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价医院标准存争议 赢利还是拨款面临两难选择

　　“平价医院”标准之争

　　“无谓的检查和过度用药是造成目前看病难的最大的疾因，但这是无法用一个标准来确定的，真正能给患者带来实质的平价，完全依靠医生的自律。”

　　在海淀上地医院的门口，还挂着一块“海淀惠民医院”的铜匾，周围的居民和媒体也

习惯称该院为惠民医院。但这个名字的来历也一波三折。

　　上地医院成立之初，国内打着“平价”称号的医院已遍地开花：上海海江医院、浙江衢州雪荣医院、湖南长沙阳光医院等纷纷挂出“平价”牌子。

　　与此相关，不少医院还打出了“慈善医院”、“平民医院”、“济民医院”、“惠民医院”的牌子，有意区分于公立医院，以此吸引患者，悄悄扣击现有的医疗市场。

　　2005年9月，上地医院筹备之初，王玲率队到重庆被当地老百姓称之为“平民医院”的重庆市沙平坝区人民医院进行考察。

　　回到北京，起初医院的名字被定为“平民医院”。但上地街道办事处陈主任提出了异议：医院定为“惠民医院”比较恰当，如果定位为“平民医院”太强调阶层性，会失去很大一部分客户。

　　最后，医院的主管单位海淀公共委决定，将医院定名为“海淀上地医院”，而“惠民医院”的牌子被浓缩为一块菜板大小的铜匾，挂在门口不起眼的位置。

　　1月10日，在国家卫生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说，平价医院可能是我国首批真正的公立医院，等公立医院回归平价后，“平价医院”这个名字就可以取消了。

　　毛群安第一次将目前混乱的名称归一为“平价医院”，但到底什么才算平价医院？毛群安说，目前平价医院的建设、运行是靠地方政府，因此其标准由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来制定。但卫生部将来会综合各地情况统一制定标准。

　　没有统一的标准，“平价”招牌一时被蒙上了雾纱。

　　郑州二七区人民医院副院长程涛接受记者采访时再三强调“我们的平价只是针对个别农民群体的平价”，而上海海江医院的相关负责人则直接拒绝了记者关于这个话题的采访。北京首家打出平价概念的东方博大医院院长吴健华则直言，“东方博大的平价是为了培育市场，不排除某些平价项目是阶段性的”。

　　“有时候会觉得‘平价医院’的名字似乎对其他的医院不那么公平。”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助理蒋协远说，其实不少医院虽然并未挂出“平价”之名，但实际上都在一定程度上起着“降低部分医疗费用”的作用。

　　北京一名业界人士说，提出平价医院的概念实际上是哗众取宠，只要按照国家核定的标准收费都应是平价。国家并没有规定某家医院是议价医院，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民营医院，因为民营医院可以灵活经营，可以突破国家的物价标准。

　　与此相关的事实是，目前国内打出“平价”招牌的医院大多为私营医院。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他看来，目前平价医院的概念还是炒作的成分居多，平价医院的平价只可能是有限的平价，是与其他医院相比的平价。

　　上地医院院长王玲向本报透露，医药费包括挂号费、诊疗费、检查费、住院费和药费。针对贫困人群提出“八优惠和六减免”的措施，也仅仅是免去了挂号费和诊疗费，但前两者在整个医药费中占的比例很小，而医药费也只占到30%，真正的大头是检查费。

　　“无谓的检查和过度用药是造成目前看病难的最大的疾因，但这是无法用一个标准来确定的，真正能给患者带来实质的平价，完全依靠医生的自律。”王说。

　　为此，王玲制定了一系列铁纪：凡是发现院方人员与医药厂家有瓜葛的，立刻解除与厂家的合作，同时解除院方人员的工作合同；凡是发现收取病人红包的，立即解除合同。

　　“现在我们在扮演着苦行僧的角色，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有私心杂念。”王玲不无担忧地说，平价医院今后是解决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一项新改革，但如果标准缺失的问题不尽快解决，一味依靠医生的自律，最后难免会出现变味的趋势，最终回到类似公立医院不“公”的尴尬局面。

