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昂：爱国工商界的良师益友

　　抚今追昔，在我度过的92年的曲折的人生旅程中，经历过清朝、民国和社会主义新中国三个时代。我之所以能够由一个旧社会的民族工商业者转变、改造成为一个在党领导下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干部，这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我所接触过的许许多多共产党人对我的引导、教育与帮助的结果。其中，我最早接触到的、受其影响最深、最不能忘记的，就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我把他视为良师、挚友。至今，我家客厅正中墙壁上，还端挂着周总理的照片。每当我抬头望见这帧照片时，周总理一生为中国人民

和世界人民卓越奋斗的丰功伟绩，历历如在眼前，敬意和怀念之情油然而生。我深知，此情此意并非我一人才有。周恩来同志是中国人民异口同声赞颂和深情爱戴的好总理，是我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良师、知己和最真诚热情的伟大朋友。他为祖国、为人民、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鞠躬尽瘁奋斗了一生。他留下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将千秋万代永远得到继承和发扬。

　　我第一次见到并结识周恩来同志，是1938年初在武汉。那时，我是重庆华西兴业公司的经理。这个公司是我与胡仲实、胡叔潜、宁芷村、刘航琛、潘昌猷等老友共同于1932年9月建立的。 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很快形成为一个以工矿事业为主、包括金融和贸易在内的西南著名的企业集团。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抗战大后方的需要，华西公司所属的华联钢铁厂要扩大成为一个大型钢铁企业，在地方筹资不足的情况下，我们既要向国民党政府申请贷款，又要避开四大家族的控制。我为接洽和商谈华西扩建和贷款事宜，先后四次坐水上飞机去武汉。当时，正面临日本侵略者重兵压境、我国沿海和沿江诸省相继沦陷、国难深重的严重形势，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者，包括民族工商界的广大同仁，都急切地希望为挽救民族危亡尽点力量，都想探寻一条救国救民之道。我对中国共产党虽然还不了解，但是，很想听听中共高级领导人对时局的见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新蜀报》社长周钦岳介绍，在武汉我拜访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同志。我们无拘无束地谈了一个多小时。周恩来同志热情而坦率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方针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明确指出只要有全民族真正的坚强团结，抗战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得到振兴。他勉励我们要团结四川各界人士，支持国共合作，反对分裂，坚决将抗战进行到底。并希望我们对即将迁渝的新华日报社的工作给以尽可能的帮助。周恩来同志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明白了不少抗战救国道理，对中国共产党开始有了一些认识，使我深受教益，真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特别是周恩来同志那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风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以后每当忆起，还甚为感动。

　　后来，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重庆成了陪都。由于斗争的需要，新华日报社也迁至重庆。周恩来同志和董必武、王若飞等中共领导同志也相继到了重庆，并亲自领导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当时，重庆形势日趋严峻。1940年8月，日机大举空袭重庆，轮番在重庆上空盘旋，搞所谓“疲劳轰炸”，全城一片火海，一些繁华街道尽成废墟，并造成震惊中外的重庆大隧道(大防空洞)惨案，使上万人窒息而死，惨不忍睹。周恩来等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到各阶层发动并紧紧依靠广大爱国民众，坚决贯彻党的抗战救国方针和统一战线政策，坚决地对国民党当局的软弱妥协路线进行斗争，从而打开了大后方的抗战局面，大大增强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力量。在这段时间里，我有幸得到更多机会与周恩来同志接触，听过他的多次讲话，并向他请教关于中共对时局的主张。他每一次讲话，总是把当时国内政局和战局分析得那么清晰，观点明确，材料新鲜丰富。他的记忆力惊人，说话生动风趣而深刻，很具逻辑性、雄辩性和说服力、鼓舞力。我们工商界同仁对他十分敬佩，我也因此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及其反动投降路线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对人民抗战救国的胜利前景增强了信心，并逐渐以较隐蔽的形式参加了斗争。以后，我曾多次在国民参政会上听到过周恩来同志和张澜等的精彩演讲。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时局异常险恶，重庆完全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周恩来同志在陪都重庆，为争取和团结工商界人士，深入而耐心地做了大量工作。我参加了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白象街举行的那一次同爱国工商界人士的座谈会，亲自听到他激动人心的讲话。他针对国民党加紧对民族工商业的压迫和对人民群众的肆意掠夺，列举了当时国民党政府每年出口猪鬃、桐油、生丝等所换取的外汇金额，均以法币向工商界结算，私肥了官僚资产阶级，却使民族工商业蒙受了巨大损失的情况，进行了深入浅出具有说服力的揭露与分析，使全体到会的工商界人士 深受感动和教育，无不对周恩来同志表示由衷的钦佩。

　　1944年到1945年间，抗日战争已到最紧要的关头，国民党当 局的倒行逆施却有增无已。周恩来同志在与我们重庆工商界人 士更广泛的接触中，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 批判，向工商界指明只有同全国人民一道，争取民主，才能真正 求得生存和发展。工商界人士在周恩来等同志引导下，进一步 觉醒起来。

