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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永远的俄罗斯情结:苏联大哥改变他们人生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1月11日11:42 瞭望东方周刊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陆洋报道

  中国人永远的俄罗斯情结

  有人用“刻骨铭心”来表达他们对苏联的印象

  许多中国人都感言:真正对中国产生过最大影响的,是俄罗斯。

  没有十月革命,恐怕中国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就连曾经兵戎相见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都对苏联有着深厚的情结。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苏联去留学。

  2005年在

中央电视台收视率排名第一的电视剧《亮剑》,仍然不时提及当年中苏军队和人民友好交往的情形。虽然,如今,美国文化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但不少中国人一说起苏联红军,依旧津津乐道。

  一个多世纪来,从列宁的思想观念到基本的社会制度,从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到北方城市的建筑风格,从托尔斯泰的小说到普希金的诗歌,俄罗斯的影子不仅渗透到一些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还深入了不少中国人的灵魂。

  “苏联老大哥”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著名翻译家草婴是迄今荣获高尔基文学奖的惟一中国人,而《苏联见闻录》这本介绍苏联的小册子指引了他一生的事业追求。

  1937年,15岁的草婴跟父母从宁波逃难到上海。通过阅读进步书刊,尤其是读到《苏联见闻录》等书,他对社会主义的苏联产生了极大兴趣。

  于是,草婴专门找了一位俄罗斯大妈学习俄语,虽然大妈的知识有限,但正宗的俄语发音给草婴打下了一个良好的语言基础。此后,他便开始在地下党与苏联塔斯社合作出版的《时代》周刊翻译电讯稿。当时,草婴先后师从五六位俄罗斯老师,其中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时代》杂志的编辑斯维特洛夫。

  斯维特洛夫不仅教草婴俄罗斯文学,还经常与他谈论时政,对于希特勒惨无人道残害犹太人尤其痛恨。“当时,我逐渐感受到,俄罗斯文学中的佳作都是极力宣扬人道主义思想。俄罗斯人也正是受到这种人道主义传统思想的熏染,才会如此英勇、坚决地与法西斯作斗争。”草婴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从此,他“辜负”了父亲希望他当工程师的期望,把介绍优秀的俄罗斯文学给中国人、让中国人感受到人道主义精神的力量,作为他毕生的使命。

  中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周小燕,也是在俄罗斯音乐大师的熏陶下成为1938年布拉格之春音乐会上的“中国夜莺”。

  十月革命后,大批俄罗斯音乐家逃到中国。少年时代的周小燕就在武汉老家的一个乐器店里,跟白俄店主学唱新歌。

  1936年,周小燕开始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当时,学校里聘请了一批水平较高的外籍音乐家任教,其中有俄国钢琴家查哈罗夫、大提琴家佘甫磋夫、声乐家苏石林等。

  周小燕有幸跟苏石林学习声乐。“那时,我只会唱电影歌曲,张嘴就唱。但苏石林教我用横膈膜呼吸的方法唱歌。”周小燕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一年之后,抗日战争打响了,周小燕被迫结束学业回到武汉。周小燕感慨道:“虽然我没有学会用横膈膜唱歌,但从这些俄罗斯老师那里,我懂得了唱歌不是张嘴就唱的,而是有一套科学的方法,这对我后来的声乐生涯影响很大。”

  解放后,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的周小燕,还经常有机会与来自苏联音乐界同行进行交流。学到了许多有效的教学经验。

  周小燕说:“苏联专家对我们非常友好,我感觉他们当时的想法很单纯,就是以‘苏联老大哥’的身份来帮助我们。”

  回头再看“苏联模式”

  苏联,从十月革命开始,集中国内一切人力、物力资源,大力发展经济,尤其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时所表现出的抗风险能力,让西方人刮目相看,以至于让人们产生了一种印象,认为苏联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

  解放后的新中国,把苏联模式和社会主义概念联系在一起,在全国掀起了“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风潮。沈志通就是其中一个虔诚的学生,他的人生也从此与俄罗斯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生命中的俄罗斯情结已经是刻骨铭心的了。”沈志通老人一谈起俄罗斯,还会像半个世纪前赴苏留学时那样兴奋。

  沈志通早已从上海原子核研究所退休,但在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还经常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

