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少女小晴在酒泉市遇车祸，右脚同肢体分离，在欲乘飞机赶往兰州救治时，航班的机长却以其“隐瞒病情，违反规定”为由拒绝其登机，小晴的父亲跪地恳求却依然无效，最终，小晴乘车赶往兰州，却因病情受到耽搁不得不接受截肢手术。
又一起令人齿冷心寒的“冷漠杀人”事件，比较几年前孕妇急赶去医院，中途却因车辆违章被扣罚，最终导致新生儿难产死亡的事件，二者如出一辙。对此，见死不救者的解
释也惊人地一致——不能因紧急事件而违反制度。对这样的解释，有人斥之以教条，有人责之以官僚，可是面对花季少女断足这样的惨痛后果，相信更多的人都会像笔者一样义愤填膺地大喊一声“没人性！”
少女断足之痛，表面上看是固有制度与紧急状况发生冲突时，有关人员不懂变通造成的，实际上，这种墨守成规的固执背后隐藏的却是对生命的冷漠与残忍。人命价值几何？这个在法律体系中最根本性的问题在最近几年才得到了正确的答案——生命是最可宝贵的，因此，一切法律、规章、制度，都应以保护人的生命健康为前提，否则，再精妙的规则、制度也只能是“恶法非法”。
正是基于这种对“生命至上”的认识，才有了对“行人违章撞死白撞”的纠正，才有了对遇难矿工高额赔偿的规定。然而，亡羊补牢毕竟不如防“难”于未然，据了解，正在编撰中的《民法典》就打算把“不论是否交纳医疗费，医院必须对危重病人先行施救”载入其中，如此，见危施救就成了医院的法定义务，人命危急时刻，病患依靠的就不再是医院和医生的良心高低，而是法律的保驾护航了。而此时若有人胆敢见死不救，面临的就不是道德谴责而是违法责任了。
人们常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既然有些人的良心早已滑坡到“以人为本”的立法精神之下，我们就不能不用法律来棒喝那些见死不救者的灵魂了。
本报评论员 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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