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乡村冲动

　　★ 本刊记者/何忠洲

　　考察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不难发现，知识分子每次掀起的乡建浪潮，都成为社会结构、形态发生较大变化的前兆。

　　五四运动中兴起的平民主义、人道主义是最直接的思想来源。北大教授钱理群说，“

五四时期，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人的觉醒。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三大发现——儿童的发现、妇女的发现和农民的发现，他们在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中，是没有地位的。”农民的发现，第一次使得身处小农国家的中国知识分子将自己的命运与农民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在《青年与农村》中，李大钊写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大多数劳动阶层是农民……他们不解放，就是我们全体国民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全体国民的苦痛；他们的愚昧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昧。”

　　知识阶层与劳动阶层相结合的声音由此产生。一个口号在整个20世纪响彻了中国大地——知识分子到农村去！

　　这一口号在30年代知识分子下乡运动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开始产生分野：革命，抑或改良？

　　改良的一派，被称为“乡村建设派”。

　　1929年起，耶鲁大学回来的晏阳初博士开始接手河北定县一直在进行的乡村建设试验。

　　晏阳初认为，农村问题的根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愚(没有文化)、穷(贫穷)、弱(身体太弱)、私(自私)。为此，针对愚，他提出要搞平民教育，包括文化教育和艺术教育，他设想让受过平民教育的青年成为乡村建设的主要力量；对于贫，要搞生计教育，这就需要普及农业科学技术；此外农民要组织起来，办生产合作社，还要关注工业的发展；针对弱，他认为要进行卫生教育，核心就是要建立农村保健制度，保证农民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针对私，他主张民主教育，在家庭中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使每个公民都有公民常识、政治道德、现代民主观念，这样才能发展地方民主。这四大教育的核心就是人的教育和培养。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使得“rural construction”(乡村建设)成为国际显学，他个人也因此在1943年和爱因斯坦一起被评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

　　与此同时，梁漱溟在山东军阀韩复榘的支持下，在山东邹平成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他希望在中国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新技术，来重建民族新文化。

　　与晏阳初、梁漱溟同期的，还有陶行知在南京晓庄的“教育乡建”，卢作孚在重庆北碚的“实业乡建”，以及由外来传教士柏格理及继任者在贵州石门坎的“宗教与科教乡建”等等。当其时，作为救民救国运动一部分的乡村建设，成为中外知识分子推动的非常流行的社会实践运动。据当时的统计，全国有600多个乡村建设团体，建了1000多个试验区。但随之而来的

　　但是抗日战争所产生的全国大流亡反而给主张从根本制度上进行乡建的革命派以更大的空间。知识分子从大中小城市来到了穷乡僻壤，广泛地走近农民，对农民农村问题取得了进一步认识。这个时期，一是有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另外就是指导思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不再是30年代“启蒙与被启蒙”式的，知识分子从启蒙者变成了受教育者。毛泽东说：“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比，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沾着牛屎，但还是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1942年到1945年，在以延安为中心的边区农村开展了几个大运动：大众教育运动、减租减息运动、互助合作运动、大生产运动、民主选举运动。这带来了边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全面的发展，也使共产党得到了农民的支持。

　　不过，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还是在上世纪中叶。毛泽东指出，“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下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当这些知识青年真正到了农村以后，他们就与底层的中国农民有了接触，对中国现实有了更深的认识。这段经历对他们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还带去了一部分知识和科技，对农村的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到了文革后期，有一批知识青年聚合起来组成后来所谓的“民间思想村落”，思考中国的根本大问题，一定程度上在思想和人才上酝酿了后来的改革开放。

　　到了80年代，随着知识青年回城，下乡运动基本上停下来了。再往后，虽然在政府的主导下，乡村建设继续推进，但如“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所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在其中是缺席的。这一局面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温铁军等学者建立被称为“后定县实验”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支持引导了120个高校学生三农社团的成立与支农。

　　这期间，还有更多零星的知识分子直接参与的乡建，包括茅于轼在山西龙水头村的小额信贷试验，高战在江苏沭阳官墩乡成立的农会，陈江华、王军华在济南殷家岭村成立的第一所农村社区学校，于建嵘在山东邹平开设的乡村建设研究院等等。★

　　浙江：新农村的超前样板？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浙江成为前瞻性的样本，但强大财力支持下的乡村之变，并不能成为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惟一模式

　　★ 本刊记者/朱雨晨(发自浙江)

