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父亲臧克家百岁诞辰而作(图)

臧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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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在青岛

1938年，臧克家率领的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与河南“战教团”联合演出后合影。站立者右六臧克家

　　我亲爱的父亲臧克家，在2004年2月5日元宵之夜，永远告别了他挚爱的祖国和人民，安详地走完了99岁的人生旅程。今年10月8日，是他诞辰100周年纪念。父亲微笑的面庞和清癯挺拔的身影，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永远镌刻在我心灵的最深处。在他辞世后，通过对父亲一生全面完整的审视，使我对于他的人生道路和毕生追求，有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全新认识。于是，在我的心目中，父亲不仅是一位对中国文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诗人、作家和编辑家，更是一名在百年历史风云中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战士！

　　1991年，父亲故乡山东诸城的赵顺年、茂梓两位同志，编辑了《诸城名人传略》一书，他们将有关我父亲的内容寄来，请老人过目并斧正。结果，86岁的父亲删去了书中对他的全部赞美评价之辞，在给编者的复信中非常明确地写道：“其实，我就是一位战士。”这九个字是父亲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极其准确地道出了他整个人生的精髓和创作的基石。

　　根深植于人民之中

　　父亲1905年10月8日出生于山东农村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但是，他却是在穷孩子和贫苦农民中长大的。他看到，他身边那些几乎终日相伴的农人们，“他们穷得可怜，没有田地，没有房子，有的是一条‘农奴’的身子。”他热爱这些顶着农奴命运的纯朴善良的农民，他为他们流泪，更为他们不平！在这里，不能不提到两个人：“老哥哥”和六机匠。他们是父亲人生的老师和以文学的乳汁滋养他的启蒙者。

　　“老哥哥”在父亲家做了一辈子长工，从20岁起，用他那曾是铜帮铁底的身子，用一生的血汗和忠诚朴实，服侍了臧家四代人。从父亲的曾祖父开始，每个叫过“老哥哥”这个称谓的主人都曾经允诺：“你现在对我好，长大了我养你的老。”但是，当“老哥哥”真的年老无用的时候，父亲的祖父却因一点小事，无情地将他撵出了门。年少的父亲拉着一直那样疼爱他的“老哥哥”的衣角，用一双泪眼哭送这位心头上的亲人！望着被榨干血汗后孤身离去的老人的背影，父亲第一次对他的祖父和地主阶级产生了憎恨。

　　六机匠，同样是臧家的佃户。他是父亲最亲爱、最佩服不过的一个人。这位民间的天才，是一位出众的故事圣手，能把一个个故事的情节，夸张地、形象地、诗意地、活枝鲜叶地送到你的眼前来。因此，父亲说：“他的房子，就是我的家——灵魂的家。”“在他的屋子里，我认识了许多灵魂，在他的屋子里，我得到了盎然的诗趣，在他的屋子里，我洗白了自己的心。六机匠，他把诗的苗子插在了我心的田地上。”然而，这位底层劳苦大众聪慧天才的代表，同样被贫困追逐了一生，最终病死在故乡的土地上。

　　这些在父亲身边不断发生着的残酷的社会现实，令年幼的他一步步认清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对立，他的“脉管里，流入了农民的血” 。“老哥哥”、六机匠这两位旧社会劳动人民的典型代表，永远地走进了父亲的心间。他不仅在一生中多次为他们撰写深情感人的诗文，并且在1979年写回忆录中有关“老哥哥”一节时，74岁的父亲依旧三次为这位早已远去的故人痛哭失声！而他生前留下的遗愿，就是将自己的部分骨灰，撒在“老哥哥”和六机匠的坟上。父亲要永远地陪伴在这些至亲至爱的劳苦大众身边。

　　投入实际的战斗生活

　　1919年夏秋之间，还在诸城县上高小的父亲，聆听了本县大学生丘纪明，这位北京学生运动派来的代表，宣传五四运动和它伟大精神的演讲，那一句句慷慨激昂、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父亲的心，这个15岁的少年，平生第一次以一个小战士的英姿投入到运动中。他和同学们组成了“反日会”，打着小旗到街头宣传，到商店去检查和封存日货，对于那些丧失爱国之心的奸商，毫不留情地给他戴上写着罪状的高帽子，游街示众……

