”、“教学点”，还有“案例教学”，新“教主”也呼之欲出，“国教”近在眼前矣！

　　———以上“乙酉国学纪盛”，挂一漏万，仅供一哂？

　　当然不能以偏概全，儒学中人并非都这样。“学”不分东西，“儒”不分大小，但学无害。此外，对“五四”以来知识界缠绕文化争论，将制度问题改换为文化问题，屡兴大“热”，大“热”不止，颇感不耐，即使为胡适之发起，在下亦啧有烦言。昔有荆轲刺孔子，今有孔子刺荆轲，假荆轲，伪孔子也，俱为平面往复，当可一视同“仁”。如有秦王立其侧，可作第三者笑，这一笑，却是真实的。我的态度是：“儒学”可敬的，“儒教”可忧的，倘有“国教”者，不管是谁的，都要反对的！

　　文化贵在民间，民间会堂多矣，不必居高而临下；如有意识形态真空，肉食者自会谋之；倘要忧天下，可行“素食主义”，不沾荤与腥，方为庶人敬。今若身居“国会山”，旁依众大款，起孔孟于九泉，能不涕零乎？

　　国教者，祸国之教也。放弃国教，或能长治久安，仿行国教，必起无数争乱。英国革命起因之一，即为双方争国教，争出个内战连连，血流飘杵。革命结束，立刻制定《宽容法》，禁止议会立法令臣民信仰统一。1787年美国费城宪法，是与1791年第一修正案“捆绑式公投”：国会无权立法干预公民信仰自由。自此，英国有400年太平，美国有200年平静。揆诸中土，也是如此：四海定于一“统”日，正是孔孟蒙难时。诸公身经“文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乃儒学箴言，断不敢遗忘乎？

　　但凡文化遗产，有“传”亦有“统”。有“传”者无“统”，有“统”者无“传”，重“传”者不重“统”，重“统”者不重“传”，“传”乎？“统”乎？传“统”乎？能不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