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消极使农民工丧失维权先机

背负着众多家乡工友的期望，韩顺通和刘绍荣蹲在法庭门口，心情格外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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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劳动合同，证据不足，为农民工维权的律师遭遇难题,几张按满工友手印的出勤统计表成了他们领回血汗钱的唯一证据。

农民工韩顺通说，我们也想和公司直接签订劳动合同，但这太不可能了，因为我们只能接触到包工头

　　意识消极使农民工丧失维权先机

　　案件的代理律师时福茂说：“郭增光们的这个案子说明他们还有维权意识，还知道要签订劳动合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农民工连维权的意识都没有，别说合同，有的连事先口头的工资约定都没有。多数人通过同乡介绍到工地打工，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在给哪个公司打工，仅凭信任，太容易吃亏了。”

　　劳动合同 直接与公司签几乎不可能

　　作为讨薪代表之一的韩顺通说：“这真的很无奈，跟着包工头干几乎是我们打工的唯一选择，跟大公司直接签订劳动合同只是每次外出打工时难以实现的梦。很多工程都是公司接手后就转包给个人的，这样我们接触到的就是包工头，我们只能跟着包工头干。如果不接受这种现实，就意味着没有活儿干，没有活儿干就更谈不上赚钱了。”

　　安徽含山一建项目经理王尚平说：“工程不给包工头，我们自己招不到那么多工人啊。”关于工程为什么转包给刘来生，王尚平承认：“刘来生只是‘个人’，他没有什么公司，更没有相关资质，当时就是刘来生把钢筋活儿包给了郭增光这个组，具体多少人没跟我们说，对我而言，刘来生只要把这个活儿给我完成，具体他怎么干，是10个人干完还是100个人干完，我们不管。”

　　郭增光说：“其实很多公司根本就不想直接跟农民工签合同。因为那样公司就能避免很多应该承担的责任，比如

　　律师解读 包工头是农民工维权最大障碍

　　据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有关数据显示，2005年9月8日至2006年1月16日的4个多月来，仅工作站就受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757件，涉及农民工12927人，涉及金额达到了35014919元。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调查显示，农民工维权难主要体现在事实劳动关系难以认定，另外，包工头的存在也影响了农民工维权。

　　超85%的案件与包工头有关

　　在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提供法律援助的271个案件中，出现了包工头的案件就有240多件，超过了总数的85%。包工头的存在，妨碍了打工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劳动关系的认定。农民工大部分是由包工头招来的，和包工头达成口头协议，再由包工头和用人单位联系，用人单位并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一旦发生纠纷，劳动关系就很难认定。有些农民工只知道自己给哪个包工头干活，却不知道用人单位是谁。而一旦包工头卷钱逃跑，农民工不得不艰难讨薪，而又往往取得不了任何进展。

　　不足4%的案件曾签过劳动合同

　　在已经接手的271个案件中，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不到10件，不足总数的4%。即使已经签订了劳动合同，还有很多农民工自己手中并没有劳动合同。这样，当权利被侵害后，他们就必须找到工作证、服务证、登记表、报名表、考勤记录、其他工友的证言等来证明自己曾给用人单位工作过。可并不是所有的农民工都能找到这些证据，而一旦发生纠纷，用人单位的阻挠会使收集证据更加困难。

　　“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认定仍有分歧

　　有时候，用人单位以劳务公司的名义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这混淆了农民工到底与谁形成了劳动关系。农民工跟随包工头在建筑行业打工的，到底是确认为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也有很多分歧。而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分歧，则关系到农民工自身权益的保障。

　　比如说，劳动关系两个主体之间不仅存在财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还存在着人身关系，即行政隶属关系。也就是说，劳动者除提供劳动之外，还要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服从其安排，遵守其规章制度等。

　　而劳务关系两个主体之间只存在财产关系，或者说是经济关系。即劳动者提供劳务服务，用人单位支付劳务报酬，彼此之间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除获得工资报酬外，还有保险、福利待遇等。而劳务关系中的自然人，一般只获得劳动报酬。这样，如果农民工跟随包工头到某工地打工，一旦认定为劳务关系，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就得不到除工资外的任何福利待遇，也不能要求用人单位上保险。(本报记者王楠坤/文 夏永/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