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智良的一封公开信：48名幸存者在困境中期待

    作为正在消失的“活历史”，她们的境遇理应引起13亿国人的关注

　　慰安妇正消失在历史中

　　岁末年初，不断地接到原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电话和来信，有武汉的、孝感

的、海南的、山西的，还有黑龙江的，这使我们的心头格外沉重。

　　手头的这封信，是一位受害者的儿子写的。他在信的上端写了三个大字“心内话”，信里写道：“想起我母受日本军官所迫害的事情，想起我母所受的一切迫害，我们作为儿子的泪水流如大海……”“解放后我母已成为大姑娘，嫁给了年迈的父亲，而父亲又过早地去世，留下长年生病的母亲和姐弟6人，我们相依为命，为了生计，我兄弟姐妹各奔生路，可是我们命运不好，不管如何做，都解决不了家庭的困景(境)，就连母亲居住的房子还属原始的小室。我们儿子实在对不起母爱啊…… 天下为人父母心，本来我母不为人知的耻事，只要不为人知，我们艰(甘)愿吃苦，安好老人家晚年，而今搞得人人该(皆) 知，次(试)问：我们如何做人？今后我们的子女如何取(娶)嫁？而今母亲又常生病，真是雪上加霜，有苦难言啊！”

　　在14年的调研中，我们发现，慰安所之多，受害者之众，远远超出研究者的预想。目前仅上海可以确认的慰安所就有156个。有的日军慰安所为了惩戒受害者，竟将“

　　四大困境

　　目前，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所知晓的“慰安妇”幸存者只有48人了，她们生活在北京、海南、山西、黑龙江、河北、湖北、湖南、浙江和上海等地。但是，在她们的后面，还存在着不知倍数几何的同类，幸存者的生活状态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这就是：孤、老、病、贫。

　　孤，是由于受日军迫害的经历，她们中的很多人不能生育，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也永远地失去了做女性的幸福。她们中的许多人为了生活下去，不断地被从这个地方嫁到那个地方，为人维持家庭。有的与养子养女生活在一起，但苦难的经历，孤愤耻辱的心情，使她们难以与人沟通；有的为养子女甚至亲生子女所疏离，在老伴离世后，只能孤苦伶仃地了此残生。极少人好不容易才拥有完整家庭，她们及她们的后代，怎么能承受再三不休的好事追问与渲染？

　　老，她们早已失去劳动能力，年老体衰，年龄基本都到了80岁，年长的超过90岁。所有的受害者中，目前只有一位在黑龙江某地的大娘，在当地政府的照顾下进入了养老院。

　　病，她们无一例外，满身是病，几乎都有严重的妇女病，有的甚至终身带尿布。不少的受害者，被日本兵打断胳膊，打折了腿，打伤了腰，打坏了头；有的因日军的摧残，患有严重的精神病，时时发作。到了晚年，这些伤病缠身，可是，没有钱去好好治疗，有的人只能在病痛中一夜一夜地煎熬到天明。

　　贫，我们所知的受害者，在城市里的除极少数有微薄的退休金外，几乎都没有自己的生活来源，靠后辈供养，而很多后辈都已经下岗或退休在家；在农村地区，生活质量更差。

　　她们的坚持是正义的象征

　　自2000年以来，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与世界

　　尽管如此的贫困，如此的不幸，中国大陆这些可敬的受害者们，没有一人申请领取日本亚洲妇女基金。她们和世界各地的受害者们一样，强烈要求以正义的途径，让日本政府承认侵略和迫害的罪行，向她们这些受害者谢罪，恢复她们的清白和名誉，并予以赔偿。尽管艰难，尽管无望，但她们以老病之身坚持到现在。她们的坚持，其意义当然已经超越了个人，而具有人类道义的象征。

　　6年过去了，当年的百余人只剩下48人，但这项援助仍然开展得十分艰难。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是一个由优秀的爱国华侨组成的非赢利团体，在抗战研究上开展了多项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他们的经济也颇为拮据。

　　大陆也有热心人在关心这些老人。但是，在2004年及此前，我们所收到的国内援助费用非常之少。2005年随着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活动的展开，捐款明显增加。2005年我们收到的最多的国内捐款，是来自家住上海市浦东大道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共计15000元；我们收到最大的海外个人捐款是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上海人吕建琳女士，三年前后共计30000元。

　　我们希望有能力的个人和团体，主持公义的媒介，请伸出援手，给这些饱经沧桑、风烛残年的受害者以温暖和支持。我们希望从2006年起，援助费用至少能提高到每人每月200元，并且以后能逐步增加。

　　我们相信，13亿中国人，能够保护好48个历史的证人，我们的前辈，我们受尽苦难的同胞。她们的健在，是那段民族灾难、国家耻辱的见证，是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罪行的见证。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