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哲一：周总理关心和支持物资工作

　　1953年到1960年，我先后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担任副主任，分管物资工作。这段时间我有幸与周总理有过不少接触，多次聆听他对物资工作的指示和教诲，至今言犹在耳，记忆犹新。

　　一

　　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个边学习、边工作、边修改、边总结经验的过程。在实际工作中，先有一个“一五”计划的轮廓设想(叫控制数字)，按照这个设想制定年度计划，通过年度计划的执行来充实和完善五年计划。重大建设项目的确定，也是从几十个，到最后形成156项的。因此，“一五”计划是1955年才定下来的。现在看来，“一五”计划基本上是正确的，计划指标提前完成，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基础，成绩很大，但在执行中教训也不少。1953年“小冒”了一下，正如周总理指出的，有些部门和地方，基本建设到处铺摊、百废俱兴、不顾条件，盲目冒进，影响了国家重点建设，造成财力、物力的浪费。为了纠正这些过高的速度，到1955年计划指标又定得偏低，到年底出现过多的财政结余，重要物资也剩余过多(积压)，各部门都叫计划定低了保守了。但 19 5 6年又“冒”进了一下，主要表现在基建规模过大，引起财政紧张，重要建设材料严重不足，采购人员满天飞，出现了黑市。

　　周总理对计划中出现的这些偏向非常重视，曾多次强调必须加强物资的综合平衡与管理工作。有一天晚上，总理把贾拓夫和我找去，要我们汇报物资的平衡和分配情况。从生产、建设、市场、进出口、援外到国家储备、当年准备，一项项问得很细。周总理的记忆力很强，我们汇报的数字同过去的情况稍有出入，就被指出来了。周总理这种不失时机的调查研究，掌握情况，总结经验，及时提出措施的严谨细致作风，使我们深受教育。

　　周总理还在不同场合多次指示，计划工作要实事求是地安排好各项发展指标，促使国民经济稳步均衡地向前发展。在物资分配的顺序上，首先是安排好日用必需品生产和简单再生产，然后再安排扩大再生产。基本建设规模要同物资供应能力进行适当的平衡，要同国力财力相适应。随着国民经济迅速发展，情况变化很快，不断出现新问题，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要头脑冷静，主动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掌握有利条件，尽力做好物资供应工作。

　　周总理非常关心人民生活。他常说，象铁丝、圆钉、头发卡子一类小商品，用料不多，影响很大，一定要解决好。对那些确实上不去的基建项目，就不要勉强，否则把别的都挤掉了，钱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切不可操之过急。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一五”期间我们着重抓了物资综合平衡和分配，制订物资消耗定额，开展增产、节约、代用、利用库存；逐步建立物资储备制度；开展废旧物资的回收和再生利用等等，可以说物资部门对“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尽了自己的力量。

　　1956年9月，周总理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用较大的篇幅总结了“一五”期间的经验和教训，其中特别谈到了健全物资储备制度问题。他说：“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这就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总理的这一指示，对我们做物资工作的同志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为不断地加强和健全国家物资储备和制订年度计划时的当年准储制度(即从物资分配方面稍留一点机动数)，指明了方向，端正了思想，增强了我们搞好物资工作的信心。

　　二

　　第二个五年计划，起初指标订得高，大的基本建设项目多，物资“缺口”也比较大，这些指标在反冒进中进行了压缩。后来在周总理主持下编制的“二五”计划，比较切合实际。如果按这个计划去做，国民经济会比较均衡地发展，将比“一五”取得更大的成果。可惜“二五”的第一年就受到“大跃进”的严重冲击，头脑发热，争放“卫星”，浮夸成风，已谈不上什么计划经济了。