　　1923年，父亲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受校内活跃的革命空气和共产党组织的影响，思想上向往着光明与进步，对于军阀的反动统治极为愤懑和憎恶。“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参加了济南学生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游行，而且于1925年8月，在黑暗统治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愤而疾书，以通信的形式写了一篇揭露张宗昌反动统治的文章，投给进步文化刊物《语丝》，署名少全。《语丝》主编周作人以《别十与天罡》为题，将此文刊发在该刊第45期上，并亲自给父亲回了一封信。这是父亲首次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作品，而这第一篇作品就是颇有战斗性和讽刺意味的檄文！

　　1926年秋天，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感召下，对张宗昌的倒行逆施忍无可忍的父亲，与另外两名亲友结伴奔赴革命政府所在地——武汉。1927年初父亲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即黄埔军校第五期)，从此“一条身子配偶了长枪，同时把心也许给了党”，而且他很快就参加了真正的战斗。1927年5月，夏斗寅叛变，宣布投靠已经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蒋介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学兵团合并组成独立师，立即奔赴前线，讨伐夏斗寅叛军。身为副班长的父亲，和全体战士一样，每人40排子弹，个个全副武装。他第一次成了真正在炮火中冲锋陷阵的战士！听，炮弹在身边爆炸，机枪在耳旁轰鸣；看，身为共产党员的连排长们，英勇无畏地冲在最前边。一个，两个，三个……亲密的战友们在身边倒下了，但是父亲和其他的战士没有退缩，他们紧跟着共产党员们往前冲！讨伐大军跋山涉水。饿了，吃一口饭盒里馊了的米饭；渴了，一边前进，一边用小碗去舀路边小虫蠕动的塘水。激烈的战斗考验着每一个人。父亲亲眼目睹叶挺同志紧握手枪，迫使一名因一点轻伤就试图后退的指挥官又向前冲去。战火硝烟的洗礼，历练了父亲的灵魂，也丰富了一名战士的人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台儿庄战役前夕，父亲到达徐州。当时，中国军队已经在徐州地区集结了四十五万多人，一场抗击日寇的大战爆发在即，所以父亲决定：“我要去从军，到徐州，因为那儿最接近敌人。”

　　1938年4月初，台儿庄战役打响，战事紧张惨烈。再次穿上戎装的父亲，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邀请，赴台儿庄前线采访。冒着日寇飞机轰炸的危险，他三次深入战地，到了主力部队孙连仲部的三十一师、三十师、二十七师的前沿阵地。在这震惊中外的大会战战地，父亲采访了从战役最高指挥官李宗仁和孙连仲、池峰城、张华堂直到基层部队的各级指挥人员，以及大量的普通士兵和老百姓。台儿庄战役，这津浦北线上中华民族歼灭日寇的大会战、大胜利，在父亲的眼中、足下和手里，仅仅经过七天的时间，就化为积淀着他强烈爱憎的长篇通讯报告集《津浦北线血战记》，李宗仁亲自为他写了长篇题记。在炮火连天的时候，在距离血肉纷飞的火线不远的地方，在极其慷慨与悲壮的情绪下，父亲写成和编就了另外一本抗战诗集《从军行》。这两本书以铁的事实和激昂悲壮的爱国之情，向世人最迅速最及时地揭示了中华民族浴血抗战的战地实况，和与敌寇不共戴天的民族气概和精神。1938年6月，它们被生活书店赶印出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随后，1938年7月1日，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在潢川成立，团员14人，父亲任团长。他率团深入河南、湖北、安徽农村和大别山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和文学创作活动，直到1939年春文化工作团被迫解散。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在足迹踏过的地方，他们都用大众化、通俗化的形式，留下了激动人心的救亡讲演、演出和标语、墙报。事隔66年之后，著名作家贺敬之在2004年2月6日发表的《悼念臧克家同志》的文章中，深情地回忆起那段难以忘怀的情景：

　　我第一次见到克家同志是1938年，当时我14岁。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踏进我中原大地。在鄂西北均县小城的一所从山东流亡出来的战时中学的操场上，在成百上千的同学的包围中，作为战时文化工作团团长的臧克家，站在临时垒起的土台上，向同学们做抗日救亡的演讲。由于我闻讯稍迟，不能拥到人群前列，只能远远望着他激情飞扬的面部轮廓和连续挥动的手臂，听到的只能是被掌声淹没的不易辨清的结尾的话音。但就是这样，已经使我热血沸腾。特别令我激动的是，紧接着就看到操场边墙上贴出的一张大幅壁报，通栏是用毛笔抄写的署名为‘臧克家’的一首诗，是写给我们这些同学的。我们争抢着高声朗诵：在异乡里/喜听熟悉的乡音，/在救亡歌声中，/我遇到你们这群青年人/……

