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之道-专访《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

　　早报之道

　　——专访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

　　□本刊记者 赵灵敏

　　岛国新加坡，报业市场有限，但却曾有数家报社激烈竞争。《联合早报》的前身是《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1983年，这两家报纸合并，共同出版了《南洋星洲联合早报》，简称《联合早报》，目前主导着新加坡华文报市场，并在华人世界中享有较高的声誉。

　　它的出版方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司是新加坡规模最大的媒体出版与印刷机构，于1984年在新加坡

　　本刊记者日前专访了《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先生。

　　只要消息是确实的,我们肯定会报道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联合早报》今年已经步入创刊的第83个年头，对于这份拥有自己独特历史、并与中国颇具渊源的报纸，您能否跟读者交流一下早报早期的一些情况？

　　林任君(以下简称林)：《联合早报》是1923年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南洋商报》和1929年胡文虎先生创办的《星洲日报》合并的成果。早报将自己的历史追溯至1923年，表现了我们对历史的尊重，也体现了我们珍惜优良传统的精神。

　　陈嘉庚先生和胡文虎先生办报，当然有宣传自己产品的初衷，但也一直不忘服务社会。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批来自中国大陆的文人学者参与了这两份报纸的创办，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胡愈之、郁达夫、张楚琨、关楚璞、傅无闷等。这些早期报人视中国为祖国，报纸主旨也和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星洲日报》在创刊词中即提出，要“肩负起时代的重任”。1929年7月开辟“祖国要闻”版报道中国新闻。抗日战争期间，《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自觉肩负起唤醒民众、支援中国抗日的重任。为了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翔实报道局势的变化，报纸往往一天出三期。由于这些老报人的努力，开创了东南亚华文报业的鼎盛时期。

　　当年华文报的“硬件”也绝不落人后，除了随着发行量的增加而不断更新印刷技术和设备之外，在1950年代，《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还曾经拥有本身的机队。那年头，报馆的飞机每天凌晨隆重升空，从新加坡专程空运报纸到马来亚各地分发。这是多大的手笔，何等的气派！当时的报馆职员，包括编辑部同事，都有机会轮流免费乘搭“顺风机”，风风光光到马来亚一游。在那个大多数人一生从未坐过飞机的年代，报人享有的这种特权不知引来了多少羡慕的眼光！

　　《南》：《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1983年合并为《联合早报》，合并的原因是什么？在合并的过程中，新加坡政府扮演了何种角色？

　　林：《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是当时东南亚最具影响力的华文报纸，但同时它们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英文成为新加坡的强势语文，两家华文报共同面临着发行量和读者人数下降的前景。为避免恶性竞争，双方管理层在1983年达成了合并意向，开始共同出版《南洋星洲联合早报》，简称《联合早报》。因为这两家报都是私人所有，合并根本上是一种商业行为。

　　当然，作为一直以来的竞争对手，双方能坐下来谈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新加坡政府起了鼓励和推动的作用。目前，《联合早报》已拥有采编人员200多名，每天出40版，最多时达到60多个版。

　　新加坡政府对报业的管理是宏观的，主要通过制定《诽谤法》等一系列法令来约束报业的行为。一件事发生了，只要消息是确实的，我们肯定会报道。因为不报道的话小道消息传播得更快，会导致谣言四起，人们添油加醋地进行歪曲，效果更不好。

　　当然，新加坡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种族流血冲突，所以在涉及种族、宗教、语言等敏感领域时，我们会很小心地进行自我约束。像最近发生在北欧的“穆罕默德漫画”事件，是不会发生在新加坡的。

　　《南》：1984年，早报和其他几个媒体合并为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报业控股的成立有怎样的背景？它对联合早报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

　　林：和上次《联合早报》的成立一样，报业控股的成立也是为了集中资源，避免恶性竞争，因为新加坡的市场太小了。报业控股成立后成为新加坡唯一的报业集团，各报虽然编辑事务独立，但行政、经营资源共享，提高了管理效能。

　　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在新加坡股市一直是市值前10位的公司，这与它的管理水平有关。以前，新加坡英文报纸的工作环境一直比华文报好，报业控股成立后，华文报和英文报看齐了，薪酬和办公环境的改善也有利于我们吸引人才。

