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周总理组织审议“二五”至“四五”计划

　　周恩来同志在担任人民共和国总理的二十几年间，十分重视经济建设，并始终把经济工作做为政府工作的重点。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周总理和陈云同志主持制订的。1956年9月提交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建议》，是周总理亲自主持草拟的。第三个、第四个五年计划草案，也是总理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经过反复研究后提请党中央决策的。在草拟和审议第二、三、四等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参加了一些实际工作，有幸得到总理的直接指导，亲自感受到他不辞辛劳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和科学的求实精神，聆听他许多有关经济计划工作的教诲，受益非浅，终生难忘。

　　“二五”计划建议的形成

　　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执行得非常顺利。1956年年中，面对当时经济形势发展很快，第一个五年计划许多指标即将提前或超额完成的情况，党中央决定及早着手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以适应经济建设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并要求先在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审议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以便用于指导“二五”计划的具体编制工作。

　　1956年7月，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和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同志都在莫斯科，同苏联政府谈判援助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新项目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草拟，便由周总理亲自主持和组织。

　　周总理在组织草拟“二五”计划建议工作中，充分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个建议的草拟程序大体是：(1)先由国家计委提出建议初稿，报总理初审，然后根据总理初审意见修改；(2)把修改稿送交国务院各部委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并根据各部委意见再作修改；(3)召开国务院会议进行讨论，听取各位副总理和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对修改稿的意见；(4)报中央政治局讨论，根据政治局讨论意见再进一步修改；(5)提交党的“八大”会议审议通过。周总理非常重视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并要我们认真地、充分地加以研究，充实文件内容，提高文件质量。在文件最后定稿提交党的“八大”会议审议时，他还亲自把关，要我们把各方面的主要修改意见汇集起来送给他研究，并与修改稿一一核对，发现有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时，总理一定要问清楚是什么原因。如果我们讲不出充分理由，他就要我们再作进一步研究，有时还指示我们对文件作适当修改。与此同时，为了弄清情况，他还约请一些做实际工作、了解实际情况的同志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周总理这种自下而上、自上而下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工作方法，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审议“二五”计划建议的过程中，周总理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既体现了他的革命胆略，又贯彻了求实精神。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强调“二五”计划的制订必须从实际出发。周总理在分析经济形势时充分肯定了在“一五”计划执行中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工作中发生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要求在今后工作中努力加以克服。他要我们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在总结“一五”计划执行中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方针、政策和措施，以有效地指导“二五”计划的编制工作。

　　二、强调计划要有明确的战略目标。鉴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胜利完成，我国将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周总理提出“二五”计划期间要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争取大约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三、强调计划指标既要积极，又要可靠。鉴于1956年上半年经济发展中已经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周总理指出，搞计划不能只从需要出发，而应当从实际可能出发，并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他还说，中长期计划指标要定得稳妥可靠，让年度计划在执行中超过。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二五”计划建议各项指标的测算，当时是先从国民收入计划入手的。首先研究计划期内工业、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可能达到的增长速度，计算出国民收入预期可能达到的总额，在这个基础上再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以及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然后进一步考虑投资总额和各部门的发展规划。这种计划方法，有利于把需要与可能、把重点和一般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国民经济能够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保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提高。

　　四、强调在继续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要突出农业的地位。周总理提出“二五”期间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农业的发展同工业的发展互相协调，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并指出只有农业稳步发展，人民生活才能安定，国民经济才能健康发展。他常提醒我们，我国人口多，交通不便，粮食需要量大，主要应靠自己生产，进口一些粮食只能是临时作点调剂，如果粮食上出了大问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保证不了我们的需要。

　　五、强调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特别要重视重工业的技术改造。周总理提出要迅速提高工业技术水平，把我国的经济逐步推进到现代化技术的轨道上，以提高效益，促进经济的发展。

　　六、强调扩大对外经济联系。周总理指出，要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必须加强对外经济联系，既要加强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国际协作，又要发展同不同社会制度各国的国际协作，扩大相互间的经济、文化、技术交流和贸易往来，以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

　　七、强调搞好计划的综合乎衡。周总理指出，随着我国建设规模的扩大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我们在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等方面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在搞计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搞好各方面的综合平衡，特别是要搞好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并要考虑留有必要的物力、财力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

