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村发现十周年祭：昂贵的药品很多没起作用

马贺在文楼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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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村委书记刘月梅的程士国

　　一个村子

　　10天死了8人

　　马贺很快就办好了出院手续。记者看到，马贺手上那张出院收据上，写着4个月来马贺的所有的花费。共计16513余元。马贺说，这些钱都是政府出的。

　　其中，西药费7600余元，化验费430余元，吸氧费3563余元，治疗费2300余元，马贺和同屋的病友对仅吸氧费一项就有3563余元，怎么也想不通。

　　“自己明明连一瓶氧气都还没吸完，怎么会有这么多钱？”马贺自言自语道。

　　马贺桌子上摆放的药物，一个旧塑料瓶子里的穿琥宁，还有一个瓶子里装得是艾克胶囊，据说是增加免疫力的。还有一瓶叫做西维尔，其功能是补硒，但是至今免疫力已经非常低下的马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吃补硒的药。

　　上蔡民间抗艾人士程向阳在自己的一份名为《2005年，我们应该如何救助艾滋病人》的调查报告中写到：“由于中央高层的关注与重视，救治工作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得以开展，卫生机构对抗病毒药物(鸡尾酒药物)派专人专管专送，110种抗机会性感染的药物在基层诊所保证一样都不缺少。然而，病人服用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他们的生命是不是得到有效的延续呢？大量使用的抗机会性感染的药物，是不是减轻了已经发病的感染者的痛苦呢？”

　　“根据本人所认识的上千例的HIV病毒感染者和AIDS病人来看，这些相当昂贵的药物很大一部分是没有起到作用的。后杨村有近600名感染者，200多人服用抗病毒药物，可是2004年到今天依然有34人死于艾滋病，他们中间年龄最大的54岁，最小的29岁，性别几乎各占一半，而祖孙3代都被感染的就有8家，全家灭绝的有1家。即使各方面条件最好，在‘有世界级影响的艾滋病示范村’，每次领导都去视察的文楼村，2004年10月份就有12名艾滋病人故去，有10天连续去世8人的纪录，一种肃杀的气氛依然笼罩着这里的人们。冬季来临，病人开始面临四季中最严峻的挑战，年轻的生命依然在随着时间的推移灰飞烟灭。”

　　据马贺讲：尽管知道抗病毒ARV药物的毒副作用，自己还是坚持服用这些“毒药”。因为自己不想那么快的死去。

　　马贺和住在文楼村隔壁的刘新庄是在医院里认识的。刘的老婆也感染了艾滋病去世了。他们两个人组成了一个临时家庭。但是两个人并不打算去领结婚证。

　　“领不领区别不大。”马贺说。

　　今天马贺出院，刘新庄也赶来接她。他看起来是个非常朴素的庄稼汉子，不是HIV的感染者。

　　马贺说，因为自己是艾滋病病人，所以尽管两人组成了家庭，但是性生活的次数很少。“主要是心理压力太大。”马贺承认。

　　马贺大婶和刘新庄并不避讳，说他们使用的是政府免费提供的安全套。

　　尽管组成了临时家庭，家破人亡之后的马贺有了可以落脚的地方。马贺自己还是最担心自己的三女儿。

　　“如果有一天你会死亡，你最担心谁？”

　　“三女儿”，刚刚还高兴着的马贺的眼泪又扑簌扑簌的掉下来。“她年纪小，性格比较老实，不像别人家的女儿风风流流的，我有好几次想喝药寻死，就是因为关心我这个女儿才没去死。”

　　车子到了文楼村，刘新庄先回家放行李了。马贺带着我到她原来的家里去看看，房子还在，人全没了。

　　对村支书的悬疑

　　依然未能解开

　　在原村委副主任程士国的家里，没聊几句，这位在去年4月24日开始村委会改选中“落马”的干部说起了他们的村支书刘月梅。

　　他主要说了几件事情。一个是刘月梅在2005年春节，多报村民人数多领了8000块压岁钱的事情；一个是刘月梅和几个会计、队长私分救灾面粉的事情；还有一个是刘月梅利用扶贫款盖养鸡场的事情。

　　“多报人数多领压岁钱，咱村里按人头算的话就是3217个人，结果刘月梅报了4000多人——”程士国说。

　　在此前的媒体报道中有称：刘月梅对此事并不否认，只是说那是各村小组统计人数时出现的失误，但是直到现在为止，这笔钱却不知去向，也没有退回。曾经有村民要求上级部门查查上蔡县芦岗乡民政局和文楼村村委的账目。

　　2005年三月，河南省部署春荒救济工作，政府救助灾民每人每天有一斤基本口粮。5月20日，县民政局将拨给文楼村的80袋救灾面粉分到芦岗乡民政所。程士国是这样描述的：“明明是80袋，自己先掖了10袋，然后通知队长、会计各领2袋，剩下的都分了。实际上真正的困难户都没分到。开会的时候，刘月梅通知队长会计要保密，只准摸黑去领回来，不然白天会被人发现。”

　　至于在媒体报道中被称作“文楼村委主任刘月梅带领村民集体致富”而建起的养鸡场，在《时代信报》记者走访的四五户文楼村农户中，则纷纷表示，那些，其实都是刘月梅一个人的财产。

　　“即使是按照她说的贷款修的，像那样一个养鸡场，至少也要20万元以上，她怎么能够贷到这么多钱？”程士国表达了他和其他村民一样的疑问。

　　记者特意到了村民说的“养鸡场”，在临进门的地方窜出了两条大狗拦住了去路，开门的人不让进去。远远望去，那是一排很气派的红砖建筑，有十几间房的样子。

　　在告别了马贺，即将离开文楼村之际，记者在村口见到了推着自行车一脸警惕的村委书记刘月梅。她烫着卷发，穿着一件看起来挺时髦的呢子大衣，非常详细地盘问并坚持请我到村委会办公室“坐一坐”。

　　不等记者发问她就开始讲起，文楼村近几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她还说起这个村小伙子娶不到媳妇姑娘难嫁等现状，以及到南方打工没人敢要等等。并说，如果你是省里面宣传部领来采访的记者，那我们不用说肯定好好接待，但是如果你来我们村乱报道一气，那就是给我们村的形象抹黑等等。

　　记者借口自己是来村里探望马贺的志愿者，如此和刘月梅周旋了一阵之后，坐上车快速离开了文楼村。

　　风中，文楼村的轮廓渐渐开始模糊——正如在河南大地上那许许多多没有被计算在38个艾滋重点村中的破败村庄一样，更多的悬疑被泛起的沙尘所稀释、所模糊，最终，成为地平线上的一抹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