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层层转包让民工讨薪找不着北(组图)

背负着众多家乡工友的期望，韩顺通和刘绍荣蹲在法庭门口，心情格外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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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劳动合同，证据不足，为农民工维权的律师遭遇难题,几张按满工友手印的出勤统计表成了他们领回血汗钱的唯一证据。

农民工韩顺通说，我们也想和公司直接签订劳动合同，但这太不可能了，因为我们只能接触到包工头

　　核心提示

　　一年来的辛苦劳作、无人给付的血汗钱、辗转数月的艰难讨薪历程……这些，成了来京务工人员年终岁尾经常无法摆脱的梦魇。

　　来京务工的韩顺通、刘绍荣以及和他们一起干活的35名农民工兄弟，在春节即将到来

之际，终于通过法律诉讼看到了讨薪的第一缕阳光。

　　探问农民工讨薪艰难的原因，他们说：“工程存在层层转包，如果没有左一个右一个的包工头层层转包，我们领工钱不会这么困难。”

　　讨薪个案

　　民工干完活 不但没工资反欠公司钱

　　说起工资，河北省涞水县石亭镇的来京务工人员韩顺通和刘绍荣一脸愁容，对于他们而言，每月1000余元的工资相当于在家务农收入的3倍，作为家里的壮劳力，一家人就指着他们打工的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

　　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虽然来京务工的时间只有2个月，但此后他们却不得不用8个月的时间去讨薪。

　　务工2个月 讨薪却前后历时8个月

　　2005年3月8日，河北省涞水县石亭镇的郭增光带着韩顺通、刘绍荣和其余35名农民工来到同乡刘来生管理的房山区石楼镇粮库工程工地打工。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一直没能如愿与工程的劳务承包单位安徽省含山县一建建设工程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含山一建)签订正式的

　　便于取证 工长郭增光甘当被告

　　2005年12月初，郭增光和韩顺通、刘绍荣代表所有农民工找到了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请求法律援助。在律师们的帮助下，37名农民工一纸诉状将工程的劳务承包单位安徽含山一建告上法庭，要求返还欠发的工资32368元，郭增光作为给他们介绍工作并带他们一起来京务工的工长，为了有利于证明农民工们和安徽含山一建确实存在着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主动要求农民工们把自己当成被告。郭增光说：“因为这件事情我们的证据太少了，37名兄弟跟安徽含山一建没有正式劳动合同，出勤记录也只是我给他们写的，我是带他们一起出来打工的，在公司那里也只有我作为工长有工作记录，所以我考虑，如果将我一起当成被告，对于认定他们和安徽含山一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是比较有利的，有助于他们讨要工资，所以这个被告我必须当。”

　　算出“怪”账 民工干完活反欠公司钱

　　而此前，根据安徽含山一建项目经理王尚平出具的结算单，扣除饭费、已付现金、罚款，郭增光带领的这37名农民工在结算工资时不但拿不到一分钱工资，还被算出来“欠公司5000余元”。郭增光说：“我们不承认那张结算单，那和我们自己算出来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当初没有签字。”

　　开庭之前 经调解公司付工资2万元

　　2006年1月20日，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城关法庭开庭前的最后一刻，韩顺通、刘绍荣终于代表37名农民工和安徽含山一建的代表王尚平达成私下调解协议——由安徽含山一建支付2万元农民工工资。

　　韩顺通如释重负地说：“虽然这个数目不是所有工资，但弟兄们终于可以拿到钱回家过年了。”郭增光则长出了一口气说：“我终于对得起弟兄们了，这个官司没有白打。”

　　案件分析 不知在给谁打工成讨薪第一难题

　　关于农民工讨薪的第一难题是什么，37名农民工的代理律师、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时福茂表示，韩顺通、刘绍荣的案例代表了众多建筑行业农民工遭遇到的问题，在时律师他们代理的案件中，有85%都涉及到包工头的问题。工程层层转包，使得农民工不知道自己在给谁打工，这已经成为阻碍农民工顺利领取工资的第一难题。

　　建筑民工 多数不知在给谁打工

　　根据37名农民工写给代理律师时福茂的事件过程材料，这个建筑项目的建设单位是北京市房山区粮食局，承建单位是北京市房建集团十八公司，而工程的劳务承包单位是安徽省含山县一建建设工程劳务有限责任公司。而在这之后，在农民工与安徽含山一建之间，还有着3个关键人物，一个是安徽含山一建项目经理王尚平；另一个是刘来生，也就是他们口中俗称的包工头；还有一个就是带他们一起来的郭增光。而包括郭增光在内的农民工们，直到进入工地后一个月，才知道这家工地的工程是由安徽含山一建承包的。郭增光说：“开始我们都不知道工程是哪儿的，是刘来生用一家公司的名义找到我的，我们要求签订劳动合同却一直没有签，一直到2005年3月底才知道这个工程根本没有这家公司的事，工程是安徽含山一建的，是转包给刘来生的。”说到工程被转包的问题，作为安徽含山一建项目经理的王尚平说：“建筑行业内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

　　层层转包让民工讨薪找不着北

　　在工地上，郭增光是37名农民工的主心骨，他负责农民工的日常工作管理和记录考勤等，而在讨薪过程中，由于他们一直没有与工程的劳务承包单位——安徽含山一建签订正式劳动合同，郭增光所写的出勤记录也成为了证明他们与安徽含山一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重要证据。

　　对于要不到工钱的现状，郭增光说：“我认为在王尚平和刘来生这两个环节中都有问题。因为工资是通过包工头层层下发的。据我们所知，包工头刘来生也没有拿到所有的钱。自始至终，对于安徽含山一建，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只有王尚平，一直到安徽含山一建被告上法庭，也一直是作为项目经理的王尚平才出面应诉。”而王尚平也坦承：“工程款还没有完全付给刘来生，还差4万多元，打算下周给他。”

　　郭增光提到，如果不是提起诉讼，他们已经找不到王尚平了，虽然以前王尚平和刘来生的电话号码他都知道，但自从开始索要工资，他们的电话号码就经常更改，这让他们十分无奈。

　　对于农民工欠薪问题和工程层层转包之间的联系，王尚平说：“钱给了包工头，他不给工人我们没办法。”郭增光说：“领不到工资跟工程转包中有大大小小的包工头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没有包工头，这个问题就简单多了，工程被层层转包后，民工不知道找谁讨薪，有点找不着北。直接从公司领工资当然好，可以最大程度保障工资的按时发放，农民工也不用那么揪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