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外孙自述身世:60年还是没有见到亲生母亲(2)

　　天各一方

　　1920年4月，我1岁的时候，父母回国，舅舅孙科来接。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住在了上海孙科家里，父亲不好意思住，就借住在外，后决定先回南京与家人商量。

　　一边，父亲回南京周旋，另一边，留在上海的母亲也在做最后的努力，希望父亲孙中

山能作一些让步。实际上，孙婉母亲也很同情李氏夫人，觉得万一离不成，那就“两头大”，她主外，澄湘母亲主内。但是这种办法，并没有得到中山先生的认可，孙中山对此事很坚决，不许二女侍一夫，完全没有通融的余地。

　　父亲回到南京家里，才知道17岁的大儿子得霍乱死了。大太太李澄湘是旧式女子，贤妻良母，原本父亲就觉得难以启齿说

　　谁知，一双儿女从此就与母亲天各一方了。孩子到了南京，老太太就再也不提媳妇了。一开始，先把我放在二叔家养，后来澄湘母亲又死了一个儿子，祖母跟她挑明了真相，决定两房合一子，让我叫王伯秋爸爸，叫王仲钧二爹爹，叫李澄湘娘，叫二婶作二姆妈。后来，孙婉母亲一封封信寄来，问父亲有何进展，父亲一开始还想努力说服祖母，后来索性放弃了，母亲的信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最后，她带着忧伤去澳门侍奉母亲卢慕贞。因为上一辈人的固执，父母不得不分开了。1921年3月，孙婉母亲嫁给了外交官戴恩赛。

　　1929年，母亲在随戴恩赛去巴西之前，曾希望把我和姐姐一起带走，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请父亲带孩子出来见见面。但是祖母不同意，父亲只好带了澄湘母亲和孩子的照片前往会面。妈妈看王家不放孩子，提出让我留在王家，把姐姐带走，还是遭到了拒绝。妈妈伤心地离开了中国，这也是她与爸爸此生的最后一面。后来，抗战期间，1939年，爸爸因膝关节癌客死贵阳。我们姐弟俩成了无父无母的孩子。

　　虽然，澄湘母亲说我的妈妈也已经不在了，不过我的心底总还存着一丝希望。所以，当1947年二姐姐纕蕙到台湾大姐姐那里去时，我就把我们的生世秘密告诉了她，还给了她一张父亲的照片，希望她到了那里顺便再打听一下。

　　母女重逢

　　解放以后，我留在上海，碰到《大公报》上海的发行人李子宽，他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偶然问起他：“我生下来有一段传奇，你知道吗？”他说：“其实你的事，我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现在上海市政协里面，章士钊等人，听说王伯秋有个孩子遗留在上海，正在找你呢。”我才知道，我的身世是半公开的秘密。

　　我先在对外贸易管理局工作，后来在上海外贸学院附属中专和上海金融学院教书。解放后不久，我就把自己的情况写了很厚一叠材料，向组织上作了交待。因为这层关系，历次运动还是遭到了冲击，被隔离审查。后来，我的身世逐渐公开，“文革”的时候，被抄家三次、一家人被关在牛棚里，被斗被打……

　　就在最艰难的“文革”期间，我收到了二姐纕蕙的一封来信，说找到妈妈了。原来，二姐在台湾一直留心着此事。二姐在台湾结婚后，养了三个儿子，其中二儿子叫税道耕，大专毕业以后当上了出租车司机。有一次，碰巧孙科的儿子孙治强的秘书坐了他的车子，于是两个人谈起了当前的政治形势等等。那人奇怪了，说：“你只是个司机，怎么会对孙家的事情这么了解？”税道耕就说：“我就是孙家的后人啊。”就这样，两人联系上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孙科的秘书梁寒操处理这个事情。

　　梁寒操找到我姐姐，告诉她母亲还活着，姐姐非常高兴，想与母亲相认，梁寒操答应她再与孙科商量一下。梁寒操问孙科是否有个外甥女，孙科说有是有，但因为一向没有往来，所以他想了解一下，怕有人冒充。他就派大儿子孙治平的夫人张眉特意到香港去调查一下，见到我母亲，谈起有个女儿在找她，母亲很感慨，希望能跟在台湾的女儿见面。于是，母女两个人开始通信。大概通信4年之后，约好1969年夏天，二姐去香港母女相见。

　　那时母亲人在澳门，为了与姐姐的见面，特地在香港租了房子住下，等姐姐。母亲派同母异父的妹妹戴成功来车站接姐姐。因为互相不认得，她们约好，二姐身穿紫罗兰旗袍，手拿一本杂志；成功妹妹则穿一身鹅黄色旗袍。50年后，姐姐终于和母亲再次相见。姐姐与母亲得以异地见面，并且一起住了一段时间，非常高兴。而我，虽然比姐姐更早知道母亲是谁，却反而没有见到。

　　遗恨绵绵

　　姐姐和母亲一起住了一个多月，母亲希望能把我也接去与她见面。这个时候，内地正好“文化大革命”，海外关系控制得很严密。姐姐寄了一封信到亲戚家，请他转交给我，邀请我到香港与母亲见面。

　　接到信，我又惊又喜，直到这时才知道妈妈还活在世上，而且不停地喊我的名字，要想见我。我当时已是专政对象，又不能瞒着组织，我只好把姐姐的信交上去，请示组织上我能否回信，能否去香港。结果信交上去后，一直没有回音，这样就耽误了一段时间。

　　过了一阵，组织上来找我了，说：“王弘之，你舅舅在台湾担任‘立法院长’，现在要你去做统战工作。”我当时就回答：“这简直是笑话。你们一直限制我的海外关系来往，我把信交给你们，问能不能回信，都没有消息。现在却要我做统战工作了，未免太奇怪了。”他说：“有这样的事情吗？你有信交上来吗？我们好像没收到。”我说：“你去查一查。”过了一段时间，他拿了信来找我说：“我们国家的宪法，从来不限制人民的通信自由。”弄得我无可奈何。而这时已经错过了姐姐和妈妈在香港等我一个月的期限。

　　后来，1979年的时候，戴成功妹妹到上海来见我，要求带我去香港与母亲见面。我再次向组织上请示，组织上不置可否。我理解他们的意思是可以去了。那时正好是学校暑期前的大考，请不出假，我对工作也比较负责，我想我们母子60年没见面了，也不急在这一个月，就决定过了大考，等工作完成后再去。成功妹妹先回去了，我留在上海准备大考的工作，没想到，却在报纸上看到了母亲于6月10日在澳门镜湖医院去世的消息。据说，临终的时候，一直在呼唤着我的名字——“海平，海平，我们终于可以见面了。”

　　明明就可以看到了，可是，我们母子最终还是没能见上面。60年了，我还是没有见到我的亲生母亲。这是我的终身遗憾。

　　尾声

　　我这里一直保留着一个铁皮盒，抄家时也幸免于难，里面说是父亲的影像资料。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打开播放了看看。

　　这次，在纪实频道《往事》栏目做节目，编导陈菱想了很多法子，终于在节目中把影像放出来了。在多年以后，我又见到了爸爸的模样。我夫人李云霞也从来没有见过我父亲，这次是她第一次看到。

　　那是1935年左右，爸爸在福建长乐县做县长，拍摄的是他工作的情景，演讲啊、办公啊……爸爸那时剃了个光头，他原来是一头自然鬈的黑发，自从与孙婉母亲彻底断了以后，就把头发全剃了，削发明志。分离的伤痛永远地留在了爸爸妈妈的生命里。(由于王弘之先生因病住院抢救，本文未经他最后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