　　很快，整个诗篇随臧克家的名字传遍县城，掀起了我们这些操着熟悉乡音的青年人和少年人心中的阵阵波涛……

　　这段充满情感的文字，形象地刻画出投身于时代洪流的父亲，作为一名抗日救亡战斗者的身姿、奉献和影响。

　　1938年7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与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商定，建立一个统一战线的文化工作组织——国民党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战区抗日救亡宣传。10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选派共产党员和文化界著名人士，参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钱俊瑞、胡绳和我父亲都是其中的一员。1939年3月，父亲的另一本抗战诗集《泥淖集》由生活书店出版。

　　1939年4月随(县)枣(阳)战役打响，父亲和姚雪垠、孙陵组成了“文艺人从军部队”，到前线从事抗日文艺宣传。父亲深入在此作战的广西部队八十四军的一七三师，从师部、团部、营部、连部，一直到距敌人仅200米的前沿阵地。日本鬼子打过来了，敌寇的大炮飞机向这儿倾泻了三千余发炮弹，半小时前与父亲并肩屹立在阵地上的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他不仅在火线上目睹了随枣战役的实况，而且冒着身边不时炸开的炮弹完成着自己的神圣使命。为了记录这次战地之行，父亲写了长诗《走向火线》和散文集《随枣行》。《随枣行》一书中《十六岁的游击队员》一篇，曾被当时的国语教科书选作教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1937年到1942年，父亲经历了五年多血与火的战地采访和敌后抗日宣传的生活，他用自己的行动，自己的作品(除上面提到的作品之外，父亲这一阶段还创作了长诗《淮上吟》，通讯《淮上三千里》以及《呜咽的云烟》、《向祖国》、《古树的花朵》、《红旗飘在鸦雀尖》等多部抗战作品集)，为抗日——这场全民族的战争，尽了一个战士应尽的责任。他“甘心掷上这条身子，/掷上一切，/去赢最后胜利的/那一份光荣。”

　　以笔为枪的战斗

　　父亲是一名战士，他的另一个战场是他坚守了一生的文学战线。

　　父亲是带着极为鲜明的现实主义和民族化的创作风格走上文坛的，并且为捍卫这块文学阵地毕生奋斗。从1925年正式发表作品开始，他就将立足点和全部情感投入到劳苦大众一边，写出了《捡煤球的姑娘》、《难民》、《老哥哥》、《贩鱼郎》、《炭鬼》、《当炉女》等作品，他为深受压迫和苦难的民众，道出了心中的愤怒与不平。父亲1933年写成的长诗《罪恶的黑手》，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罪恶和伪善，与新诗《老马》一起成为他早期诗歌的代表作。而早在1931年他就在《不久有那么一天》的诗中预言：“不要管现在是怎样，等着看，/不久有那么一天，/宇宙扪一下脸，来一个奇怪的变！/天空耀着一片白光，/黑暗吓得没处躲藏，/人，长上了翅膀，带着梦飞，/赛过白鸽翻着清风，/到处响着浑圆的和平。/……阴天的地上原找不到影子，/但请你注意一件事：/暗夜的长翼底下，/伏着一个光亮的晨曦。”

