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女们那个年代的爱情

凤凰周刊报道湘女文章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湘籍女兵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并未放弃个人情感的诉求，她们的爱情、婚姻也打上了浓重的湘女印迹：刚烈张扬，轰轰烈烈，成为天山南北一道独特的婚恋景观。

　　湘女们那个年代的爱情

　　文/记者 邓飞

　　湘籍女兵的婚姻问题曾被视为一个敏感的话题。其中出现的组织包办模式，就饱受外界的指责和诟病。但《凤凰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因为信息不透明，“组织”的力量被过分放大。事实上，湘籍女兵们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并未放弃个人情感的诉求，她们的爱情、婚姻也打上了浓重的湘女印迹：刚烈张扬，轰轰烈烈，成为天山南北一道独特的婚恋景观。

　　“包办”与“反包办”

　　湘籍女兵入疆后，很快牵引军营里男性的视线。很多年后，一些女兵打趣说：“我们走到哪里，那些男兵的眼睛就会跟到哪里。”

　　和同时入疆的其他省份女性相较，湘籍女兵年轻开朗、泼辣能干、文化素质高，是单身男性们竞相追逐的对象。

　　湘籍女兵陶勇说，1950年入疆的湘籍女兵大部分分配在军区师级单位，主要是为了保证解决老同志的婚姻难题，然后，才按照级别秩序渐次进行。

　　因为军官年龄普遍大过湘籍女兵十多岁，这和女兵们的想法相差甚远，她们理想的对象是年轻、有文化。女兵声称，不接受这种“爷不像爷，爹不像爹”的男朋友。1951年3月，在哈密，一个倔犟的长沙女兵拒绝了一个营长的求爱，后者被激怒，拔枪杀死女兵。该军官后被军事法庭处以极刑。

　　湘籍女兵戴庆媛说，该事件在当年确属罕见的个案，因为解放军官兵平等，纪律严明，绝无旧军阀的横蛮习气。

　　她提供的一个佐证是，一个叫黄泳玲的湘籍女兵1951年入疆，次年，团长、政委轮番做工作，要将一个老红军介绍给她。但黄见面后，得知对方大她22岁，表示不同意，老红军便说：“那我们就做革命的同志吧”，并叫通讯员打开团长反锁的房门，让该女兵出去。

　　1950年、1951年入疆的湘籍女兵凡年满18岁的，几乎都经历到组织上的介绍。一些女兵因不服从组织包办婚姻，被指责是“看不起老同志”，失去记功的机会。

　　但基层连队的这种急躁催婚现象，被高层获悉后加以制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显示：1953年，新疆军区政治处组织部长刘一村在会议上，批评有些干部不顾女方自愿与否，单纯为了照顾老干部，从各方面来所谓打通思想，使女方勉强同意，致使有的女同志说，“过去旧社会在家里父母包办，今天在部队上组织包办”。刘指出，这种行为导致女同志悲观、苦恼、工作不安心，甚至发生自杀行为。他代表军区督促各单位进行婚姻条例的专门学习，彻底实行婚姻自主原则。

　　戴庆媛说，基层连队组织转而采取了巧妙的方法，继续撮合女兵和大龄军官们结合。女兵们经常被组织起来上课讨论：老同志为啥打仗负伤，为啥没有文化，为啥没有结婚？

　　阳明华说，女兵所在的部队里男兵异常团结，他们采取“围城打援”，集体抵御外来连队士兵的“图谋”。阳的几个男同学前来找她，每每被哨兵哄骗说她和男友散步去了。面对她的懊恼，哨兵给出的解释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年轻男兵对他们的年长领导也给予了帮助。军营里一度形成默契——年轻男兵集体放弃对大龄军官中意的女兵的追求，帮助领导解决个人问题。如此，女兵的婚恋空间极大压缩，大龄军官有了更多时间对女兵打起持久战，

　　道德包裹的痛苦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女兵开始改变自己的想法。几年中，较早入疆的湘籍女兵相继结婚成家，丈夫们大多是部队的中层军官。

　　戴庆媛给这种婚姻起了个名字——道德婚姻。

　　这种婚姻有幸福的，也有不幸福的。

　　湘籍女兵江莉华总结了一条规律：湘籍女兵年龄越大的结婚越早，结婚越早的婚姻越不幸，但更不幸的是相貌漂亮且文化程度高的——因为漂亮，就越容易被更高级的大龄军官看中，因为文化程度高，越是不满组织包办，内心就越痛苦。

　　1952年，兵团总务处长刘锡宪向王震反映，这些有文化的湖南女兵不大适合介绍老同志，“我们年纪都很大了，娶个姑娘人家都不愿意”。刘建议说，找一些农村的姑娘比较好一点，最好是找丧偶妇女。军区决定到山东去找，因为山东是革命老区，男人牺牲比较多，农村丧偶妇女比较多。由此，大量山东女性被招入新疆，但其中大多也是女孩子，不久也出现和湘籍女兵相同的问题。

　　6月，新疆军区在一份致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西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中称，生产部队官兵70%年龄在30岁以上，应该动员年龄较大的妇女入疆。

　　1953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组织部在《军委关于输送妇女入疆的五年计划之初步意见》说，政务院决定在各省动员20岁以上、30岁以下的农村劳动妇女或丧失配偶的妇女入疆，参加生产建设。

　　寻觅自由爱情

　　戴庆媛说，随着大批外省女性入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湘籍女兵的婚恋压力。

　　但自由恋爱还是存在风险。女兵自主选择婚恋，容易被定性为“恋爱观不正确”。

　　一些湘籍女兵回忆说，当年兵团休养所一个女兵被通报批评，成了反面典型。她被通报称“和7个男同志谈过恋爱，骗取了不少钱和钢笔”。

　　1952年入疆的湘籍女兵因为年纪小，没有纳入组织介绍的范围，她们从年长女兵那里获得经验。一个女兵不愿接受组织安排，与她的男友士兵盟誓，非对方不结婚。两年后他们终于结合。这个故事鼓舞了更多女兵冲破阻力，寻觅中意的爱人。

　　后来，部队颁布施行《婚姻法》，女兵们得到了更多的自由婚恋机会。

　　一些机灵的湘籍女兵则设法和领导打起了“太极拳”。

　　17岁入疆的蔡佩菲被分配到工兵团当接线员，很快成了被追逐的对象。一位看上她的参谋长找她谈心，蔡问他多大年龄，参谋长说46岁，蔡佯作大惊：“哎呀，你比我父亲都大两岁”，参谋长大窘，再也不好意思找她。另有一些追求者试图通过蔡的领导来做工作，她便托说，妈妈嘱咐她不要过早恋爱、结婚，要好好学习知识，为人民服务。领导问她：“你是听党的话，还是听妈妈的话？”蔡堆出一脸无辜说：“谁对，我就听谁的，别的我不知道，但这句话我妈妈是对的。”

　　蒋慧英则以湘女惯有的泼辣，对待组织上的“拉郎配”。一次，团政委又给她介绍一个老红军。她说，我的男人一定要和我年龄相近，还得有文化，“如果不是这样，你怎样说都不行”。

　　后来，蒋如愿找到一个叫包宽的男兵，是部队里罕见的一位高中生。

　　2005年12月8日，蒋来到新疆《都市消费晨报》，参加该社组织的女兵聚会。老伴提着一个包，里面装着他们的保温杯、药丸。

　　“这是我的骄傲——我自己找的男人，并且他还活着。”蒋拉着老伴的手，昂脸大声道。

　　相关专题：天山湘女回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