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回眸：胡适与蒋介石交往档案

1958年蒋介石与胡适在台北“国民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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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刘维荣)

　　胡适是庚款留美第二批学生。他在康乃尔大学读书5年，把那里看作“第二故乡”。面对日本的步步侵略，胡适主张在外交上联合英美，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以共同对付日本。胡适不仅以其学术地位和声望享誉学界，而且以其留美经历及亲美的思想言论成为“英美派”在学界的代表。

　　出任驻美大使

　　1935年蒋介石为装饰门面，有意搜罗一些专家学者进入政府或准政府机构，组建所谓“人才内阁”，如吸收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为政府高级咨询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同时在此机构挂牌的有胡适、丁文江、蒋梦麟、陶孟和、杨振声等人。从这时起，胡适便从体制外的批评者转变为体制内的建言者了。

　　抗战开始前，蒋有意让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蒋约他到官邸喝茶，当面征求意见。胡表示接受。陈布雷为此还看了胡一次。后因汪精卫被刺，情况发生变化，此议只好作罢。

　　抗战刚爆发的时候，胡适以北大人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到欧美各国开展国民外交，宣传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决心，争取各国政府与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在旧金山，胡适作了题为《中国能战胜吗？》的演讲，他说：“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以此勉励侨胞。

　　“一·二八”以后，胡主张在正式对日宣战之前，不要放弃争取和平的外交努力。当时孙科主张逮捕胡适，孙是亲苏的，他认为可以利用苏联的力量帮助中国抗日。后来蒋有意找胡适去趟欧美， 1937年8月13日，蒋介石对王世杰说，我们现在国际宣传工作非常重要，想找适之到欧洲和美国走一趟。王世杰为此与胡适谈了两三晚，胡适却不肯从命。他表示：“战争已经发生，我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南京，我愿意与南京共存亡。”最后，王世杰抬出傅斯年才说服胡适同意出国。

　　胡适于1937年9月26日作为国民政府的特使赴美游说。1937年10月1日，他应旧金山哥伦比亚广播电台邀请，以《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为题，发表演说。在这篇讲话中，胡适针对美国朝野保持中立不愿意卷入战争的心理，以朋友的方式，作了于情于理的分析，很有说服力。他说：“我曾经住在贵国七年半，我深信美国人民是真正厌恶战争的，真正爱好和平的。我十分了解贵国至少有99%的人民对中国人民目前保卫自己抵抗侵略的奋斗是寄予很大同情的，但是这种同情是不会也不应该把你们引入武装干预中国战争之中。”演说中胡适表示，对侵略战争是不能退让的，要阻止战争只得用战争来消灭它。胡适还大胆预言，美国将会被迫卷入这场战争。

　　为了争取美援，蒋介石决定重用“英美派”，他曾3次致电在美国的胡适，敦请其出任驻美大使。1938年9月17日，蒋介石任命胡适为新的驻美大使。胡适认为“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能推辞”。美国《纽约时报》对此发表评论说，除胡适以外，没有人更够资格向美国说明中国的情形，同时向中国说明美国的情形。10月6日胡适到馆正式上任。在当天的日记中胡适写道：“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27日胡适向罗斯福总统递呈国书，在国事维艰之时，从事战时的外交工作。

　　胡适在美国期间，把大量精力放在宣传上。1938年12月4日，胡适应邀在纽约律师俱乐部演讲，题为《北美独立与中国抗日战争》。在演说中，他将美国独立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相比较，认为美国之所以能从英国统治下独立出来，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得到了法国的支持。中国目前的抗战与当年美国的独立战争中所遇到的困难很相似，中国抗战的胜利也要像当年美国人那样，一面继续战斗，一面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

　　作为大使，胡适最大的努力，还是坚持到各地巡回演说。他充分发挥学者的优势，大力开展“民间外交”，着重向美国朝野宣传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以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了解与信任。为此，他行色匆匆，奔走全美，四处演讲，广交朋友，以其诚恳态度和学问声望，博得了罗斯福及其内阁以至整个美国知识界和舆论界的尊重和欢迎。美国《纽约时报》评论说：“重庆政府寻遍中国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适更合适的人物了。他所到之处都能为自由中国赢得支持。”

