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三九教父赵新先涉嫌渎职罪调查

　　退隐江湖一年有余的赵新先不会想到，自己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的方式竟会如此不堪——“逮捕”成为了各大媒体的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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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隐江湖一年有余的赵新先不会想到，自己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的方式竟会如此不堪——“逮捕”成为了各大媒体的头条。11月20日，赵新先以“涉嫌渎职罪”被深圳警方逮捕。

　　当年，这位被称为“三九教父”的人物，身上笼罩了无数的光环：“中国中药现代化之父”，“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企业家”、“人民解放军二级英模”、“中国经营大师”……

　　弹指20年，人生拐了一个弯，赵新先又回到了起点——深圳，这个他艰苦创业的地方。不同的是，1985年他领着南方医院药剂科的一帮同事来笔架山下，是创业；而今，在看守所里，他和一群下属们闭门思过，在静待惩罚。

　　赵新先一手造就了三九集团，目前看来，他或许将因三九集团而付出代价。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深圳、广州

　　药局主任

　　事隔多年，赵新先的很多大学同学如今都已经回忆不起45年前，这位老同学在学校——沈阳药学院都干了些什么。

　　“当年赵新先蛮瘦的，显得个子挺高，戴着眼镜，走路有些驼背。”赵新先的大学同学李好枝说，当年，赵新先确实太普通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

　　在那个饥饿感遍布的年代，没人想到这位成绩平平的同学日后会成为他们中的风云人物，当然就更想不到，在退休之后他还会锒铛被捕：都从报纸上看到了，可惜啊！

　　“在学校期间，赵新先表现挺好的，入了团。毕业的时候，因为家庭成分不错，成为年级200多人中仅有的10多个参军入伍的同学之一。”赵的另一位大学同学说，那时候在大学入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赵新先入伍去的是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附属南方医院，因为学的是药学专业，他被分到医院的药剂科。

　　“我记得大学毕业时参军了，报到时给我开了80多元工资，那时大学生一个月的工资46元。当时我家里很困难，我毕业那年家里欠了人家600多元。我就把自己的工资省出来寄给家里还债……我用了两三年时间，帮着家里把欠的债还清了。”赵新先曾如此回忆当年。

　　1964年毕业入伍，1966年“文革”爆发，赵新先——这位戴着眼镜、举止斯文、说话谨慎的年轻人加入造反派，并成了其中的核心成员。

　　“当时的领导看中了赵新先的文笔好，不过他绝对没有参与打、砸、抢。”对于自己的老朋友，南方医院的陈宝田回忆中肯。

　　十年文革，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赵新先并未表现出特别之处。不过，作为药局(记者注：当时仿照苏联模式称为药局，实为许多医院的药剂科。)仅有的两名大学生之一，加之曾是造反派的核心人物之一，赵新先逐渐进入第一军医大学学校领导的视野。

　　1979年，赵新先任南方医院药局副主任，不安分的心思逐步显现：“和几位科领导一起，率先提出药局生产系统以承包为特点的管理改革模式，对药局生产班组开始实施自负盈亏、独立核算、自我发展的新模式。”

　　赵新先的具体做法是，将医院专家临床研制的药物生产、销售给病人或者其他医院，不要医院一分钱，每年都还上缴利润。

　　“这一点对我们科功不可没啊，至今我们还在沿用这种模式，仅仅一个药剂科一年毛利润就可以达到三四千万元。”南方医院药剂科副主侯连兵很感激他的这位老主任，说赵新先不仅搞承包责任制，而且还在搞著作、发论文，一改往日药局只知为医院各临床科室输送“给养、弹药”的角色。

　　药局终究是药局，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腾挪，赵新先不愿意。而且，不知从何时开始，在第一军医大学对面的白云山上崛起的白云山制药厂，也时刻刺激着他的神经——白云山制药厂与南方医院隔路相望，鸡犬相闻，站在药局大楼的顶楼上能清晰地看见那里人们的生活状态。