　　追求内容的公信力

　　《南》：如何在迎合市场和维持素质、商业和文化的角色之间求取平衡，对媒体来讲是一个永恒的难题，《联合早报》自己探索出来的答案是什么？

　　林：报社是一个企业，股东投资这个企业，当然希望得到金钱上的回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实上，早报目前的盈利非常可观，高居新加坡报业控股第二位。

　　从长远看，报纸在赚取盈利和维持素质之间并没有矛盾，因为你有了好的信誉，才会有更多的广告；读者相信了你的内容，才会相信你的广告，这实际上是吸引广告的最佳途径。从商业角度看其实是一种长期投资，是一种为博取更大的长期利益而放弃微小的短期利益的商业策略。

　　目前，《联合早报》日发行18万份，发行虽然也赚钱，但主要赢利来自广告。我们的编辑和市场部门是分开的，各做各的事。我们也有“商业特辑”，但写作手法与新闻不大一样，而且会标得很清楚，读者一看就知道是商业宣传。如果是做广告，我们会在版面上标上“广告”两个字，这一点决不含糊，我们决不做有偿新闻。

　　《南》：《联合早报》的办报理念是什么？你们怎样有效地将这些特色贯彻到日常的采编事务中去？

　　林：全世界除了少数例外，办报的主要目的是营利；报社是一个企业，报纸是这个企业生产出来的资讯商品，必须获得市场的接受才能生存。总编辑作为报社的主管，首先就必须接受这个最基本的企业生存营运理念，任何办报理念也必须从属于这个前提。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报社的负责人只顾赚钱而不谈理想，而是说办报理念不应只属于某几个人，而必须是共同拥有的，是编辑部同人和整个报社管理层在互相调适后共同形成的。目前在新加坡，人们看中文新闻，就会想到看《联合早报》，《联合早报》已经树立了公信力、公正、准确的形象，

　　在日常的管理和培训中，我们会将这些要求贯彻下去，在采访、编辑等各个环节严格要求。10年前，有一个中国企业到新加坡做宣传，给记者提供了许多资料。记者打开资料发现里面有钱，马上上报，后来我们将钱退给了这家企业。这家企业为此写了封信，把我们夸得举世无双。事实上，收受红包不仅是报社不允许的，新加坡的法律也不允许，如果记者收了，不但会被开除，贪污调查机构也会找他。

　　中国的开放是早报的历史机遇

　　《南》：在新加坡这样的弹丸之地产生了《联合早报》这样有国际影响力的华文报纸，你们有什么成功经验？

　　林：《联合早报》只有200多人，规模还很小，我们不敢说已经成功了。一直以来，《联合早报》坚持专业的原则，同时在新闻报道上坚持友善和建设性的原则，这样读者容易接受。

　　中国大陆的读者很长时间里对外部世界不是很了解，《联合早报》提供了这样一个窗口。从1980年代开始，《联合早报》的名声已经传遍了中国大江南北。这是因为中国对新加坡开始发生了兴趣，新华社出版、影响力巨大的《参考消息》大量转载了早报的新闻和评论，使《联合早报》成为一个中国的领导干部熟悉的名字。这个时候，中国的不少重要传媒、政府机关、智囊机构、大专学府等已经是早报的订户了。

　　1990年后，中国的“新加坡热”迅速升温，《联合早报》这时获准“正式登陆”，成为唯一能够在中国公开发行的外国华文报。

　　目前，早报在大陆的发行只有几百份，大部分人看的是早报的电子版。我们知道，早报的进入是一项特权，这种权利不是本来应有的，所以我们在选择哪些内容可以上网时，会照顾到中国国内的特殊情况，顾及你们的感受。

　　另外，《联合早报》能有今天的影响力，也托赖于网络的普及。《联合早报》网络版创办于1995年，3年后浏览次数已经接近2500万，不但高踞东南亚各华文电子报之首，更成为国际上最受欢迎的华文电子报之一，在华人世界中发挥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力。

　　《南》：中国对《联合早报》意味着什么？

　　林：回首过去，新加坡华文报可说是历尽沧桑，走过了无数坎坷路。它和新加坡人共哀共荣，同悲同喜，命运紧紧维系于新加坡这块它植根和生存的多元文化土地上、维系于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关系中。但在另一方面，它却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中国这个文化母体的巨大磁场的引力，受到它所发出的强大的电磁波的遥遥牵引；很多时候，它的运程其实也随着中国的命运的起伏转折而发生微妙的变化。

