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城琐事

　　狮城琐事

　　□姚 岚(新加坡)

　　走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迎面而来的大多是华人的面孔，以至有时让我常常忘记身在异国。当我操着英文跟同事谈工作，或者和出租汽车司机用中文聊天的时候，彼此口音的差

异却总是不断提醒自己与当地人的区别。

　　带着这样一种距离感, 我在这个岛国一天天认真又疏离地生活着, 对于新加坡的感受早已洗去了初来乍到时的新鲜与好奇, 而积累下一些思考的片断。

　　第二职业与居安思危

　　前不久，我发现自己教授的一个华文师资培训班中，有好几名学员都正在从事其它行业的工作，而且干得还不错。我问他们，为什么还要在下班以后来上华文教育课程，他们说这是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以备不时之需。一名在酒店工作的学员还援引了2003年非典时期的例子，他说如果再来一次非典，他工作的酒店无限期休假的时候，至少他可以去当华文补习老师，不怕家中断炊了。

　　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在新加坡人中相当普遍。经历过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之后，新加坡的经济受到较大的冲击，很多人都担心减薪失业的事情发生，尤其是那些年届中年的人士。忧患意识促使着新加坡人想方设法去提升自己，避免被社会竞争所淘汰。他们其中一些人的努力程度几乎可与我们国内

　　相比之下，过去几年国内经济的良好增长让很多机关、企业中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息。上次回国的时候，我碰到几个混得还不错的朋友，他们都宣称应该多贷款、多消费、多享受，言谈中都是要坐享其成的意思。

　　有人说危机意识是新加坡的强国之魂。因为国家的版图太小，资源匮乏，什么东西都要从国外进口，容易受制于人。同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转口贸易港，新加坡的经济以出口和转口贸易为主导，严重依赖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一旦世界经济低迷，新加坡经济也难保持景气。虽然新加坡已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但上到政府，下至个人都拥有强烈的危机意识。

　　个人为了避免失业，会准备改行，学习新技能，寻找新机会。新加坡政府为了解决失业问题，3年前成立了劳动力发展局，专门对劳动力市场进行调查，了解各行业的职业空缺情况，然后对劳动力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政府也敏锐地感受到中国新经济的挑战，他们提出要搭上中国发展的“顺风车”，着力培养精通中文并了解中国市场的双文化人才。为了防止旅游业下滑，政府去年甚至批准开设赌场，一改过去刻板拘泥的形象。

　　头巾与种族和谐

　　我的儿子刚一岁半。一日，他把睡觉用的枕巾披在头上，然后微笑着向大家展示。外婆被逗得哈哈大笑，并且随口说出“小马来人”。 接连几天，只要外婆一说“小马来人”，儿子就会去拿枕巾包头。

　　起初我对此不以为然，直到一天我跟新加坡好友谈起这件事，她的反应却在我意料之外。她说：“你不要教孩子这样做，因为以后他可能会在马来同学或者马来老师面前故意模仿他们，引起不愉快。” 我顿时为自己的无知而感到羞愧，同时也对新加坡人为了保持种族和谐而作出的种种努力表示钦佩。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国家。马来人占全国人口的14%，印度人占8%，但是新加坡却没有民族问题。即使是衣食住行这样的小事，人们也能从中感受到政府实现种族和谐的决心与魄力。比如说，过去大多数学校是按种族建设的，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都有各自的学校，学校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教授。这样一来，种族间的交往就非常有限。后来，政府决定把所有的学校进行调整，各种族学生到同一学校就读，统一以英文授课，同时也学习本民族语言。为了增加不同种族居民的接触机会，促进种族融合，新加坡在实施政府组屋建设时，特别设定了一定的种族比例限制，保证不同种族的人住在同一栋楼里。

　　新加坡的教育机构从幼稚园开始就向孩童灌输种族和谐的重要性, 所以绝大多数新加坡人在处理种族关系上都非常审慎与小心，并且懂得包容和尊重其它种族的习惯与传统。反倒是我在这边遇到的一些来自中国的同胞，他们会抱怨异族身上散发的浓重体味，或者异族邻居家中飘出的气味等等。可能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从小生长在一个以汉人为主的国家和地区，我们通常在民族问题上缺乏应有的敏感与谨慎。

　　“父母式”的管理

　　我身边有好几个未婚的新加坡女性朋友，其中一个是非婚主义者，另外两个是急着嫁人却找不到人嫁的大龄青年。前些时候，我同她们聊天，偶然了解到新加坡社会发展与体育部设有一个下属机构是专门帮助青年男女寻找适婚对象的。这让我想起了中国那些催促子女结婚生子的父母们。

　　在西方人眼中，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都是个人事务，与父母没有关系，与国家更没有关系。但是根据中国传统观念，到了适婚年龄仍不结婚，结了婚却没有生育，这些都属于不孝行为。在新加坡，政府几乎扮演了传统中国式父母的角色，管理起国民大大小小的事务，最后居然连找对象的事情也要插手帮忙。

　　政府自有他的理由。新加坡政府认为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如果国民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子，就会导致低生育率问题产生，最后令国家的人力和人才资源短缺，威胁了新加坡长远的国家利益。

　　政府不惜花重金帮助国民结婚，鼓励国民生子，不难体会其中的良苦用心。当然，这种父母式的社会管理方式也是有利有弊的。我们都知道父母过度的保护会影响子女的独立生活能力。父母式的社会管理方式面面俱到，有利于对社会的调控，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国民自身的独创能力。近来还有一些新加坡人投书报章，呼吁国人自立自强，不要过度依赖政府。

　　相比之下，中国就好像一个子女过多的家庭，养家糊口已经让父母忙得喘不过气，哪里顾得上其余的细枝末节。我们的政府无须照搬新加坡父母式的管理方式，但是我希望政府能给予国民更人性化的关心与爱护。我们的人民无须过度注重细节，但是我希望国人凡事能为别人多考虑一点，我们的服务行业能提供更优质周到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