　　赵新先坐不住了。

　　笔架山下

　　1980年代初的广东，改革的春潮涌动。巧合的是，在一名侨商的资助下，第一军医大学想在经济特区深圳建设一个南方医疗中心，赵新先顺势向欣赏他的第一军医大学校长赵云宏将军提出，建设一个配套的药厂，保证可以盈利。

　　有了南方医院药局的成绩，加之“文革”以来形成的对赵新先的良好印象，赵云宏成了赵新先建设南方制药厂的鼎力支持者。

　　经过各种必需的繁琐程序和手续，并呈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解放军总后勤部向第一军医大学开放绿灯：同意第一军医大学在深圳开办一个医疗研究中心，并准建一个药厂。

　　由此，赵新先开始了他在深圳笔架山下的创业之旅。

　　“那个时候条件确实十分艰苦，刚去的时候笔架山还是一片荒山，我们就住在武警部队训练警犬的棚子里。连个厕所都没有，女同志白天跑到居民家里方便，晚上只好在卡车后解决。即便如此，每天几乎都吃不饱。就那样，赵新先每天还改不了喜欢跳舞的习惯，去市里跳，一跳就到十二点，害得陪他去的人都直打瞌睡。”

　　回忆起当年和赵新先等人创业的艰苦及恩怨，原南方医院药剂科的会计范桂荣在初次见面的本刊记者面前泪流满面。

　　当年参与南方制药厂第一批创业的原南方医院药剂科药剂师朱子琪，给本刊记者讲了一个很有趣的细节。他说，当第一军医大学给赵新先药厂的500万元经费几乎要用尽的时候，他们急中生智，利用药厂前的两个水塘，养起了鸭子，想用鸭蛋卖钱。结果，由于从来没有养殖经验，大批鸭子死亡，损失惨重。

　　“我还怀疑当年做饭的师傅是否偷了我们买菜的钱呢。”朱子琪笑着说。

　　一篇宣传赵新先的文章这样描写当年的场景：白天上山勘察，填沟平荒，采购建材，各奔东西；晚上他们躺在用木板隔就的地铺上，就着昏昏油灯，安排好第二天的工作，就伴着耗子与蛇的生死搏斗以及蚊虫叮咬，各自打呼噜。他们用铁皮搭起了厨房，大家轮流做饭，一天只有15元的生活费，居然还能每天省1角钱，留到周末改善伙食，这在已是特区的深圳可谓是天方夜谭。半个月下来，个个都成了黝黑精瘦的模样。

　　1986年，南方制药厂开始试产，1987年正式投产。当年创产值1130万元，比原计划的500万元翻了一番。1988年产值6115万元，比原计划的3000万元。又翻了一番。此后几年，南方制药厂高速成长。

　　“那几年，市场上的胃药很少，没什么选择的余地，突然出现一种疗效还行的三九胃泰，走红是必然的了。而且当年药品审批不像现在这么难，广东省批就可以了，上新药也简单。”对于主产三九胃泰的南方制药厂的成功，侯连兵如此分析。

　　后来事实表明，三九胃泰这种最高销售额达到7个亿的药对南方制药厂功不可没，三九集团中“999”正由此延伸而来。

　　多重恩怨

　　在对外的公开宣传中，赵新先都或多或少地称自己是三九胃泰的研制者之一，讲自己当年是带着科研成果下海搞药厂。

　　这一说法并不为南方医院的许多专家所认同。

　　南方医院的著名消化内科专家周殿元教授告诉本刊记者，三九胃泰乃是他在文革期间，从民间搜集验方获得，后经临床不断增补药物而成，赵新先只不过当时在药剂科作为药剂师参与而已。

　　这一点，被南方医院的“三九冲剂研制情况报告”所证实。

　　不过，让80岁的周殿元气愤的并不是谁是主要研制者这一论争，而是在第一军医大学将三九胃泰这一科研成果无偿转让南方制药厂生产时，赵新先擅自在药的包装上注明“获得军队重大科技发明奖”。结果，老先生后来再去申报奖项，评委会不无调戏地问 ：“三九胃泰都获得‘重大科技’奖，还要我们这个一等奖干吗？”