　　八、强调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周总理提出要正确处理和调整中央同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各地方、各业务部门和各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并广泛动员群众的力量，以尽可能快一些发展社会主义建设。

　　此外，周总理还要求，文件要写得简明扼要，思路清晰，重点突出。国家计委原来提出的建议草稿，共有两万多字，经过几次讨论修改，最后提交党的“八大”会议审议通过的建议，文字压缩到一万字左右。

　　周总理的这些经济思想，后来都成了“二五”计划建议的主要内容。重温这个文件，倍感亲切。这些思想不仅对当时的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周总理深入细致的作风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早已有口皆碑。在跟随他审议“二五”计划建议的工作中，我体会更深了，更感到由衷的敬佩。周总理审议“二五”计划建议是7月下旬在北戴河开始的，8月份回到北京后又集中反复研究审议、修改。周总理日理万机，白天要处理国务院的重大事务，每天晚上还在中南海西花厅他的办公室里，听我们的汇报。审议“二五”计划建议草稿，边念边议，讲思路，研究方针政策，审定重要计划指标，常常搞到第二天凌晨一二点钟，有时还搞个通宵。总理总是精力充沛，不怕疲劳，但他非常关心和照顾我们，12点后，总让我们吃些点心再继续搞。我们边议边记，第二天再根据总理的意见，核实情况，订正数字，并作文字修改，晚上再把重印出来的修改稿送到周总理办公室。就这样，连续搞了20天左右，我们虽然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的觉，但精神振奋，心情愉快，能够亲自聆听周总理的教诲，机会难得，感到非常欣慰和荣幸。周总理工作作风十分严谨，一丝不苟，考虑问题非常周密细致。他喜欢用毛笔阅改稿件，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对每个数字、百分比和标点符号，他都不轻易放过。有些重要指标，他还亲自核算，检验是否可靠，有没有算错。我们工作中的疏忽，如有些数字有出入，常常是他发现和纠正的。周总理这种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凝结了周总理的心血，集中了许多同志的意见形成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建议是比较符合当时实际的，可惜，后来经济的实际运行没有按照建议的精神办。1958年的年度计划原是按照这个建议精神安排的，当时定的钢的计划年产量为600多万吨。但到下半年，“大跃进”运动开始，要求当年全国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于是，各地纷纷追加计划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盛行起来。“大跃进”搞乱了整个国民经济，打乱了1958年的年度计划，“二五”计划建议事实上也被抛弃了。1959年和1960年，在“大跃进”的冲击下，经济工作继续出现高指标，经济运行处于无计划状态，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困难。鉴于“大跃进”的教训，1960年冬，党中央决定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调整了1961年的年度计划指标。这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中的重要转变。1962年3月28日周总理在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为了改变国民经济的“不协调的现象，为了巩固已有的成绩，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的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4月，在中央财经小组讨论调整1962年计划的会议上，总理分析了当时的财政经济形势后强调指出：“1962年计划必须作大幅度调整。”因此，又制订了1962年更具体的调整经济的规划。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按旬八大”所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执行，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肯定会顺利得多。

　　“三五”计划在执行中受到严重冲击

　　周总理非常重视中长期计划对指导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他总希望我国经济能在长期计划指导下有计划地发展。1964年，当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正在顺利进行时，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第三个五年(1966~1970年)要在继续发展沿海工业的同时，突出内地工业建设的新战略方针，周总理又负责组织和审议第三个五年计划草案。这个草案后来经党中央讨论并原则通过。“三五”计划中一些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设准备工作，如攀枝花铁矿石钒钦分离的科研试验工作、成都至昆明铁路的隧道工程和攀枝花钢铁厂等重大工程的厂址选点等，实际上从1964年就开始了。到1965年不少工程开始搞三通一平。1966年的年度计划，根据“三五”计划精神把一些重大建设的工程都分别列入了计划，但执行不到半年，“文化大革命”就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来，1966年的年度计划受到了严重的冲击。1967年虽然有个发展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但中央没有审批，也无法执行。1968年则根本无法制订计划了。这两年整个国民经济处于混乱状态，全国主要铁路干线经常瘫痪，煤炭供应严重不足，多数企业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很多重点建设工程被迫停工。1968年底，周总理决定在国务院业务组领导下成立计划起草小组，负责日常生产调度和编制1969年、1970年年度计划。由于总理直接指挥经济工作，1969年和1970年工业生产逐步回升。在“文革”动乱年代极左思潮猖獗的情况下，计划起草小组在草拟1969年和1970年计划时也只能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作些大体匡算，提出一些粗线条的建议。实际上，“三五”计划草案被“文革”冲垮了，同“二五”建议因“大跃进”而天折一样，又遭到了厄运。