　　1944年冬，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又一次出面邀请民族工商业知名人士等，在重庆上清寺“特园”举行座谈。除我之外，记得还有胡厥文、刘鸿生、李烛尘、章乃器、吴蕴初、吴羹梅、刘西园等，共计40余人。周恩来同志的讲话，爱国主义的主题十分突出。他透辟地剖析了时局，强调指出，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爱国者，一定要认清形势，坚持将抗战进行到底，一定要为争取民主和平而斗争。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民族要独立，国家要富强，工商业家要努力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945年10月，周恩来同志又应邀出席了重庆工商界西南实业协会的“星五聚餐会”，在会上发表了《当前经济形势》的重要演讲。他分析了当时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形势，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提出希望民族资本家要有远见，同中国的广大劳动者一道，共同奋斗，争取和平与民主，以求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他推心置腹的讲话，使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未来的政策和国家未来的形势发展有了一定的认识，增强了信心，因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国共“双十协定”签字不久，周恩来同志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又先后在《新民报》负责人陈铭德、邓季惺家和川康银行总经理宁芷村家约我和西南工商界几位良友谈话。我们非常感谢周恩来同志在此关键的转折时刻找我们谈话。周恩来同志着重指出，抗战胜利之后，经济建设固然很重要，但当前阻止中国前进的主要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建设也是搞不好的。没有和平民主，就谈不上建国。他启发工商界人士应认识到，要想发展自己的事业，就应当支持和平建国的方针，为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促进实现《双十协定》施加自己的影响。周恩来同志的精到见解和分析，使我豁然开朗，留下极深的印象。

　　1946年后，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掀起了新的高潮，工商界人士也在接受斗争的洗礼。由于多次聆听周恩来同志的亲切而深刻的教诲，又受到董必武、吴玉章、许涤新、徐淡庐、彭友今等同志的热情帮助，以及现实斗争的教育，使我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先进力量的代表，可以而且应该由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来领导全国人民去与一切黑暗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并且一定能最终取得彻底的胜利。于是，我丢掉了对国民党当局曾一度抱有的幻想，比以往更多地积极参加了爱国民主运动，支持中国民主同盟的革命活动，参与筹组中国民主建国会，利用我在重庆市参议会和工商界的地位与影响，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斗争，并于1949年初痛下决心出走香港。在那里我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思想认识上收获很大。

　　1949年夏，我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由香港绕道海路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到京后，周恩来同志在百忙中亲自接见并告诉我，全国的解放已为时不远，全国解放以后，整治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但这是胜利中的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他说，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更需要依靠同各方面朋友的亲密合作，共同努力。他对我能够下定决心，不顾危险，克服困难，在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帮助下到达北平感到高兴，并表示十分欢迎。他勉励我为祖国多作有益的贡献。此次接见，使我特别兴奋和感动。不久，我怀着十分愉快的心情参加了首届全国政协会议，出席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亲耳听到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无比激动地认识到，我自己已经开始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光明大道，我决心跟着中国共产党永远走下去。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齐燕铭同志传达周恩来同志的意见，要我回四川工作。我乐意地接受了党中央的派遣，在参观了东北之后，回到刚解放的重庆市担任副市长，积极地协助市长陈锡联、副市长曹获秋同志开展工作。由于我主要是负责抓工商界的工作，所以，对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改造的方针政策感受较深。1952年，周恩来同志在与工商界人士的一次谈话中说：“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将来要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我们要做很好的安排。”我由衷地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并积极带头贯彻，努力加速自己的改造过程，决心不辜负周恩来等党的领导同志对我的教诲，不辜负党对我的关怀和信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的方针，的确是我国的一个伟大的创举。这一改造的完成至今已30多年，工商界广大同仁早已如周总理所说，在各得其所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中共中央已庄严宣告，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了。这是我国乃至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也是我国民族工商业者在党的领导下对祖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对此，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和骄傲。周恩来同志作为这个胜利进程的主要设计者和主要的推行人之一，其卓越贡献，更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会忘记，永远要纪念的。

　　周恩来同志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最杰出的倡导者和最优秀的实践者。

　　周恩来同志历来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各方面人士的学习和进步。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谈到学习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一再强调“学习要根据自愿”，学习的目的是要跟国家的领导思想相一致，跟国家的经济建设、文教建设的方针相一致，跟国家机关制定的政策相一致。我国统一战线内部能够形成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优良传统，各界人士能够在学习改造的道路上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进步，能够为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都是与周恩来同志的关心和指导分不开的。