  “1959年,我去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留学时,著名核工业专家钱三强特意到火车站为我们送行。他的那句‘希望你们能健康地为祖国服务50年’的临别赠言,让我为中国的核工业奉献了一辈子。”沈志通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不可否认,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照搬苏联模式,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在废墟中重建家园。到了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才逐渐从苏联的模式中脱离出来。但是,直到现在也还有一些体制在中国遗留着。

  上海社科院俄罗斯研究室副主任丁佩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们目前所进行的改革,有许多需要改的地方都是由苏联体制滋生的。”

  对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虽然中国人普遍认为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但还是有一些老人觉得计划经济好。他们欣赏惯了苏联的“集体农庄”。

  “集体主义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有利有弊。”丁佩华说,“当初在计划经济时代,不允许搞承包,发奖金也不行,因为这些被认为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但从经济上考虑,这并不利于提高人们的积极性,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集体主义不能被滥用在所有方面。”

  丁佩华认为,集体主义到现在仍然是中国的基本价值观,但关键问题是,要协调好集体主义和个人利益的关系。

  通过做生意重新认识对方

  在最近十几年里,中俄两国人民对于彼此的认识发生了很大改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俄罗斯留学、做生意;而俄罗斯人在赞赏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同时,也大批进入中国发展商贸。

  1991年9月,在父母的呵护下生活了18年的强晓云,并不愿意做一个父母身边的“乖乖女”。她放弃了以陕西省高考第12名的优异成绩可以任意选择国内大学的机会,离开父母独自踏上了去莫斯科求学的火车。

  “当时,中国也正处于改革开放的转型期,外来事物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所以特别想去俄罗斯开开眼界。当时苏联正处在政局最动荡的时期,父母非常担心,但最终还是没有动摇我的决心。”强晓云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莫斯科国立商业大学里,与强晓云同一届的中国留学生有40名。但是,到了大二就只有11名了。等到她毕业的时候,只剩两名中国人。

  强晓云说,辍学的中国同学中,有些是为了到俄罗斯做生意的“倒爷”,办了一个留学身份;有些确实是来求学的,但由于抵挡不住做贸易的肥利,所以自动放弃读书。他们虽然大多都发了财,但俄语只会几句生活和生意用语。

  俄罗斯人给强晓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文化素养和道德品质很高,她在生活中处处都可以感受到这种社会文明:如果有人在

高速公路上开车超速了,对面开来的车会主动打三次大灯,提醒对方减速;如果路途中遇到出事故的车,俄罗斯人会主动停下来,拿出自己的医药箱,帮助救人;在公交车和地铁里,如果有孕妇,就会有几个人同时站起来让座。

  不过,普通俄罗斯人对中国的看法却是复杂的。

  一个在强晓云学生时代帮助过她的俄罗斯清洁工非常喜欢中国,他说:“俄罗斯虽然有载人飞船上天,但俄罗斯经济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一些老百姓的生活还不如埃塞俄比亚人;而中国改革开放后人们都生活得很好。”

  64岁的俄罗斯人亚历山大·米洛舍维奇,一直从事服装生产和贸易。在苏联解体时,曾一度对前途失去信心。但之后,他经朋友介绍来到中国,惊喜地发现,中国地大物博,原材料价格低,劳动力丰富,对俄罗斯商人还有许多优惠政策。

  中国人的友好让米洛舍维奇感动,他因此还意外地结识了中国小伙子吴磊,并和吴磊一家人合作经营在莫斯科唐人街的一家商铺。

  去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时,米洛舍维奇看到了中俄两国关系发展的良好前景,于是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与中国朋友一起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服装品牌。

  不过,强晓云说,俄罗斯老百姓中也有一些对中国人有意见的。强晓云去俄罗斯留学的那些年,是大量中国“倒爷”去俄罗斯做生意的黄金时间。他们是俄罗斯人接触最多的中国人,其中一些人的言行举止也让俄罗斯人对中国产生了不好的印象。

  “中国在俄罗斯的贸易始终处于低端水平,确实让俄罗斯人有些看不起。”强晓云说,“俄罗斯人一般买便宜的东西都会去中国人的市场;而高档商品,他们就会选择日本和韩国货。很少有中国企业以打品牌、占领市场为主要目标进入俄罗斯,不少中国商人都想利用廉价商品获得暴利去赚一票,确实是目光短浅。”

  (本刊实习记者金筠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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