　　草拟“四五”计划纲要的经过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周总理对“四五”计划草拟工作仍旧抓得很紧。1968年底他要顾明同志会同计划起草小组共同研究准备，系统地搜集和整理毛主席有关经济工作方面的指示，要求我们对毛主席的经济思想全面地、正确地理解。还指示我们在研究“四五”计划的奋斗目标时，考虑要全面，不仅要考虑工业，而且要考虑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在方针任务的提法中要写上“初步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制订详细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条件还不具备，但可以先搞一个《纲要》，搞得好对指导经济发展和防止盲目性会有一定作用。计划起草小组于1970年6、7月间撤销后，这项工作即由国家计委负责进一步修订。但是，由于林彪和江青等的干扰破坏，“四五”计划纲要草案在总理主持下虽然进行了多次反复研究和修改，但始终未能定下来。林彪和江青等干扰破坏“四五”计划纲要草拟工作的事例很多，就我接触到的印象比较深的有下面两件事：

　　第一件事发生于1970年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9月初，周总理指示国家计委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送到庐山供中央会议讨论。顾明、金熙英同志和我带着文件立即乘飞机去庐山。飞机在九江降落后，我们当晚就乘车上庐山。周总理住在庐山国际旅行社二楼。为了方便工作，总理要中央办公厅安排我们住在国际旅行社三楼，以便随时召见我们。我们到达庐山时，正逢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陈伯达阴谋反党事发，周总理夜以继日地分别找几个主要有关人员谈话，做思想工作，每天只睡几个小时，有时甚至通宵达旦。警卫人员为了在周总理休息时，不让别人去惊动他，在楼梯上摆上椅子。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仍旧惦记着“四五”计划纲要。有一天晚上，总理开完政治局会议，已是午夜12点了，他脸上虽然满是倦容，但还专门听了我们几个人关于“四五”计划纲要草案情况的汇报，并作了指示，要我们作进一步修改。在这次中央会议上，“四五”计划纲要虽然作为参考文件印发，但党中央原定讨论“四五”计划纲要的安排被打乱了，没有在会上进行正式讨论。

　　第二件事发生于1971年“九。一三”前夜。9月12日晚7时，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灯火通明，玻璃窗都紧闭着，并拉上深色的帷幕，靠广场方向朝东的窗户旁边放着长形会议桌，上面铺着白色的桌布。周总理背朝广场方向，正在主持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当时天安门广场上红卫兵正在紧张地列队操练，准备参加国庆游行，高音喇叭播放的进行曲隐约可闻。国家计委的顾明、段云同志和我列席了这次会议。夜间11点左右，顾明同志正在念报告中有关经济部分草稿，警卫人员请周总理去接电话。大约过了半小时总理又回到会议桌旁，继续边念边议，12点左右警卫人员又请周总理出去接电话，会议就停了下来。大约在13日凌晨一点钟，天安门广场上的高音喇叭声一下停下来了，人群开始疏散，喧哗的广场突然万籁俱寂。两点左右，总理通知我们几个列席会议的同志散会。我当时意识到出了一件紧急的重大事件，回到家中彻夜难眠。后来，我才知道是林彪叛逃。周总理接到电话报告后，就亲自在大会堂指挥和部署，以防止发生突然事件。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一伙的破坏，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拟工作就被搁置起来了，一直到1975年，四届人大才召开。

　　周恩来总理在“文革”的动乱年代里，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一方面要同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作斗争，保护老干部；一方面想尽各种办法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起来，维持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尽最大努力减少经济损失。他白天要处理“文革”中的各种复杂问题，晚上还常常拖着疲惫的身躯处理有关经济事务。我们看到周总理一天天消瘦下去，真为他的健康担忧。1972年周总理患癌症以后，仍一直坚持工作，继续关心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1975年初，周总理在重病中向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他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中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再一次向全国人民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报告，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信心和志气。对于周总理这种胸怀祖国，毕生勤奋，忘我工作的精神，我们深受感动。

　　周恩来总理的光辉形象和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将继续激励我们更好地执行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们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