　　胡适于1939年2月和1940年3月为中国争取到2500万美元和2000万美元两笔贷款，使美国对华政策朝着制日援华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就是所谓的“桐油贷款”。胡适自言：“正当中国局势危急的时候，这笔钱，对于中国真有救命及维持体力的作用，也是心脏衰弱时的一针强心剂。”1939年6月29日，胡适在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给在美国曾经的恋人韦莲司的信中写道：“这真是一段扰攘不安的岁月。我并未失去信心，我确信这场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新秩序将更好也更持久。毕竟，今天只剩下3个侵略国家，这是值得欣慰的。”

　　但蒋介石对美援的成果并不满足。1940年5月14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申述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战，请求美国贷给现款，以维持中国币制。蒋介石决定派遣宋子文作为“私人代表”赴美继续接洽美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并常驻华盛顿，成了胡适的直接上司。两人在华盛顿共事达两年多。

　　　宋子文于1912年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7年宋子文回国，先后在国民政府里出任过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及行政院院长等要职，并长期置身于国民党决策层，对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入侵，宋子文在支持武力抵抗的同时，还提出了“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外交主张，以至被当时国内外舆论公认为“英美派”的领袖。

　　胡适毕竟是一个学者，而宋子文则是一位精通权术的政治家，个人背景、性格及作风等方面的差异，增加了两个人合作共事的困难，以至常常发生摩擦，相处得并不愉快。当白宫举行宴会时，驻美大使馆开去的名单竟将宋子文的名字置于秘书之列；宋欲邀请美财政名流，可大使馆不为其举办鸡尾酒会等等。胡适在大使任期的最后两年郁闷失意，并最终导致胡适的去职。

　　宋子文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养成了独立务实的处事风格、心直口快的脾气个性以及讲究效率的工作习惯，他对胡适那种循序渐进、按部就班、照章办事的工作方式不以为然，尤其不满胡适在美主张“不宣传、不借款、不买军火、不办救济事业”的外交作风。宋子文对胡适的不满，后来竟发展到宋不仅在对美外交中“唱独角戏”，完全甩开胡，而且连感情上也憎恶胡了。宋子文眼中没有胡适，许多重要机密也不让他知道。这样的工作关系，决定了胡适不可能继续在宋子文这位外交部长之下当大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胡适认为促美参战的任务已经完成，渐生去意。1942年3月至5月，他在全美及加拿大旅行近3万公里，演说百余次。回到华盛顿之后，顿觉身心交瘁，去意已决。1942年8月15日，蒋介石决定免去胡适的驻美大使职务，由魏道明继任。胡适与宋子文这段不和谐的共事经历宣告结束。胡适得到免职电报，以一身轻的心情致电重庆当局：“蒙中枢重念衰病，解脱职务，十分感激。”《纽约时报》评论说：“除非国内另有高职等待他，否则此项免职绝对是一项错误。”

　　1942年9月8日胡适卸任大使一职。在后来赠给与他在美一起共事的陈光甫的一张照片上，胡适这样表露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胡适在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中说：“我是为国家的事出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

　　胡适于1938年-1942年担任驻美大使，在书信和日记中，他多次提到过这一时期的生活情况。胡适是一个精明人，无论是在学问方面还是政治方面，他都做得游刃有余。不过在钱财方面，胡适却并不像有些人那样“精明”。胡适的清廉有口皆碑。胡适自己回忆说：“本人在美任大使数年，赴美各地演讲400多次，从未带过随员，自己提皮包。如此而作，实系为战时国家节省外汇。”他去世后，梁实秋先生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胡先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交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梁实秋认为，像胡适这种不领特支费的，除了任过外交部长的罗文干，别无第三人。

　　胡适到任后的头两个月未领到薪俸，在困难面前，胡适总是保持乐观，他曾在信中对妻子说：“我过的日子总算顶舒服的了。比起打仗的兵士，比起逃难的人民，比起天天受飞机炸弹的惊恐的人民，我这里总可算是天堂了。”

　　胡适卸任后，孔祥熙以为他可能比较困窘，想资助他一下。但胡适却回信说：“弟到任之日，即将公费与俸给完全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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