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最成功， 办报很难，做学问更难

　　写小说最成功， 办报很难，做学问更难

　　B: 您认为您一生中的转折点是什么?

　　J: 就是办《明报》。现在我研究历史，把《明报》卖掉后，我就开始做学问了。

　　B: 现在还会每天看《明报》吗?

　　J: 不看了，《明报》办得没有趣味。我看《苹果日报》，(虽然)它办得也不好，但是它消息很多，真的假的都有。

　　B: 现在在香港办报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J: 现在的报纸，越来越堕落了，这样对社会有害处。以前我们办《明报》，出了问题，政府马上要处罚，5000 港币，要坐牢的。所以当时报馆会花200 块钱请一些人，专门替报社去坐牢。我们那时( 言论) 不可以这么随便，但是批评政府是可以的。

　　B:“文革”初期，好像您的报馆也出了事情?

　　J: 当时是因为香港的红卫兵。如果我们反对“文革”的话，他们就要采取武力报复，公开( 说) 要暗杀我。说第一个人已经烧死了，第二个就轮到我了。当时警察局派了两个人，跟进跟出，坐在我家门口。后来周总理宣布不允许香港红卫兵这么搞，才有好转。我去新加坡办了一个报纸，避难2 至3 个月。

　　B:1960 年代时，您和《大公报》也发生过论战吧?

　　J: 是。当时《明报》刚创办，《大公报》是历史悠久的大报。跟我论战，就好像在替我做宣传。后来陈毅出来干预，廖承志也出来干预，让他们不要再围攻了。

　　B: 您当时写的社论很精彩，是不停修改后的结果吗?

　　J: 经常改。我旁边站着排字工人，我还在改。他就说:“查先生，无须再改了，得了，要拿去排字了。”整个报馆在等我的这篇文章。我写文章很慢，要写一个钟头，主要是想的时间比较多。倪匡写得很快，快得不得了，我说你这样快的文章写不好。

　　B: 听说当年您把《明报》副刊的专栏稿费开得很低，倪匡和亦舒都催你加稿费，亦舒好像还写专栏骂过您?

　　J: 其实加稿费是讲不通的。在香港稿费是一样的，不可以加，我是秘密地给他们加的。如果加了，别人报告给他们的老板，我就会收到同行的20 个电话，说破坏规矩、破坏办报传统，他们就会集体对付我。

　　B: 那当时您是怎么把他们这对泼辣兄妹劝服的?

　　J: 倪匡，我就带他去旅行。我买东西，买几个照相机送给他，其他老板是不能抗议的; 亦舒，总之( 我) 有办法，女孩子，我买几个东西送给你。有办法可以，但不可以破坏行规。每个行业都有行规。

　　B: 您当社长时，听说特别爱给倪匡写信，为什么?

　　J: 我不是写信，是写条子。我当时广东话不好，辞不达意，就写条子。讲过话他会耍赖，写了条子，他就不会赖了。

　　B: 您办报时的用人之道是什么?

　　J: 大家的思想差不多，愿意跟我一起搞，我薪水也出得不比别人高。可能( 是因为) 和我一起工作比较愉快，我对人家客客气气，没有老板架子，不会骂人家，当别人好朋友，所以工作环境比较好。

　　B: 所以倪匡说，您是老少咸宜的朋友，能够容忍别人胡闹。听说他还想抢走您那张值10 万元的围棋盘?

　　J: 他比较爱胡闹，( 现在) 他年纪大了，就不了。其实他拿不去，很重的；( 他)不会下围棋，就是口头上讲讲。他很有才气，做人很随便，( 如果) 在自由社会就很好的。

　　B: 您觉得武侠小说家、办报人、历史学家这三个身份，对您现在来说，哪一个身份是最重要的?

　　J: 武侠小说家当然是最成功啦。办报纸很困难，做学问更难了。( 我) 学问未必( 能) 做得好。现在年纪大了，精力不怎么好了。

　　我写我的，你来影响我，永远没有用

　　B: 在您最新的修订版本中，您把降龙18 掌改成了28 掌，但是在《射雕》中郭靖仍然使的是18 掌?

　　J: 那你就买本新的来看看。《射雕》没有改，《天龙八部》有。因为乔峰后来自杀了，没有把28 掌全部传下去。

　　B: 听说这次《鹿鼎记》的结局改动比较大，倪匡和严家炎都劝过您?

　　J: 不改了，结局不会变。他们劝的，我都不听，全部不听。人家来劝我，我说你罗里罗嗦干什么? 各人写各人的，你写你的小说，我写我的。你来影响我，永远没有用。不要罗嗦。

　　B:《鹿鼎记》的结局没有改变?

　　J: 没有改变。我主要是文字的修饰(改了) 很多。以前文字写得不好。( 文章)放在那里要仔细地看，文章要改得越多越好。人家问鲁迅先生: 文章怎么写法?他说，你把多余的字删掉就好了。所以我现在修改( 后)，篇幅少了很多。我把过去很罗嗦的字，如“的”、“了”、“吗”什么的拿掉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