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史郎日记》：一个人的战斗

　　老枪/文

　　2006，多雨而寒冷的1月——在这种天气里，人不易坠入爱河，却常常坠入冥想。

　　那天，从朋友的博客上极其惊讶地得知，一位曾在重庆某媒体作过副刊编辑的年轻人已在近两年前死于一场车祸。那是一个潦倒而有才华的兄弟，对新闻与文学都充满了侠肝

义胆的激情。因为车祸发生在外地，加之当时那位兄弟已离开风云变幻的重庆媒体圈，所以，他的死讯便被冻僵在朋友的博客上。

　　紧接着，另一条消息从网络上跳出来：原侵华日军老兵、曾7次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下跪谢罪的东史郎先生病逝，享年95岁。那是元旦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山城重庆笼罩在一派晦涩的冬雾中。抗战时期，每到这种季节，借助于浓雾的掩护，由大后方进步文化人士发起举办的雾都艺术节便热火朝天地拉开帷幕。而在60多年后的这个雾季，东史郎，这名曾亲历了南京大屠杀的前侵华老兵孤独地走了。说他孤独，是因为他的正义之举在他的国家被视为大逆不道。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他以一本血泪斑斑的《东史郎日记》作证，向世界重新讲述了那一段正在被他的国家和同胞所歪曲的历史。尽管东史郎的日记在日本国内激起轩然大波——日记中所提及的侵华老兵将他起诉至东京地方法院；然而，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却以大无畏的勇气完成了他的自我救赎，以及他对和平的膜拜。

　　我很惭愧，如果不是被这个突然的死讯所触动，我可能永远不会去阅读那本让世界为之震惊的日记——正如我如果不是偶然地路过朋友的博客，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早在近两年之前，那个潦倒而有才华的文学青年就已被一场

　　翻开《东史郎日记》，1937年，南京，那个弥漫着血腥杀气的冬天便如同东史郎先生的死讯一样，不容争议地向我们走来——

　　“12月21日，受命整肃南京城，离开郡马镇。位于中山北路上的最高法院是一栋灰色的大楼房……马路对面有一池塘。不知从哪里带来一个支那(中国)人。西本(笔者注：即后来起诉东史郎先生日记“侵权”的桥本光治，下同)提出，把他装进袋子里，浇上汽油点火烧。哭喊着的支那(中国)人被装进邮袋中……他在袋子里挣扎、哭泣、大声喊叫。袋子像足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像蔬菜一样被浇上小便。西本拿来汽油浇到袋子上……点着了火，袋子里发出一种无法言状的可怕的喊叫声。袋中人用浑身的气力使袋子跳了起来……西本说：“喂，你那么热的话，给你凉一凉怎么样？”说着把两枚手榴弹系在绳子上并扔进了池塘。火灭了，袋子沉下去了，就在波纹即将恢复平静的时候，手榴弹在水中爆炸了。水咕嘟蹿了上来。游戏结束了……这一队人又吟着小曲继续行进了。”

　　那一天，25岁的鬼子兵东史郎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步枪，呼吸着南京城内充满死亡气息的空气，他目睹了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屠杀，目睹了一个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像蔬菜一样被浇上小便”和汽油，而后活活烧死。

　　是的，“游戏结束了……这一队人又吟着小曲继续行进了。”但是，因为这个老人的忏悔，使得这一幕——这超越了善良人类对于残暴一词的想象力的一幕，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十字架上，无法结束。

　　距离那一天刚巧50年零一天，1998年12月22日下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对《东史郎日记》案作出被告再次败诉的判决。据报道，判决下达后，一批曾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穿上“大日本皇军”的军装和军靴，得意洋洋地在东京街头招摇过市，仿佛又回到了1937年的南京。那一刻，我们可以想象东史郎先生内心的忧愤。这是一场一个人对一个政府的战争。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争中，东史郎先生虽然“一输再输”，但他却赢得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敬意。

　　历史有很多巧合，在东史郎先生去世前一周，2005年12月27日上午，“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团”首席大律师一濑敬一郎宣布，他受36名原告委托，代表在世的400多位大轰炸受害者，将于2006年3月30日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交起诉书，正式拉开对日本政府索赔的序幕。

　　69年前的那个12月21日，“火灭了，袋子沉下去了，水咕嘟蹿了上来，”一个中国人的生命消失了，“游戏结束了”……但是，善良的日本人民要求还原历史真相的战斗却没有结束。

　　是的，正是因为有了东史郎先生和一濑敬一郎先生们的前赴后继，我们才得以时时警醒、时时自问：身为中国人，你是不是已经忘记1937年南京城内燃起的冲天大火？是不是还记得——60多年前，盘旋在重庆城上空的那一声声凄厉碜人的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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