　　周恩来同志一贯十分重视并非常善于同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交朋友。他从不摆架子，不打官腔，对朋友总是那样热情、坦诚，虚心倾听朋友的种种意见，采纳朋友的良好建议。对于能够善意提出不同意见、大胆展开批评的朋友，他尤其欢迎并视为诤友。周恩来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的讲话中，对交党外朋友的重要意义就讲得非常明 确。他说道：“要实现民主生活，还要求共产党员多交党外的朋 友。既然我们扩大了统一战线，共产党又在这里起领导作用，我 们党员应该把许多党外的意见集中起来，集中到党的领导机关 来。这就要和党外的朋友来往，就要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党 内外应该相互多交朋友，特别是共产党员应该主动多交党外的 朋友。每个共产党员都得有几个党外朋友来往，可以多交新朋 友，也可以有些固定的朋友，能够反映一些意见，敢干提出意见 的。陈毅副总理昨天谈到，要有畏友。就是说，他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的短处，习惯了就不是畏友而是诤友了。”周恩来同志还说：“我们共产党员既然参加了政协，那就要特别注意多接触自己不熟悉的事情和不熟悉的人物。你既然不熟悉，就证明你在这方面有缺陷，你去接触了，才能认识，才能了解，才会得到有益的东西，即使是反面的意见，甚至不对的意见，你也可以作比较。习惯于只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只喜欢听相同的意见，听不到不同的意见，对不熟悉的事也不愿意去熟悉，把自己局限起来，这样工作就会越做越窄了。”周总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这方面，他堪称共产党人的光辉榜样。我们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中，很多人都同他有着深厚情谊，把他视为真正的知己、挚友和良师，而这些人也被他视为好友甚至党的诤友。

　　周恩来同志对党外朋友不仅政治上真诚爽直，尊重信任，对他们的生活、健康状况直至生命安危，也十分重视，关怀得无微不至。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有口皆碑，至今还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在言谈中经常称颂。

　　1965年3月，我参加了出访非洲十国的全国人大代表团。经上海时，正在上海视察的周总理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亲切地嘱咐说：非洲许多国家刚刚赢得独立，正在建设自己的国家，尚未摆脱贫困和落后的状况。前去访问，要以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的战斗友谊为重，不要有大国沙文主义。周总理还非常关切地对刘宁一团长说：胡子昂同志快70岁了，从医院出来不久，你们约他到非洲，我赞成，但要好好照顾他的健康。周总理这一叮咛，使我一路受到照顾。我内心感到不安，又十分感激周总理，感激同志们。

　　缪云台同志在回国定居前，曾先后几次回国观光，周总理不只一次接见并招待他吃饭。也曾邀我赴宴作陪。记得有一次周总理还叫我向缪云台同志介绍有关成昆铁路修建的情况。

　　周恩来同志与我最后一次单独谈话，是最令我难以忘怀的。那是在1971年林彪事件后不久，周恩来同志在一次重要的座谈会上，亲自向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说明林彪叛逃事件的经过。会议结束后，很多同志都已走了，我因当时司机没在暂时未走。周总理说他正好也在等车，便亲切地邀我到一处坐下来，和我谈了好一阵。他向我谈起当时国家的严峻形势和前景，谈到统战工作的艰苦和遭遇。他十分关切地询问我的身体健康状况。我回答说：“文化大革命”以来，除去到机关参加学习以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较能注意保健，请总理放心，并请总理多多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同时告诉总理，自己未放松学习，常常回顾过去，以便认清形势，坚定自己的信念。谈到这里，周恩来同志语重心长地勉励我，肯定我对党和国家所做的工作，并亲切地说我是“党的许友”。我当即向总理表示，自己做得还很不够，今后应该继续努力。周恩来同志这次与我单独谈话，使我分外激动，象有一股热流流遍全身。“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总理为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日理万机、日夜操劳，还利用这次偶然的机会， 与我亲切交谈，给我新的教诲、鼓励和关怀，我无比感激，终生不会忘记。粉碎“四人帮”以后，邓颖超同志在一次元旦活动中见到我，曾向我转述了周恩来同志在重病期间对她提到过，说我是党的诤友的那段往事。邓颖超同志1987年到我家中看望我及1988年3月8日全国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十七次常委会结束时，与我在会场前面的单独谈话中，都重提了那段往事。在这先后几次谈话中，我不止一次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在非常复杂、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地保护了一大批党政军干部和党外人士。为了使横遭批斗侮辱的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得到保护，他巧妙地决定把这些负责人的学习改在家中自学，并指示有关部门予以保护。他又在1969年5月4日发出关于保护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一封信，信中明确规定“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的干部队伍，而不要去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如果他们中间出现了现行的反革命分子，自当别论，但也需先报告军管代表，得到中央或省、市革委会同意后，方能采取行动。”我们民主党派领导人，包括我个人在内，要不是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采取果断措施加以保护，后果恐难想象。

　　但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却未能保护自己。万恶的“四人帮”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周总理。他本来处境已十分困难，还千方百计想多帮助一些同志摆脱危境，自己竟成了重点袭击的对象。由于他日夜为祖国和人民的生命与前途忧虑，加之身患癌症，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1976年1月9日晨，当广播电台里突然传来哀乐声，沉重悲痛地宣告周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时，我的心碎了，我忍不住老泪流了满面。我们党和国家失去了一位多么好的领导人！我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失去了一位多么好的良师益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到“四化”建设上来，改革、开放方针的实施使祖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新的局面。我想，“四化”建设所取得的各项成就，是与周总理伟大革命精神分不开的。

　　周恩来同志没有死，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鼓励和鞭策我们，为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为促进“四化”、振兴中华、统一祖国而不懈奋斗。

　　《我们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