　　“直到今天，三九胃泰已经成为国内外知名的药，却依然一个奖都没有获得过，最后第一军医大学看不过，给了一个特等奖。这都是赵新先闹的！”想起三九胃泰，周殿元老先生很生气。

　　朱子琪告诉本刊记者，与三九胃泰类似，为了宣传正天丸，他曾经和赵新先在药盒包装上注明是“第一军医大学名中医陈宝田教授经数万例临床”实验发明所得，当时陈宝田还不怎么出名。结果，药品出去之后，害得一军大的其他老师打电话过来询问：陈宝田怎么一下子成了名中医？

　　另外，让三九胃泰的研制者周殿元、正天丸的研制者陈宝田等专家郁闷的是，赵新先靠着生产、销售他们的药物发家，但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回报。

　　“到最后，我们找他，他说给几百万不成问题，还没给呢，三九集团已经不是军队的了，他又说自己说了不算。”提到赵新先，南方医院的陈宝田教授也似乎怨气未消。

　　个人之间的恩怨，并未影响到赵新先南方制药厂的发展速度。

　　赵新先不遗余力地推行他的广告宣传策略：1988年，在广州出租车做“999”灯箱广告，成为亚洲第一家使用出租车灯箱做广告媒介的企业；1990年，邀请李默然为三九胃泰做广告，开创国内“名人广告”先河；1992年，在香港维多利亚港打出“999三九胃泰”屏幕广告，为全球最大的霓虹灯广告……

　　渐渐地，做大之后的赵新先，不再满足于校办工厂受制于人的局面。

　　当时，从南方制药厂建设规划开始，都是从属于第一军医大学在深圳筹办的南方医疗中心，一切权利归医疗中心所有。建设时，在药厂名下有500万元的款项，按照规定，药厂动一分钱都要事先请示。这让赵新先不自在。

　　现在南方制药厂有了大笔的资本，加之生意兴隆，引来了解放军总部领导的频频光临，这为赵新先开通了迈向更高台阶的大门：1989年4月，解放军总后勤部授予赵新先“优秀军队企业家”的荣誉称号，并作出《关于向赵新先同志学习的决定》……

　　1991年11月，解放军总后勤部更发布命令，南方制药厂脱离第一军医大学，直属总后勤部管理，并以其为核心组建三九集团。总后勤部对第一军医大学的补偿款为1亿元。

　　在南方制药厂一年利润就好几千万元的情况下，赵新先的这次单飞，如同脱离医院创立南方制药厂一样，再次让第一军医大学陷入一种不愉快之中。

　　另外一个无法言说的细节是，在各种场合，赵新先为了表明自己创业的独立无援，声称自己1985年建南方制药厂的500万元是借款，后来归还了。媒体报道说，1996年三九因准备做H股上市而给总后勤部写的报告里，讲到三九的发展过程时有一句“三九是借贷500万元起家的”，这句话后来被总后划掉了。

　　“如果不是赵校长亲自抓，就凭赵新先一个药局主任，能在特区深圳弄下来那么一大块地吗？”周殿元教授说，按照老校长赵云宏的规划，依靠第一军医大学的科研实力，不断研发出来新药，将南方制药厂作为生产基地，产生的利润反哺学校。但赵新先后来脱离了学校。

　　思维和机制

　　赵新先这样做，当然有自己的理由。不甘心被锁住手脚是他的性格。

　　在南方医院药局时，下辖百十名干部、职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赵新先都是科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好比一个独立王国”。这种客观环境，为他在药局推行他的一系列改革构想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医院的一个药剂科竟然有自己独立的银行账号，自负盈亏、目标管理，让药局蒸蒸日上；另一方面，这也为三九企业集团日后成为他个人色彩极其浓烈的“赵记企业”埋下伏笔。