　　赢利还是补偿？

　　“收、支走两条线，是一个很好的改革思路。但运营成本、运营收入和差额补偿三者究竟如何计算？谁来计算？谁来监督？”

　　作为平价医院，上地医院是赢利还是等待补偿，院长王玲表现出了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她否认医院“倒贴”的说法，一方面，她对补偿方案表示出了极大关注。

　　上地医院首日试诊后，北京媒体给上地医院算了一笔账，最终以《目前日倒贴约2万元》的标题进行了报道。

　　“这个账其实算的不对，按我们院方计算下来，上地医院还是一个赢利性医院。”王玲对此提出了异议。

　　王玲说，如果按照目前每天300名门诊量计算，其中门诊病人200名，人均消费100元；住院病人100名，人均消费300元，上地医院一年的收入能达到1000万元。而医院包括医院工资在内运营成本在600万元左右，如此还有不少的剩余。

　　但是，上地医院开诊之初，海淀区政府就已明确，作为定点的低保人群就诊医院，区内低保居民在上地医院看病，每年超过500元以上的诊疗费用由政府补贴。

　　海淀区民政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海淀区共有低保人员11682人，民政局每年报销费用约100余万。

　　但在上地地区，更多的普通居民和贫困人员可能是没有北京市户口、也不可能享受北京市低保的流动人群。于小千说，惠民医院应该具备哪些政策的扶持，一年需要政府的投入是多少，应对什么样的就诊者做出什么程度的医疗补贴和减免，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上地医院的实际运行中求得解决办法。

　　海淀公共委于小千副主任告诉记者，上地医院的医疗体制走的是一条创新之路：收支两条线，政府在医院运营中实行收入上缴、亏损补偿机制，避免医院以赢利为目的，而导致“看病贵”，而且医生收入完全与处方脱钩，能避免医生开大处方。

　　针对外界提出的平价医院的投入将是一个无底洞的说法，于小千则回答说，一家医院的运营成本是由其固有的人员和硬件配备决定的，相应的接诊能力也相对固定，因此不会出现政府无度投入的情况。

　　据悉，上地医院的差额式拨款方案还未最终出台，但于小千表示出了乐观———“缺多少补多少。有可能缺口很大，也有可能发现差额并不大，或根本不需要政府补贴。”

　　有关人士担心说，目前医改最大的问题是政府投入不足，导致公立医院不得不变味自谋生路。而如果平价医院给政府带来包袱，最后是否又会甩给市场，这一问题值得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海淀区在北京市中算是财政最为富裕的区县，但在建设上地医院中，设备和1000万元的启动资金却全都来自海淀医院和海淀妇幼保健院的无偿援助，而不是政府直接拨款。

　　虽然上地医院的门口挂着“海淀妇幼保健院北院”的牌子，但王玲透露，其实上地医院并不属于海淀妇幼保健院，两者之间其实没有任何关系。海淀妇幼保健院援助的设备和资金完全是区政府主导下的一次资源调配行为。

　　上地医院筹备之初，于小千曾多次表示，将吸收大量非营利机构办不下去的经验教训，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政府的政策必须稳固长久，其次是避免医务人员服务质量滑坡。

　　目前，上地医院的医务人员的薪水由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和计效工资三部分组成，其中绩效工资占到了薪水总数的一半。“这样主要是为了激发工作人员的热情，给质量考核增加砝码。”王玲说。

　　尽管海淀区政府承诺，即使医院亏损，医务人员的工资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但身为院长的王玲对医院每年的差额拨款政策表示出了极大关注。

　　“收、支走两条线，是一个很好的改革思路。但运营成本、运营收入和差额补偿三者究竟如何计算？谁来计算？谁来监督？值得政府要好好揣摩，毕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计算题，关系整个改革的成败。”王说。

　　平价医院推广坚冰

　　“不管多难，能否让公立医院回归为平价医院，是检验医改是否成功的试金石之一。”