　　1933年7月，在恩师闻一多、文坛前辈王统照和诗友卞之琳的大力赞助下，父亲的第一本诗集《烙印》自费出版。同年11月，父亲在这本诗集的《再版后志》中这样写道：“老早心中为写诗定了个方针。第一尽力揭破现实社会黑暗的一面，再就是写人生永久性的真理。……写这些可怜角落里的人群，我都是先流过泪的，我对这些同胞，不惜我最大的同情，好似我的心和他们的连结在一起。”这几句话，点出了父亲进行文学创作的初衷。《烙印》出版后，立即得到了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闻一多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克家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顶真的意义。没有克家的经验，便不知道生活的严重。”老舍在《臧克家的〈烙印〉》一文中鲜明地表示了他的看法：“《烙印》里有二十多首短诗都是一个劲，都是像‘一条巴豆虫嚼着苦汁营生’的劲。他的世界是硬的，人也全是硬的。克家是对现在的世界和人生决定了态度，是要在这黑圈里干一气。”就连一位反对、厌恶和从来不读新诗的齐东野先生，也在他的文章《由现在中国的诗坛到〈烙印〉》中，说出了他读后的全新感受：“那充实的内容，明显而深的字眼，新颖的词句，一字一字地刺入我心的深处，继续着一气读毕，我兴奋，我喜悦，全身感到一种紧张，又觉到一种松弛，意外地我在仇人中寻到了一个可爱的朋友，在垃圾中捡起一颗珍珠，那时我把它紧紧地搂在胸前，迅速地就向回跑，也不管朋友允许我借阅与否。它不但打破我那‘誓死抵制新诗’的信条，而且闯进我那狭小的书斋，永久做我的伴侣，因为失去它我便感到空虚，也唯有这样才感到满足，纸上的字，个个都是刺，刺你的眼，刺你的心，犹如把刺刀穿入你的心胸。……一个新的生命已经在那里发育、滋长，慢慢地繁荣起来了。”由此可见，父亲这本揭露社会现实和人民苦难的处女诗集，鲜明地显示了他作为一名进步文化战士的立足点。从此，他的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小说、特写、通讯和文论，都始终紧紧把握着战斗方向，紧紧跟随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几乎每个时期的现状和斗争，都能从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

　　在抗日战争的风云中，父亲在民族革命的战场上疾呼：“……敌人把我们推入了战争。/我们再不空口讲正义，/正义永远握在强者的手里，/我们要用枪炮的毒口去碰毒口，/我们要用鲜血去涂成‘真理’的名字！/……我们要用四万万条身子，/筑一道防卫祖国的围墙！”面对奔赴战场的中华儿女，父亲满怀豪情地高唱：“耕破黑夜，/又驰去白日，/赴敌几千里外，/挟一天风沙，/兵车向前方开。//兵车向前方开。/炮口在笑，/壮士在高歌，/风萧萧，/鬃影在风里飘。”

　　从抗战末期到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日趋反动。父亲从白色恐怖日甚一日的现实中，从“人民在流落，在呻吟，在饥饿，在死亡”的惨相中，痛切地感到：“这正是狂歌当哭的时代。这正是用诗抒愤、进攻的时代。”“恨，铸成力，力，向着黑暗的墙壁推去，推，推，推，推倒它。”久蓄在父亲心中的怒火燃烧了，迸发了！从40年代初起，他以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的英勇无畏，开始创作尖锐、犀利、激愤的政治讽刺诗，1944年到1948年达到高潮，《裁员》、《宝贝儿》、《星点》、《胜利风》、《重庆人》、《人民是什么？》、《枪筒子还在发烧》、《“警员”向老百姓说》、《谢谢了，“国大代表”们！》、《生命的零度》等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父亲在“向那些千夫所指的东西们掷出诗的匕首”的同时亦大声呼唤：“我们一齐向那些大家所希望的，来一个催生的大合唱吧！”1945年，毛泽东主席飞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正在重庆的父亲，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他满怀激情地写出了诗篇《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以“何嘉”为笔名，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不亮在天上，/亮在人民的心中，/你把光明、温暖的希望/带给我们，不，最重要的是斗争！”“从你的声音里，我们听出了一个新中国，/从你的目光里，/我们看到了一道大光明。”他在解放前夕出版的最后一本诗集《冬天》中，富有预见性地指出：“这该是最后一个严冬！”

　　父亲除了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和以作品为武器与反动派战斗之外，还先后主编过一些进步报纸和刊物，如《侨声报》副刊、综合性文化月刊《文讯》以及书籍《创造诗丛》十二种等，并大力协助青年友人曹辛之、林宏等成立了星群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诗创造》丛刊。

　　正是由于父亲作为一名革命与进步的文化战士的不懈斗争，1948年11月，国民党当局以“写讽刺诗、办“左”倾刊物和参与共产党创办的星群出版社”为罪名，将父亲的名字上了逮捕的黑名单。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亲友的帮助下，曾一周内五易其居的父亲，于12月8日潜往香港避难。三个多月后，他与我的母亲一起，乘坐中共党组织租用的专轮“宝通号”，由冯乃超同志带队，与全船一百多位文化人一起北上，奔向已经和平解放的北平，奔向光明、自由的新天地！