　　1991年，成立南方制药厂党支部时，赵新先同样地向第一军医大提出要求：他这个厂长要兼党支部书记。赵云宏很快批准。

　　南方制药厂划归解放军总后勤部、组建三九企业集团之后，又是“根据赵新先的建议”，总后勤部准予三九集团仍采用一人负责制的领导模式，担任南方药厂厂长的赵新先同时担任三九集团总经理兼党委书记，不另设副总，党委的两名副书记都是兼职。

　　并且，总后明确宣布，直属领导、总后生产部对三九集团只管赵一个人，整个集团的经营运作由赵全权负责。

　　“我只管赵新先一个人，其他三九集团千人万人，由赵新先去管……我管特别大的合资项目的审批，国内500万美元，海外100万美元以下的由赵新先批，以后还可以再放松。”原解放军总后勤部生产部的孙承军这样说(引自《赵新先与三九集团》，宋红岗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一个人说了算才能消除争议、磨擦、内讧，责任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企业才能高效运作……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再从领导集体的组成结构看，有搞人事的，有搞党务的，有搞共青团的，有搞后勤的，有搞工会的，有搞业务的，这些人分别对不同的上级负责，甚至本来就是由不同的上级派来的，要来讨论三九胃泰怎样生产销售，怎样做广告，怎样赚钱，怎么讨论得下去？”赵新先如此解释自己的集权行为。

　　有了这样的思维，于是，在2004年5月离任前，在长达19年的时间内，赵新先一度在三九集团身兼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四职。“三九机制”第一条便是法定代表人负责制。三九后来实施的大规模兼并收购，都是无需总后批准的企业自主行为。同样地，对于三九集团下属的企业，为各种事务忙得焦头烂额的赵新先如法炮制，放权给他所信任的下属们，只管一个人。

　　“结果，三九成了赵新先的三九。他好，企业也就好，下面指派的人好，企业也就好，反之则遭殃。”跟随赵新先十年、现在广东一高校任教的高崇凯教授如此分析。

　　路径选择

　　在南方制药厂作为第一军医大学校办工厂阶段时，赵新先的方向是明确的，医药是他的主攻。

　　1991年底归属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北京给赵新先明确指出了三九集团的发展方向——“逐步向跨行业、多功能、外向型发展，最终成为跨国经营的企业集团。”赵新先眼前的路开始模糊起来。

　　赵自称开始走“被动多元化”的路子。实际情况是，1990年代初，三九胃泰被卫生部列为自费药之后，销量一落千丈，赵新先一方面引进外资救急，另一方面，他也开始尝试新的利润产生路径。

　　一位研究三九企业发展的人士表示，“很多资产都是三九开口要的。1998年与军队脱钩之前，向各地地方政府要；与军队脱钩之后，转而向国资委要。”

　　三九集团创建之初，以南方制药厂为核心，共35家企业。5年后，赵新先手中的三九企业集团已然拥有全资、控股、参股企业140多家，到后来，子孙公司竟然达到五级的程度，多达几百家，医药、汽车、食品、酒业、饭店、农业、房产等几大产业多元并举。

　　对此，赵新先是这么认识的：“中国的企业多极化发展，我自己认为是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中国国内现在舆论界也好，理论界也好，都认为中国的企业家不能够向多极化发展，很多企业家失败在多极化发展上。我认为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企业多极化发展是正常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在多极化发展当中做成功，尽量不失败。”

　　1999年底《财富》论坛在上海召开期间，赵新先和当时美国通用公司的副总裁伊梅尔特有这样一段有趣的对话。主持人最后让这两位以兼并见长的企业老总各为自己的兼并成绩打一个分数。通用副总裁给自己打了89分。赵新先则说：“如果在全球来比，他通用89分，我只有79分；如果在中国来比的话，我看(三九集团)应该打99分喽。”

　　没想到，仅仅半年，赵新先便遭到中国证监会的迎头痛击——公开谴责三九集团占用上市子公司资金20多亿！他开始了危机公关：不停地认错，还款。

　　由此，三九高速成长的

　　59岁现象？

　　时至今日，赵新先的落马被归结为国企领导人“59岁现象”，在于国企约束和激励机制不健全。

　　然而，一些三九集团内部与赵新先接触颇多的人士并不这样认为。

　　“你千万不要把赵新先现在出事当成是59岁现象，这你就错了，赵新先和褚时健、李经纬他们是截然不同的。”曾在三九集团做过多年中高层干部的高崇凯教授说。在他的眼中，赵新先最终落马在于自身原因，而不仅仅是体制。

