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意留在蒋的一边

　　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意留在蒋的一边

　　抗战胜利后，胡适受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归国前由傅斯年暂代。1946年夏，胡适自美归国。1947年初，蒋介石改组政府，想请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对于蒋介石的厚意，胡适表示十分感谢。胡适在致好友傅斯年的信中袒露心声：“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

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为此胡适曾“意甚焦虑”、“数度失眠”。3月18日，蒋介石再次约见胡适，说考试院院长可以不做，但因国府委员没有多少事而不能推辞，请他一定认真考虑。蒋在出门时礼貌地问：“胡太太在北平吗？”胡回答道：“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蒋笑着说：“这不是官！”最后蒋介石还是尊重胡适的意愿，不再强求。

　　1947年底，鉴于国内战争的严峻形势，蒋介石单独宴请胡适，想请他再次出任驻美大使，遭到婉拒。

　　1948年初，蒋介石表示要让胡适担任总统，自己担任行政院长。这其中的奥秘，除了美国人的作用外，则是蒋介石设计的骗局。当时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当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他说，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

　　　4月4日，蒋介石在第二天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会上，声明他决定不参加总统竞选，宁愿当行政院长。提议国民党应推举一个无党派人士为总统候选人。他说：“此人须具备五种条件：守法；有民主精神；对中国文化有了解；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尽管蒋没有指名道姓，但大家都知道此人是胡适。对于蒋介石的决定，只有罗家伦和吴稚晖赞成，大多数人持反对态度。经讨论，会议仍一致推蒋作总统候选人。第二天，各大报纸纷纷刊登这一消息。胡适预料记者闻讯将会蜂拥而来，事前转移到友人家。事后，蒋介石派王世杰向胡适转达会议情况，并代致歉意，胡适在日记中流露出如释重负的心情：“我的事今天下午才算‘救了’。”

　　10月底，蒋介石约请胡适餐叙。席间，胡适开门见山地提出10条激烈的意见。内有“必须认错，必须虚心；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经济财政改革’案实有大错误，不可不早早纠正；我在南方北方，所见所闻，实在应该令人警惕”等尖锐语言。

　　1948年的秋天，人民解放军已经对北京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有一天

　　1948年12月15日夜，蒋介石派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接胡适夫妇和陈寅恪等几位学者及家眷南下。 16日胡适坐机飞抵南京，17日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长谈。据后来美国对话政策白皮书透露，胡含泪向司徒进言，想说服美国“帮助蒋氏进行战争”，因为蒋不妥协地抵抗共产主义，他自己则“决心放弃学术事业而为国服务”。是日，蒋介石夫妇在南京官邸宴请胡适夫妇，祝贺胡适58岁生日。

　　胡适在南京曾对钱昌照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意留在蒋的一边。”胡适在美国做寓公时发表过讲话，声称“我要以我的道义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

　　1949年初，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一向以国民党“诤臣”自居的胡适受蒋介石委托，以私人身份于这年4月6日从上海乘搭威尔逊总统轮船前往美国活动美援。他是被蒋介石派出国的，赴美替国民党政府做反共宣传，并协助驻美大使顾维钧争取美国朝野的道义支持。蒋经国、雷震、陈光甫等到码头送行。

　　这一天胡适还在轮船上定好了自己即将在台湾创办的一份自由主义刊物的名称——《自由中国》，并草拟了刊物的宗旨：一，向全体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督促“政府”革除弊端，把台湾变成真正的“自由民主”社会；二，尽力帮助“沦陷区”(指大陆地区)同胞，帮助他们早日重获“自由”；三、促使整个中国成为“自由中国”。威尔逊总统轮在美国檀香山停留期间，胡适给先期逃到台湾的“国民大会”副秘书长雷震写了一封信，并将他拟好的《自由中国》刊名、刊物宗旨一并寄上。

　　然而4月21日(西半球为22日)船抵旧金山时，新闻记者蜂拥而上，他们手里拿着早报，告诉胡适国共和谈破裂，共产党的军队已渡过长江，希望胡适对大陆时局发表看法。胡适在船上多日未看到报纸，信息全无，乍听到这一消息，着实吃惊不小。4月27日胡适到达纽约，寓纽约东81街104号。这是他1942年离开驻美大使职务后租住的房子。

　　5月28日，蒋介石致胡适一封亲笔信：“惟须阻止美国承认共产党政府为主要条件。务请积极进行是祷。”胡适在美国的活动开展起来有很多困难，“只是给国家留了一些体面，其他毫无贡献”。他在1952年回忆说：“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在1949年7月16日，我通知驻美国大使馆，取消一切政治性的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这一阶段胡适的心情较为灰暗，一再声明他从此不问政治。最初的一年多，胡适确实是“不问政治”。可见蒋介石对胡适的期盼完全落空。