　　全国解放后，父亲继续坚守在文学阵地上，也继续坚守着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和理念。不仅如此，他还利用各种方式和机会为革命现实主义和民族化、大众化理论和创作鼓与呼。他曾下力搜集过民歌民谣，提倡“向大众口语的源泉里，汲取一些活的诗句”。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父亲还陆续写了许多优秀古典诗文的赏析文章，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反映强烈，作为保留节目，直到“文革”后我还几次听到它们的声音。1990年，这些文章结集为《臧克家古典诗文欣赏集》出版。

　　步入晚年，父亲不顾年老体衰，更以极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关注着中国文坛尤其是诗歌的发展。对于文坛上出现的一些念不懂的晦涩的怪诗，用新名词堆垒起来的奇文，不知所云的小说……父亲忧心忡忡。于是，不论是在自己的文章中还是在有关文学问题的会议上，不论是在家中接待旧识新交还是在与友人读者的通信中，他都旗帜鲜明地对这些不良的创作倾向和文艺思潮，进行了比较严厉的批评。他认为，革新和前进要有个坚实的基础。脱离现实和人民，任意标新立异，结果就会成为空中楼阁，为人民所厌恶。我们要学习优秀的外国文学传统，但必须“大而化之，以我为主”。作家要下到生活深处，不然就没法了解新的现实生活和战斗在其中的人们的精神面貌。在新事物面前，就会“眼前有景说不得”，只为相看不相识了。每个时代的大作品、大作家，都是与时代精神、与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成为启发、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向前进的伟大号召力量。大作家和名作家的分界线就在这里……父亲这些文学观点和主张的提出和一再重申，在当时是顶着压力和个别人的非议，甚至谩骂、攻击的。对于这些，这位经历过枪林弹雨，早已不把个人得失放在眼里的老人，历来淡然置之。1997年，92岁的父亲仍在全国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和文代会召开之际，满怀深情地寄语：“身在文艺界的每一位同志……都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文艺观，写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大作品。”5年以后，97岁的病中的父亲，又以《继往开来，走向辉煌》为题，贺第六次作代会召开。他在慨叹“‘老来病院半为家，苦药天天代绿茶’，自然规律已使得我不能再用手中的笔为时代放歌，为人民呐喊了”之后，再次强调：“希望祖国文学战线上的同志们，能踵事增华，贴近时代，关心人民，深入生活，真正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大作品来！”

　　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我实在不愿提笔写出下面的文字，我情愿将这一段记忆永远封存。因为，父亲从2002年末因病住院，到2004年2月5日辞世，眼看着他受到多种疾病的折磨，眼看着他的生命在最后的日子里一天天衰弱，我感到撕肝裂肺、万箭穿心般的痛。

　　然而重病中的父亲，依旧是一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战士。他以极为坚忍顽强的精神，与病魔和死神展开了持久战、拉锯战和白刃战！当他第一次呼吸衰竭，住入重症监护室，戴上呼吸机的时候，我们全家人和医护人员都忧虑万分，生怕近百岁的老人挺不过这一关。但是，仅仅半天，父亲就能够脱离机器自主呼吸，第三天，他就在大家惊喜的簇拥下，微笑着回到了病房。在离开重症监护室的那一刻，他为自己的胜利高高地竖起了大拇指。这一仗，他又打赢了！他在为自己庆功。医生们多次对我们说：“这老人，真牛！他创造了我们

　　在父亲病情相对稳定的一段日子里，老人示意身边的家人为他拿来纸和笔，他要再用这些陪伴他战斗了一生的武器，写下心中不忘的话语。亲人们望着白纸上已不成形的笔迹问他在写什么，他大声地说：“时代精神；人民大众！”重症在身，有时神志已经模糊的父亲，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信念和挚爱！

　　2003年10月，父亲刚刚在医院度过99岁生日，病情又一度恶化。然而，当刘云山同志代表党中央来看望他，向他讲起祖国繁荣、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现况，以此来告慰这位为祖国和人民奋斗了一生的老人时，父亲吃力地抬起瘦弱的手臂，又一次高高地竖起了大拇指！因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中国人民的富足安康，正是父亲战斗的目标，一生的向往啊！

　　今天，当我们迎来父亲百岁诞辰的时候，我的耳边，那样响亮地听到了他略带山东口音的话语：“其实，我就是一位战士！”（文/臧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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