　　陈国东是绍兴市越城区东湖镇五连村一位 “农民”——或许仅是户籍而非职业意义上的。

　　38岁的陈国东在村门口的一家制铝企业“上班”，已经做到一个管理岗位的小头目。

　　但他家还有四亩自留地。他家吃的大米都是买来的商品粮，肉食也来自市场，只有蔬菜还是自己种，“干净，化肥用得少”。不过，“种地是没前途的。”陈国东说。

　　村里还对保留着农田的村民给予补贴，月补贴每亩10元至15元不等。这样每年得200元，对于陈家来说是基本忽略不计的收入。

　　年富力强的妻子没有务工，陈国东每月2000元的工资是全家的经济来源。辛苦一年，他还存下了一万元。他说这些钱是为将来准备的，一是两个孩子未来的学费，一是自己和妻子将来的医药费。

　　至于医疗方面，村里只有私营的诊所。全家人看病，基本都是去三公里外的镇医院，那里更“放心”。“看病将来肯定是个问题，估计还得靠我们自己。”陈国东说。

　　陈家的状况，在村里不算好也不算坏。而本村的状况，据他所知在镇里是中等偏上。因为就在公路边，村集体经济发展得好，因此减免农业税等措施很快就能实行。“里面的一些村子，据说还在向农民收钱。”所谓“里面”，是指远离公路的山村。

　　农业税是早在2003年就完全免除的，种地还有补贴，家庭的经济来源基本靠工厂的收入，这些都让“农民”的身份变得模糊。不过陈国东还是脱口而出自己是“农民，因为户口簿上是这么写的”。

　　村级公共服务中心

　　如果陈国东是几十公里外的嵊州农民，看病的麻烦会少很多。

　　嵊州市是绍兴地区下属的县级市。其小康示范村中的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在全省乃至全国的“新农村建设”中都很有名。

　　“赤脚医生”，是鲍行健几十年前的职业，现在他已经考取了国家正规的行医执照。在仙岩镇西鲍村的公共服务中心，鲍是本村长期聘用的惟一专职医生，每月工资800元。

　　而在嵊州其他大的中心村中，医生往往配有好几个，来源是专科毕业的中专或大专生——“现在找工作难，所以每月能有七八百元的工资，在嵊州已经过得去了。”当地记者说。

　　医务室不大，备有感冒发烧药品和基本的医疗器械。村里会组织村民进行定时体检。如有大问题，村民还是要到镇上，乃至更高级别的医院去就诊。

　　医务室，是西鲍村的村级公共服务中心的一个部分。矗立在记者面前的服务中心，是一座3层楼的新式大楼，大楼前的花坛周围，是城市社区中常见的简易体育器械。村支书童开华说，每天清晨，这里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老年人都来这里晨练。

　　按照嵊州市“新农办”(新农村建设办公室)的要求，西鲍村的村级服务中心分为“一厅、七室、三中心”。“一厅”为百姓议事厅，西鲍村的议事厅是个类似于学校礼堂的大房间，能容纳三百多人，村支书介绍说，每个月村里都会请专家来进行普法教育或者是农技推广，这里就是课堂，也是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会场；“七室”为村务办公室、综合会议室、治安调解室、科普阅览室、医疗计生室、党员活动室和老年活动室；“三中心”为农民培训中心、文化活动中心和体育活动中心。

　　西鲍村属于示范性的中心村，其村级行政中心与临近的东鲍村和大地坪行政村共用，因此辐射人口为1500人至2000人左右。而在这个嵊州市，基本也按照三至五个行政村共用一个行政中心的比例进行建设。

　　嵊州市“新农办”的主任说，西鲍村的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完全是新建，如果没有能力新建，就将原来的村行政楼、甚至是祠堂之类的公共建筑改建，在设施上要重点解决村级组织办公场所及老年活动室、医疗室。他认为，这些服务中心的关键在于“服务”：“以前的办公楼，老百姓哪里敢去？现在是敢去看病，打乒乓球，晚上唱卡拉OK的地方。这也意味着政府职能的转变。”

　　但是，硬件条件一流的服务中心明显利用不足。除了医疗室和老年人活动室之外，其他房间都大门紧闭。图书阅览室每周开放仅三天，而且都是晚上。村支书说，本村的青壮年大都在外谋生，每天晚上在服务中心唱歌打球的，主要是周边企业中的外来工，事实上他们的人数已经远超过了本村农民。

　　政府还是市场之手？

　　西鲍村的村级公共服务中心投资为100万元，其中西鲍村的村集体就负担了80万元，上级拨款仅为20%。此外，西鲍村也要支付诸如医生工资、中心的维修保养等费用。而且，西鲍村还负担了村民的12年教育——报销所有村民考上大学前的学费。

