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年就开始变“老”？

　　从童年就开始变“老”？

　　对这种令赵婷婷沉默的来函，赵长天也表示了认同。

　　“现在很小的孩子，甚至有九岁十岁的小孩会把自己写的东西寄给我们看。但这些文章真的让我们怀疑，是这么小的孩子写出来的吗？”

　　正如子尤和蒋方舟之所以一鸣惊人，也是因为他们对成人世界的早慧给这个社会带来了太多的震惊，而像胡丁琦这样自觉地认同社会成功规则的孩子，更是让人们隐隐感觉到了某种“懂事”之下的冲击。相比80后表达出的对社会的叛逆和内心的迷茫，这一代的孩子虽然有所继承，但他们似乎开始了另一个方向的自我进化。

　　“他们确实没有了像韩寒他们特别叛逆和灰色的一面，好像变成了一种集体的冷眼旁观，只是作为第三者的身份在那儿看，然后作出评判，是一种好像已经历经沧桑，把很多事情看穿了的态度。”赵长天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而让赵长天更感这群孩子“苍老”的是他们几乎整齐划一的“理想”。

　　“现在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不管是50年代人，70年代人，甚至包括不少80年代人，在童年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稀奇古怪的理想的，比如看了一个关于地质队员的电影，就会说我要做地质队员。但现在许多90后孩子就不会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就是按照名和利来判断，哪个可以让我以后生活得更舒适，生活得更好，我就选择哪个。这不是理想了。多赚点钱怎么能说是理想。”

　　的确，在很多时候，只要稍微留意一下，生活里、电视上等等，会不断发现某个小小的孩子竟说着父母们在公司里、办公室里的言辞，用成年人的方式互相开玩笑。但若你只感到好玩，觉得他们仅仅是在模仿，那也许就太轻视他们了。

　　就在肖老师所在的那所徐汇区有名的重点中学的教室里，那两个吵架的孩子中，就有一个理直气壮地大声说，“你家没钱，所以你就要擦黑板，因为穷就是不对的。”

　　对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感兴趣

　　一份权威的调查，在不经意间显示出这群孩子的异常“早慧”。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在2003年曾为制订《上海市中小学明日精神教育以及生命教育两个指导纲要》，对90年代出生的孩子进行过一次调查。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主任王厥轩当时是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初教处处长，参与了这项调查。

　　“我们调查了13个项目，问他们最关心的是哪些问题。其中有一些数据显示，这代孩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这个领域，很积极。他们很喜欢学习邓小平理论，学习‘三个代表’，这一代孩子似乎在这些方面的领悟非常快。他们也很关心社会的发展。他们在信仰邓小平的思想方面，做得似乎比我们老一代的一些人还好，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比一些老师还强。他们听老师讲，也从社会上了解到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繁荣富强，走向小康，就很感兴趣。”王厥轩感叹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个结果是很令我们欣慰的。”

　　虽然人们很少能在日常生活中听到看到这些十多岁的孩子扎堆讨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但这个调查结果在一定层面上证实了这些尚且年幼的孩子是相当了解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和价值观是什么。而且，也许他们还明白，信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比起信仰郭敬明来，肯定会给成年人带来更多的欣慰。

　　他们的基本特点

　　杨雄教授是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他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注中国青少年成长与社会环境变化之间的互动影响。令他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对出生于90年代后的人群做的详细、规范的抽样调查，学者们只是在一些研究中和感觉上，意识到了他们不同于前人的巨大变化。

　　杨教授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的第一句话是：“虽然都是独生子女，但90后一代和70后、80后相比，变化真是非常非常大了。”

　　对于使用两个“非常”来形容的这个变化，杨雄说，最根本的影响，是来自与这些孩子一起成长起来的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新型中国社会。

　　“90后的父母这一代，不少是60年代、70年代后出生的，在他们懂事的时候，中国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个贫乏的中国。他们的孩子就更是这样了。”杨雄说。

　　对于90后孩子，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1992年后，中国经济整体进入了持续的高增长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得到了确立，中国经济快速融入经济全球化。

　　杨教授在对这批90后孩子的研究分析中，归纳出了几个特点：

　　市场消费观念更强烈，但名利作用多少被过分强化。

　　“他们几乎是靠吃超市的东西、吃洋产品长大的一代，消费观念超前，欲望更强，背后支持消费的能力也更强。在这个基础上，钱和获得钱的渠道的重要性或多或少被过分强化。我们曾经做过中法儿童比照调查，都是上海和巴黎的十岁以下的孩子，问他们将来想成为什么人，法国儿童说要做运动员，做摇滚乐手，做帆板运动员；而许多中国孩子说要做老板，做企业家，做领袖，要有汽车、洋房。某种流行意识从父母、学校、社会那里潜进他们内心了。”

　　更加张扬自我个性，但相对比较缺乏团队忠诚感。

　　“他们的父母没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包袱，教育孩子时会从心理和精神上要求他们更独立、更自信。但90后相对缺乏一种对团队组织的忠诚感，社会上的某些现象也让他们对忠诚不太感兴趣，而是以个人和个性作为追求和崇尚的目标。事实上，一些90后孩子的父母也会自觉不自觉地鼓励他们做出体现个性的行为，而不是对团体做贡献。”

　　网络时代的广阔视野，信息和知识丰富，但内心有时较为空虚。

　　“他们从懂事开始，就与网络遭遇并一起成长。无论是手机、宽带，还是MP3、MP4等，他们对新媒体的熟悉程度和亲和力远远超过上几代人。他们是全球化时代中最易感染和吸收的人群。他们视野更开阔，接受信息的渠道方式更多元化，心智发展超前，知识面、早熟度也远远超过父母辈。当然，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容易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似乎是知晓一切的同时产生一种空虚感。而且，越熟悉这类新媒体，就会感到虚拟和现实之间的反差。他们中一些人的虚拟沟通能力已经远超过了现实沟通能力。这种虚拟人格对他们的社会化影响相当大。”

　　不会盲目反叛，价值观更现实。

　　“由于父母给他们的东西满足度比较高，他们没有理由反叛，他们不需要反叛就可以获得很多。但这不代表他们完全听命于父母。他们的反叛是生活上的反叛，小节的反叛，优雅的反叛，而不是政治、社会的反叛。一些社会现实让他们很早就明白应该把价值取向关注于具体的事情，而不是关注抽象的哲学。他们更关注工具理性，而不是信仰层面的东西。你似乎感觉得到，他们认为社会是在要求他们成为更加工具的人、更加务实的人，而不是像80年代一些年轻人那样乐于过多的坐而论道。随后，他们的审美趣味也更中性化，生活方式更模糊，道德界限也越来越不明晰。或者明白一点说，他们中的一些人除了关心自己怎么舒服地生存下去，熟练掌握社会游戏规则外，其他的问题是没有更多的价值和意义的。”

　　曾为蒋方舟《正在发育》作序的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向《瞭望东方周刊》指出，这群90年代出生的孩子，从某个角度说，虽然还没有真正登上社会的舞台，还处在被呵护、被教育的阶段，但这一代孩子，由于整个变革中的社会对他们的影响，普遍地早熟，他们从一开始，就乐意成为消费社会、技术时代的宠儿。

　　“这些究竟是不是都是时代的幸运呢？”谢有顺问。

　　目前似乎没有人能很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瞭望东方周刊》的整个采访中，不光是杨雄教授，

　　但肖川教授强调了一点，“按理说，每一代人的童年应该都有共同之处，比如探索的需要，体验新的生活的需要，获得欣赏和认可的需要，以及责任承担的需要。90后的孩子同样如此。他们的这些变化的确是由于变革的时代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