　　本土维系力和中国牵引力这两股力量的牵扯、冲击、互动，曾使新加坡华文报走过崎岖曲折、甚至颠簸波折的道路。如今，由于新加坡建国和经济发展成功后产生了区域化的需要、文化和寻根的需要，而中国则在闭关自守了30年之后改革开放、以友善积极的姿态重新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一个显著的位置，这两股力量突然发生了良性的互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本地华族文化的发展，为华文报的前途开辟了一条阳关道。

　　当然，中国除了重新提供文化资源之外，现在更为《联合早报》提供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潜在市场——中国人成为早报电子版的最大读者群，因此，中国的开放可说给《联合早报》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使它得以跨出狭小的国土，跃上世界舞台，成为一份在国际上备受推崇和敬重的知名华文报。

　　华文地位的下降是早报的最大挑战

　　《南》：您认为《联合早报》在现在和未来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林：在新加坡，英文、华文、马来文和泰米尔文都是官方语言，法律要求各民族学习自己的语文，但英文是通用的行政、商业语言，不懂中文并不妨碍人们找到好工作。而从1987年开始，传统华校在新加坡消失。也就是说，从那一年起，新加坡的学校不再大量栽培真正以华文为第一语文的学生了。

　　当然，1987年只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年代——华校的没落，其实是始于60年代末期，在70年代加速，到80年代进入全速期——它象征新加坡的华文水平日益低落，这对华族文化的传承和华文报的前途都是非常不利的。统计数字和许许多多的实际例子告诉我们，新加坡的年轻一代已经逐渐不看华文报了。年轻一代华人不喜欢华文，不看华文书报，对本族文化没有兴趣，其实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一个影响到新加坡长期发展和盛衰的重大课题，不单单是华社或华文报馆的问题。然而，对于华文报来说，这毕竟是一个对本身的生存发展很不利的信号。

　　再看华文报本身，在逐渐萎缩的华文市场中还有另外两份在下午3点面市的华文报，以醒目的标题和轻松、充满小道消息的内容吸引着小市民的注意力。这两份报章，给那些已经阅读了英文早报，掌握了主要新闻而想看“另类”消息的华文读者提供了一个自然的选择，对早报构成了竞争。

　　另外，像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报纸一样，早报也面对电子媒体的激烈竞争。电视超越报纸成为人们的首选媒体，早已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年轻人舍弃报纸而拥抱互联网，并以之为主要的消息来源和娱乐工具，更是大势所趋，谁也阻挡不了。在世界范围内，除中国大陆和印度之外，传统媒体的市场份额都在下滑。对早报而言，目前已经出现了订数停滞不前、读者年龄老化的情况。

　　《南》：早报在1990年代3次改版，也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吧？

　　林：是的。我们希望在不牺牲专业水平、不改变现有定位的情况下，改变早报太过严肃的面貌，使版面轻松化，文字生动活泼，内容更贴近生活、贴近民众。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用年轻人的语言和年轻人说话，要以他们关心的课题和内容吸引他们，希望引起他们阅读华文报的兴趣，不管这在目前的语文环境下是何等艰巨的工作。

　　但我们要向读者保证的是，收起严肃的面孔不等于哗众取宠，争取年轻的新读者并不意味着牺牲现有读者的利益。胸怀宽广，兼容并蓄、多姿多彩、百花齐放本来就是一份全国性大报所应该具有的性格，而在不同版位以不同的写作风格甚至不同的语文要求来吸引不同年龄和兴趣的读者群，也是一份全方位的报纸通常的作业方式。

　　自从南洋大学这个本地最高华文机构在20多年前走入历史之后，新加坡的华文事业凋零得更快，较具规模的华文文化机构如今已经所剩无几了。环顾四周，我们惊觉《联合早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成为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且已肩负起沉重的文化象征意义了。

　　鉴于本地华文水平的急速下滑和文化的失落，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担心，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恐怕连早报这座华文的“最后堡垒”也要在商业大潮下陷落了！但我们这些被委托掌管这个“最后的华文文化事业”的人必须对历史负责，我们不能让这艘承载着华社的文化希望的航船在水平线上消失，我们不能让新加坡这个好不容易生存下来的年轻国家，失去一份弥足珍贵、能够富国惠民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