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艾滋村发现十周年祭：他们需更多援助

上蔡县城里的基督教堂

马贺

　　透过冰山的一角

　　这里是秦朝丞相李斯的故里。1996年蔡国古城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准备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本来河南上蔡应该和河南其他的地方一样大力发展旅游事业，然而历史在1995年转弯。县城里的防疫站外面巨幅的标语：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分明提醒着来到这里的人们，如今这个小县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是和一种致命的疾病联系在一

起的。河南《东方今报》曾经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驻马店市预计将在近期更名为“天中”市，原因据说是：“近年来，媒体对其所辖的上蔡县和文楼村的报道对这个城市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995年12月16日，第一份关于河南农村献血员中感染艾滋病的报告，由王淑平医生递交周口地区(现周口市)卫生局，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标志着河南艾滋病村的发现。

　　河南艾滋病村被发现的10周年，就这样过去了。中国依然在迅猛发展，很多新的问题也在相伴发生，艾滋病问题则似乎让人有了点“审美疲劳”。但事实上，如果你没有到过那里实地去看，你很难感受到它带给当地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创痛。

　　在王淑平医生的报告递交之后6年，2001年8月22日，文楼村才成为河南第一个公开承认的艾滋病村；报告递交之后8年，2004年2月19日，河南正式承认全省存在38个艾滋病村；然而，这仍然是冰山之一角。

　　就在不久之前，被称为“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医生在数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发狠般地说：请不要把钱捐到上蔡——那里是一个捞取政治荣誉的形象工程！

　　其他在近期被相继披露的信息还有：治艾药物成为牟利品、医生工资被克扣、患者缺医少药、中央政策如“四免一关怀”在地方上得不到好的落实，以及一些村民反映的所谓文楼村村委书记“涉嫌挪用救灾面粉和捐款”等问题。

　　在上蔡县的众多艾滋病村庄，防治艾滋病的工作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空前复杂的历史阶段——在2006年，面对复杂的地方艾滋病救治困局，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方式才能真正的帮助艾滋病病人？即将到来的春节，他们能怎么样度过？

　　《时代信报》记者在纪念河南艾滋病村发现10周年之际，赶赴河南实地采访，与艾滋病人面对面，感受到了他们此时此刻真正的心声和他们现阶段的实际社会需求。

　　不为别的，记者希望借此告诉世人：这些因为输血或献血而感染了艾滋病的可怜的人们，不是不需要捐助，而是需要更多的援助。

　　河南艾滋村十周年祭

　　信报特派记者 吴 鹏 河南上蔡报道

　　病人马大嫂必须出院了

　　马贺，艾滋病人，现年51岁，上蔡县卢岗乡文楼村3组人。家里的门牌号码是文楼村133号。她的老伴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已经去世了。他们两个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由“从武汉来的桂希恩大夫查出来的”。

　　马贺大婶不识字，但是她仍然坚持给我按照记忆用笔歪歪扭扭的写下了她的名字，本来她爸爸给她起的名字是“鹖，或者是鶮”。

　　“反正是带个鸟字旁，太稠了不会写，就给你写个贺吧。”

　　她走起路来总是慢悠悠，双手插在袖笼里不拿出来。问她是为什么，她会微微笑笑说：“走快了也没用。再说，营养不好，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咋会走得快？”

　　见到马贺大婶是在此前一天的夜里，见面的地点是在夜幕掩映之下的上蔡县的中医院。在和她的攀谈之中，才得知，明天她就要出院了，她的家里已经没有亲人。于是和她约好，第二天清早来接她出院。

　　“为什么不继续住下去了？你的病治好了？”

　　马贺说，不是因为病好了，是因为自己已经没有钱了。在这里住了4个月，每天吃饭的钱得自己掏，自己家里没有钱，在这里长期住下去不可能。

　　在这个医院的病房里，有一份《上蔡县卫生局艾滋病控制管理办公室》下发的通知在病友中流转，一位病人把它塞给了记者。

　　“严格控制转诊，严格会诊制度，120接诊病人也要会诊，严把转诊关，凡不符合住院条件的，由接受单位劝其回村卫生所治疗。”这张2005年10月3日下发的通知上写道。

　　“中医院门诊病人只限于石桥乡和蔡都镇的艾滋病人，其他艾滋病人不得在中医院门诊治疗，中医院要限期落实。”

　　其他病房的病人们也说，现在如果不是说用120送来的，医院基本上已经不让收治了，比起其他已经退回的病人，马贺大婶已经算是非常幸运。医院没有“撵她走”的原因按照她的分析，可能因为自己是比较“著名的”病人，“1995年第一批到北京反映问题的人里面就有我。我就是个艾滋病人，我现在也不怕说了。我有病，国家就应该给我看病。不是政府当年的错误号召，我不会去卖血，也不会得艾滋病。”

　　但是马贺还是要在4个月之后的今天出院了。

　　38个重点村

　　与张可的报告

　　当天夜里，从重庆出发的信报记者与从北京过来的佑安医院张可医生不期而遇。如果从1998年算起，这位重庆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为河南的艾滋病防治义务工作已经整整8年了。

　　张可医生在他独立调查形成的报告中通过科学的方法推算出：河南在1994年至1996年期间，因有偿献血造成的HIV感染总人数应该在30万人左右。(本报曾在去年专访张可医生，见《一份惊世报告》)。而2004年，河南省相关方面确定艾滋病感染者人数为25036人，现症病人11815人——这样巨大的统计差异让张可在河南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这一天，张可医生在当地民间防艾人士程向阳的带领下，去上蔡中医院为一个刚刚被送进来的病人做检查。

　　为了和当地的医院救治不发生冲突，张可医生的检查是在地下状态下进行的。在一间破败不堪的诊室里，借着昏黄的灯光，张医生仔细的看了看躺在病床上的那个有气无力的女孩的舌苔，问她的CT4(免疫细胞)是多少，又对病人的内脏各部位进行了检查，最后根据她的病情，开出了自己的诊疗方案。来自后杨村的乡村医生陈林在一旁仔细的听着，和其他数十位这个小县城的乡村医生一样，他们都是张可等医生和志愿者近8年来在上蔡免费培养的。他们在这个不大的小县城的医疗体系里实际上负担起了很大一部分的工作。

　　在一个特重号的病房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已经处在垂危状态的女病人，她看起来已经快死了。

　　她的眼里一直在流着泪，病床上方挂着的输液瓶和其他我们走过的几个病房一样，空空荡荡的。她盖着好几床棉被，但是看起来还是很冷，手上已经开始溃烂了，整个病房里充斥着刺鼻的气味。她的掌柜的(当地方言，丈夫)满目愁容地说，她的大小便已经不能自理了，“现在我们缺医少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