　　“他做事比较荒唐，集团全是他一支笔说了算，根本不像一家国有企业。三九内部不是流传着一个60人黑名单的事么？现在已经有一批出事了吧(记者注：指三九集团被逮捕的崔崇林、陈达成等人)。”

　　“到了最后，老赵做的事都让我们看得胆战心惊。”高说，到了后来，三九集团除赵新先外，任何人都驾驭不了：“就像一艘漏洞百出的破船，赵新先是坐在漏洞上不敢抬屁股，一动船就要沉。”

　　然而，与内部员工对他的印象不同的是，尽管自己领着一份并不算十分丰厚的薪水，与许多遮遮掩掩闭口不谈产权问题的老总相比，面对媒体，赵新先并不忌讳三九集团的产权问题。

　　1998年12月28日，他放言：这(记者注：指三九的产权改革、分配问题)在政界是个敏感问题，在经济界是认为有必要解决的问题，而对他赵新先来说是无所谓的问题，“因为我是共产党员，给不给股份都会积极干”。

　　2001年秋天，他再次表态：“这个问题关键就是不能我考虑。明白吗？关键就是不能我考虑，而要我的婆婆考虑！要三九的主管部门他们来考虑！呵呵。”

　　说归说，无论是在外界的宣传，还是在内部的职工讲话中，这位中将级别的文职军人都给人一种公而忘私的印象：一条再普通不过的白色休闲裤，一件伴随他许久的红色夹克衫，8个月都舍不得换的三接头皮鞋，最爱吃的是萝卜丝和煎鱼，长时间住在三九最早的普通六层宿舍楼里，两名子女无一在三九集团或关联公司工作。

　　就在其“辞职”前不久的一次内部讲话中，面对三九医药全国各片区的近千名职员，赵新先提到：“国家给我的很少，但是给你们的不能少。”博得台下一片掌声。

　　“赵新先凝聚力比较强，给下属的福利也好，让人们跟着他干，有一种荣誉感。”

　　目前，三九集团陷入危机，赵新先已经垮了。其是非功过，经验教训，该如何评说和吸取？

　　三九集团兴衰史

　　成立

　　1985年深圳南方制药厂成立，挂靠广州第一军医大学；主要生产三种药物——“三九胃泰”、“壮骨关节丸”和“正天丸”。

　　1987年，南方制药厂正式投产，当年即告盈利1000万元。1991年，南方制药厂脱离广州第一军医大学，转投解放军总后勤部。后者将下属新兴企业集团在深圳的酒店、贸易公司等资产划拨，与南方制药厂资产共同注入新成立的深圳三九实业总公司，后又变更为三九集团。

　　扩张

　　1994-2001年，三九通过两轮大规模并购和自我扩张而日益庞大。从1995到1997年底，收购企业近50家。到了2004年底，三九集团下属企业已经有了443家。到巅峰时期，三九拥有超过200亿元总资产、3家上市公司和400余家子公司、涉足药业、农业、

　　危机

　　2001年8月，中国证监会对其核心企业三九医药作出通报批评，披露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三九集团占用资金高达25亿元。

　　2003年，多达21家债权银行开始集中追讨三九集团债务并纷纷起诉。三九债权银行披露：“三九系”整体对银行的负债总额最高达107亿元。

　　此后有媒体调查，整个三九系贷款和贷款担保余额约为180亿元。2004年5月，赵新先被免职后，国资委随即派出工作小组进驻三九集团，处置其巨额不良资产。2005年5月，国家审计署派出审计小组，开始对集团财务收支及赵新先任职期间的经济责任进行审计。

　　导火索

　　2000年，三九集团投资坪山镇

　　就是这个案件成为清查三九集团的专案组的重要突破口。

　　(实习记者徐振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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