　　流亡的寓公生活

　　1950年5月，胡适为了生计，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之聘，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研究员。曾有一些人撰文说，胡适在美国混不下去了，只得去担任东方图书馆的小小管理员。事实并不是这样。这年胡适生日的那天，还收到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要他回台湾，还要为他祝寿，胡适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1950年6月，胡适夫人江冬秀由曼谷来到美国。江冬秀乃一乡村女子，又一字不识，到美国后，语言不通，失去社会生活能力。当时胡适的全部存款只有2000美元，胡适只好自己外出采购食品蔬菜，经常在电车上被挤得东倒西歪。流亡的寓公生活，几乎使胡适的经济情况和健康状况陷入绝境。“在外国，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做的。”一些朋友来看他，他请不起客，只好煮茶叶蛋招待客人。然而，他却拒绝了美国许多大学的聘请。有位曾做过美国财政部长的大资本家，特地在匹兹堡大学捐设一年俸一万多美元的客座教授职位，并新建一座小楼，专供胡适使用，胡适拒绝了。胡适在美国住了9年，却始终不肯领“绿卡”。蒋介石见他不入美国籍，便千方百计拉他，先是任命胡适为外交部长，胡适不肯。之后国民党政府为了利用胡适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美国政界、文化界的巨大影响，再三要求胡适在4个月内不要向外界发表不干外长的声明，导致胡适“精神上十分苦恼”。后来台湾当局又给胡适送来6万美元的所谓宣传费，也被他全数退回。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胡适和雷震于1949年11月20日在台湾创办《自由中国》杂志，一方面反共，一方面也反对台湾当局对言论自由的压迫，并从政治上跟国民党直接冲突，成为岛内推进民主政治的舆论重镇。

　　胡适在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民主和极权的冲突》一文，文中说：民主生活的本质“是个人主义的”，民主传统“是由一般爱好自由的个人主义者联手创造的，这些人重视自由，胜过他们的日用饮食；酷爱真理，宁愿牺牲他们的性命”，与此相反，极权主义“根本不允许差异的存在或个人的自由发展。它永远在设法使全体人民，适合于一个划一的范围之内”。《自由中国》杂志负责人为雷震，发行人为胡适。该刊的创刊宗旨写的是“宣传自由民主，用以对抗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

　　据美驻台前“大使”哈里曼1966年10月写的一份备忘录中说，1950年8月，朝鲜战争初期，他在看望麦克阿瑟将军的时候，偶遇当时担任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的腊斯克(后来成为国务卿)。腊斯克反对蒋介石派兵参与朝鲜战争，他认为蒋介石政权腐败，已走入死胡同，担心蒋军卷入朝鲜战争会给美国制造“很大的麻烦”。于是腊斯克提议由中央情报局制定一个暗杀蒋介石的计划，由胡适取而代之。腊斯克为此专程到纽约布拉萨饭店与胡适长谈了一个半小时，但遭到胡适的拒绝。

　　胡适在总结了国民党遭如此惨败的原因及教训后，于1951年写了一封长达四千余字的信致蒋介石(这封信直到1997年才由台湾《联合报》公布)。胡适在这封信中，除分析共产党斗争策略的成功并劝说国民党领导人应“切实研究敌人文献”(胡适特别向蒋介石推荐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一文)之外，着重分析和批评了国民党自身失败的原因，他特别指出，“中山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乃是引狼入室”，同时“国民党在‘清共’之后仍保持一党专政，是第二大错”。最后他要求蒋介石辞职。胡适在信中对国民党提出一条重要建议：“今日似可提倡实行多党的民主宪政，其下手方法，似可由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三四个同源而独立的政党，略如近年立法院内的派系分野。此是最有效的改革国民党的方法”。并随即指出这种改革的第一条是“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的职务”。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蒋经国代表蒋介石前往机场迎接。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三周年纪念茶会上发表演说，强调“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他认为，“单单在宪法上有保障言论自由的规定是不够的，我们还须努力去争取。如果我们不去争取言论自由，纵使宪法赋予我们这种权力，我们也是不一定会得到的。”

　　次年1月16日，蒋介石设宴为胡适饯行，胡尖锐地提出台湾没有言论自由等问题。他在日记中写道：蒋公约我吃晚饭，七点见他，八点开饭。谈了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无一语批评蒋经国、无一语批评蒋总统。胡适次日离开台湾，在机场上对前来送行的蒋经国说：“总统对我太好了。昨天我们谈得很多，请你替我谢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