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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秀石:中国最早的战地记者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1月06日10:12 南方人物周刊
黎秀石:中国最早的战地记者

黎秀石:中国最早的战地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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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期间,他作为盟军太平洋战场上的随军记者,写过一百多篇战地报道;

  在1945年“密苏里号”上见证日军投降仪式的数名中国记者中,他是惟一在世的一个

  -汪晶晶 图/本刊记者 大食

  在中山大学校内一套简朴的教师住宅里,92岁的黎秀石坐在客厅里的圆桌前,身着翻领白衬衫,丝丝白发很整齐地梳向脑后,神采奕奕。失忆的老伴侧躺在桌旁的小床上,睁大眼睛听着采访对话,两手紧紧地握着丈夫的手。时光飞逝,这对伴侣已携手共度了近七十年人生。

  当年曾穿梭在战地第一线的《大公报》名记者,如今已腿脚不便,听力下降,大多数时间只能呆在家里陪着老伴,写写文章。但他仍然反应敏捷,采访中门被风吹开了一条缝,老先生用眼睛余光看到了,马上提醒说:“先把门关上。” 她老伴怕风,身体不好。

  也许是早年训练有素的记者生涯的缘故,从1949年后就基本上离开新闻界的他,还能主动控制谈话气氛。一个问题聊完,他就从回忆状态中走出来,笑笑:“我答完了,满意吗?下一个问题。”

  《大公报》的名记者

  1930年代初期,广东人黎秀石考入燕京大学。一年后,他放弃医学科,转到新闻学院。“新闻专业好对付”,他开玩笑说。燕京大学是私立教会学校,英文教学。在这里,他接受了严格的新闻训练。著名记者、《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先生此时正好在该校任教。

  “Fact is fact,view is view。(事实就是事实,观点就是观点)” 回忆早年,黎秀石挥动手臂,一字一顿地说,这是斯诺教给他的新闻观:“记者告诉读者的,应该是真实有用的事实,不能渗透个人观点在里面,不能用你的看法左右读者。”

  读书并不是他求学生活的全部。年轻气盛的他参加过北平的反日学生运动,有一次竟从校医院偷来一小瓶酒精,欲烧掉学校西门内卖日货的小店。结果因为店门是铁的,烧店未遂。

  黎秀石的整个青年时代,就在日寇的侵华战争中度过。颇有爱国情操的他先在香港加入了美国合众社做记者,日本入侵香港后返回内地,进入著名的《大公报》桂林版做编辑工作。1944年8月,广西沦陷,桂林版停刊。次年1月,著名报人、《大公报》主事人胡政之通知他:你想不想去缅甸,到盟军做战地记者?

  他没有同妻子商量就答应了:“回家告诉她时,她没有托我后腿,说:‘你去吧。’那时第一个孩子才三个月大。”

  说起自己的妻子,他不时抬抬被妻子紧握的左手,一副骄傲的神情:“要想做记者,没有个体贴的老婆怎么行!”妻子汪克柔,与他同是燕京大学的同学,相识相恋8年后结婚。黎秀石做记者时,她就在一家小学当教员。“那时我们很快乐。”

  “能活着回来很幸运。”黎老在自己新出版的《见证日本投降》一书中,回忆了早年在缅甸战场上的惊险一幕。日军正在败退,但日本兵发明了“自杀式火力点”,把自己的狙击手捆缚在大树上,伺机扫射过路的盟军。这些人即使被发现、被击中,也不会掉下来,依然继续射击直至死亡。一次,20多名战地记者随军去瓦城的时候,同车的路透社记者被射中身亡。没带武器的记者们只得加快车速穿过树林。

  在缅甸的几个月里,黎秀石共向国内发回了一百多篇文章,《解放瓦城之路》、《斯威堡的华侨》、《仰光解放》、《血泪斑斑话缅甸》等,其中很多是在密林或山洞中完成的。

  1945年9月2日,黎秀石亲眼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作为同盟国军队的一名军事记者,他和三名中国同行一起,受邀登上美军“密苏里”号,参加报道由美军麦克阿瑟上将主持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但这让他终身难忘的一幕,却让他有难以磨灭的歉疚。

  几名记者都向国内发回报道说:“日本无条件投降!”但黎秀石后来了解到,美国为了自己的战后利益,单方面决定保留日皇体制,因此天皇裕仁颁布的“终战”诏书,竟一字不提向盟国投降,签降仪式当日的降书中,也并没有“无条件投降”的字眼。日本还把侵略解释为“当初开战是为了自存与东亚的安定”。日本政府直到今天不肯承认曾侵略中国,就是以此为据。

  黎老到现在还甚感遗憾,自责没能准确报道事实,称自己是一个“洞察力不高”的记者。

  见证日军投降仪式后,黎秀石又跟随盟军部队前往日本,在东京,在横滨,他的实地采访,使他了解了普通日本民众的真实心理:

  ——“你认为东条英机是战犯吗?”

  ——“不是。”

  ——“那你认为东条有错吗?”

  ——“有。”

  ——“什么错误?”

  ——“他没有准备好。”

  ——“什么是没准备好?”

  ——(无语)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在《大公报》,黎秀石一直受到胡政之的器重。结束在日本的工作后,黎秀石便被派往《大公报》驻伦敦办事处,接替名记者、作家萧乾的工作。他和萧乾其实是燕京大学同学,“这是一个美差,不知为什么机会就给了我。”

  1949年3月,《大公报》伦敦办事处停办。报社让他将办事处的资金都寄回去,他一分不少全送到香港《大公报》。他戏称:“我当时真傻了。”

  可这股傻劲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救了他。《大公报》被认为是“小骂大帮忙”的报纸,很多报人被打成右派,而黎秀石因为把钱都寄回国,有“爱国行为”,就成了“漏网之鱼”。不过文革时还是没逃过住牛棚的遭遇。

  1970年代后期,老人回到广州,被中山大学英语系聘用,从此当起了老师。他开设了英美报刊选读等课程,编著过一本颇有影响力的书《英美报刊选读》。“现在想想,教ABC或许更有建设性,中国教育是根本问题嘛。”

  这位当年的名记者如此评价自己的教书历程:“这也算我的新闻道路的一种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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