　　据海淀区政府的统计，海淀区有近300万常住居民，其中70%是普通收入居民，另外，低保、低收入和三无(无工作、无收入、无社会保障)贫困人口占到10%~ 15%的比例。

　　海淀区主管卫生的副区长赵建忠认为，一所上地医院显然无法满足全区居民的基本医疗需求。在海淀区政府2006年的公共卫生规划中，另两家惠民医院已初显雏形。

　　在建设惠民医院的同时，海淀区公共委还希望对辖区内所有公立医院进行政府主导的资源调配。“比如海淀医院和海淀妇幼保健院，在现有医疗项目发展的基础上，政府统一引导它们单独开辟一个区域，向周围社区的平民提供廉价、基本的医疗服务。”于小千透露，海淀区公共委目前已经草拟了针对“平民医疗、政府补贴”的具体政策，目前已提交区人大审议。

　　就在海淀惠民医院的建立及公立医院开设部分平价服务的改革思路身处外界质疑和褒扬之时，卫生部高层的发言给予海淀区政府极大的信心。

　　1月10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的一段发言耐人回味———“平价医院就是我国首批真正的公立医院。”、“‘平价医院’的名称只是暂时性的，将来就是公立医院。”

　　在对目前国内开展的各类平价医院称赞一番后，毛群安举例说明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已经建立的两所济困医院的良好情况，并对新疆要求公立医院必须拿出10%的床位作为济困病房，优先考虑低收入人群看病问题的做法表示称道。

　　毛群安说，平价医院与现在我国公立医院的区别就是运行机制，如果平价医院机制运行成功，公立医院也都必须照此运行。

　　王玲分析说，目前平价医院的建立基本是三个渠道：新建、改建及在公立医院开设平价门诊和病床。

　　对于新建平价医院，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梁万年认为难度很大，因为目前卫生系统缺乏对平价医院和公众基本医疗需求的统一认识，如果运行得不到政策上的规范，平价医院会面临诸如持续亏损，医生积极性不高、低价低质、对贫困人群优惠减免条款难以把握等种种问题。

　　而改建平价医院也存在现实阻力，王玲认为，在效益较好的医院，阻力会更大。

　　来上地医院任职之前，王玲曾是海淀妇幼保健院的副院长。而该院2004年人均年薪已达8.6万元。

　　王玲说，以海淀妇幼保健院为例，每年政府拨款只占到其运营成本的2%-3%，完全是一个市场化的公立医院。效益如此之好，改建是不可能的，而开设平价门诊，现实操作难度也很难。

　　她举例说，2004年，北京市卫生局倡导在全市医院开展为贫困分娩妇女盖“小红花”的活动———即如果将分娩妇女的医药费减少到1000元内，就可以加盖一朵小红花。

　　活动开展了一年后，海淀妇幼保健院最终只取得了一朵红花。“每个医生都做了努力，但惯性药方和科室承包制已很难将医药费降低下来。”王玲说。

　　尽管没有实行科室自负盈亏的方式，积水潭医院院长助理也认为，如果将医生收入和服务收费完全脱钩，医生的收入标准则很难界定，“一个有几十年经验的医生，和一个刚毕业的医生，如何来衡量他们的劳动价值呢？”

　　王玲认为，即使只是在公立医院开展平价门诊和病床，实施起来也面临巨大难度：首先，医院有那么多科室，不可能都设立一个平价门诊，即使设立了，接诊的医生也不可能将药方分为两种：一张日常，一张针对贫困患者。而在大医院环境下设立平价医生，可能性更是为零。

　　而一名业界人士分析，从整体来看，要把已经市场化的公立医院改回“平价医院”，是一个难度系数更大的改革。因为，这可能面临财政要把卸下的包袱再背上，一些医改的获利者牺牲自己的既得利益，这谈何容易？

　　“不管多难，能否让公立医院回归为平价医院，是检验医改是否成功的试金石之一。”这名人士还是寄予了希望。采写：本报记者高明 魏铭言 佟佳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