　　在“大跃进”形势下，物资工作首当其冲，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为此，周总理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一次会议上，周总理问我物资“缺口”怎么解决。我当时根据“一五”的经验说，看来在物资总的短缺、品种规格不够齐全的条件下，制订出没有“缺口”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但“缺口”太大了也不行，应按不同产品要有不同的机动比例。如煤炭的“缺口”一般说不超过5%，是可以的，因为这些笨重物资的生产，运输堆放都有很大困难，缺口大了各方面都来不及应付，势必造成流通过程的混乱。钢材和有色金属的“缺口”不能超过10%。这些预留的“缺口”可以通过增产节约、清仓利废和代用来弥补，不致影响年度计划的平衡。如果“缺口”的比例再大就有困难了。我讲了以后，总理说，物资工作应当做到积极平衡，不能算死帐，既积极又留有余地。“缺口”可以留一点，但要留在明处，在执行中再加以调整，不要给下边造成过多的困难。周总理的这些教诲是很深刻的。

　　我从事物资工作多年，深深感到“中央集中”与“地方分权”是一个很不容易处理的问题。“大跃进”后期，中央批评国家计委没有做好综合平衡工作。特别是批评物资供应工作，一会儿多了，一会儿少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同时批评我们管得太多、太死，责成国家计委立即下放对企业的管理权和对物资的管理权限。当时，我们组织力量从产品目录到管理机构进行了研究，制定了下放方案并付诸实施。但放权以后又发现国家计委掌握的物资不能保证重点项目需要，出现了新的矛盾。1960年中央又指示收回一部分产品由国家计委统一管理。一放一收引起各方面的埋怨和指责，我特别感到压力大，担子重，不断地叫困难。后来，在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我对物资管理体制归纳了几句话，就是：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周总理听后说，这不是团团转吗？要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我说，这是根据几年工作所走过路子提出来的，我只是说明这个矛盾，并没有提出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先念同志插话说，应该是统而不死，活而不乱嘛。周总理接着说，物资管理是一项重要的新工作，只要认真学习，不断总结经验，是可以创出一条路子来的。总理的教诲，我终生难忘。遗憾的是，后来我调离了物资工作岗位，因此我没有机会能总结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比较成熟的经验，甚感内疚。

　　三

　　周总理关心干部、爱护干部，这是大家公认的。我也深有体会。1959年6、7月间，毛主席主持召开庐山会议。这次会议原定总结“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偏向。中央指示要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部分同志列席会议。国家计委指派贾拓夫、宋平和我参加。会议开始时，毛主席将国内形势概括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并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综合平衡。根据毛主席讲话精神，我在华北小组会议上发了个言，就大炼钢铁，到处建“小高炉”得不偿失，“大跃进”冲垮了物资平衡生产资料分配计划和市场非常混乱等问题，算了一笔细帐。我说有些地方动员几十万、上百万人上山找矿、炼铁，浪费了大量人力，浪费了大量煤炭，没有炼出好铁来；炼出来的铁也不能用来炼钢。大炼钢铁浪费的资金至少可以建设两个“鞍钢”。我的发言实际上是对“大跃进”、“大办钢铁”特别是对到处建小高炉、小焦炉浪费了资源，进行了批评。

　　后来由于彭德怀同志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会议突然转向，由反“左”转为反右，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开始我的思想怎么也转不过弯子，接着顾虑很大，担心被列为“军事俱乐部”成员。有一天，我们几个人去见周总理和富春同志。在总理面前，我们说在会上是讲了“错话”。总理当时没有吭声。随后总理在一次会议上，针对我们这些说了“错话”的人讲了一段话。大意是，一些搞业务工作的同志，从搞业务工作的角度上看问题，讲了些不该说的话，是属于认识问题，要总结经验教训，不能见物不见人，要联系政治思想观察问题。这些事我们等回北京以后再说。现在密云水库告急，你们先回北京去处理水库的事情。这样我们一些搞业务工作的同志都被周总理保护下来，没有受到冲击。过了一段时间，周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又一次批评我们这些人不能光从业务上看问题，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从此这件事也就了结了。

　　1960年9月，我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上海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再也见不到周总理，听不到周总理的声音了。我从“干校”出来以后，有的同志告诉我，周总理每次到上海都询问我的情况，并一度提出让我出来抓华东地区的工业生产。在当时的形势下，周总理还惦念着我这样一个从事经济工作的干部，还想方设法关照和保护我。同时又听说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各种办法保护了很多老干部和各方面的人士。每想到这些，我的心情就很不平静，非常激动，倍加思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