　　西鲍村的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整个绍兴市和浙江北部的村集体经济情况相仿，90年代初开办乡镇企业，90年代末将其改制成为完全的民营企业。目前西鲍村周围有十家锻压机厂、造纸等中小型工厂，每年西鲍村的集体收入达到120万元。 “年收入上百万的村集体，在绍兴属于中等偏上。”一位绍兴当地记者这样评价。

　　“强有力的村集体财力，是浙江北部的特点，也是浙江新农村建设很重要的一个杠杆。”浙江省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顾益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即使是嵊州市内部，也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因而在新乡村建设中起点不同的问题。市新农办的俞土法介绍说，嵊州在整个绍兴市也经济相对落后，所以总体上政府的投入只能起一个撬动市场的作用。“直接投入新乡村建设的县级财政为每年500万元，省和绍兴市的配套资金更少，每年各自都在100万元以内，总数就是700万元。起到的效果却是得到了每年5000万至6000万元的市场投入，这个数字占到整个新乡村建设全部资金的48%。”

　　所谓的撬动市场，常见的手法是撬动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农民——“无论是多富的企业主，无论是否已经完全走出了农村，他们的根还是农民，先富起来的农民。”(顾益康语)——回报社会和家乡，不愿“锦衣夜行”的心理，这些都是人的本能。

　　俞土法介绍的一个个案，是西后村出了一个固定资产数亿元的建筑老板，其兄被选为村委会主任。2005年老板的弟弟一人出资190万，硬化了村里的2公里道路，出资30万改造自来水管网建设，还出资20万建立了一个农民公园。诸如出售路、桥、凉亭冠名权的方法，也在嵊州各村中被广泛采用。

　　超前的工业反哺农业

　　绍兴县杨汛桥镇是一个经济奇迹。镇里一条数百米的街上集中了7家上市公司。自2002年开始经济总量始终为全省第一，人均GDP超过1.5万元。

　　事实上，从零工业崛起为“浙江第一镇”，杨汛桥只花了十年时间。镇宣传委员丁焕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1996年我刚来这里工作的时候，准备政府工作报告第一项还是农业，但其实那个时候农业收入占财政收入也就是10%左右。”

　　丁焕盈记得很清楚，当时的统计数字80%以上的杨汛桥农民已经在企业中就业，但是这样的意识：“田是我们自己的，还是要种的。”1998年是个转折，国家对于浙江省的粮食政策放开，粮食指标逐渐取消，土地就活了，人也活了。从此，兼顾工业和农业的人越来越少。

　　时至今日，杨汛桥的农业产值仅为GDP的0.25%，“种田只是为了锻炼身体”(一位杨汛桥干部语)。

　　在如此雄厚的工业基础上，其受到工业反哺的待遇实在有些“奢侈”。

　　杨汛桥镇党委书记赵建国向《中国新闻周刊》大致介绍了镇村两级政府对于农村保障的转移支付：

　　第一块是1994年就开始的货币补贴。男60岁，女55周岁以上每月可得100元。而条件比较好的村，村集体向村民补贴水、电和煤气费，并供应粮食或进行商品粮的货币补贴。杨汛桥的村级集体经济中每年有大量的可用资金，主要来源于物业出租，年平均达到200万元。

　　第二块是2004年开始镇一级财政向老年村民的货币补贴，力度和方法与村一级完全一样。

　　仅以上两项，老年村民就得到了每月200元的“退休工资”。从2004年开始，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由镇政府负责出资。

　　所在村60%以上土地被征用的农民，其集体资产经过盘点之后，量化给每个农民，每人根据村级可支配受益进行分红。而发达的工业背景也大量吸纳了劳动力，目前整个杨汛桥镇的年人均工资为1.6万元。

　　最令赵建国自豪的，是其2003年上任以来，每年的教育投入都占可支配财政的20%以上，2005年达到了57%。近年开设了两所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杨汛桥镇的小学收费是每月200元，包括一切学杂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借读费仅仅是多收200元，而且和当地学生进行混编。

　　“那两所民工学校，实在是公立学校放不下这么多人，才不得不开设。杨汛桥有特殊性，外来工基数太大。中小学总共7000人中，外来工子弟就有3000人。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指标来说，其实教育早就现代化了。”

　　“说实话我们真的没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城里人不见得比我们过得好。”杨汛桥镇上孙村一位村民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带记者在村里转了一圈，村民家家户户都是三层的别墅。而所有的旧砖瓦房都是出租屋，供应给外来务工人员。村里的垃圾都已经社区化管理，放在村中固定的垃圾箱中。和城市社区相比，上孙村比较明显的差距是缺少绿化，而且家家户户在宅基地上建造的别墅由于缺少规划，显得拥挤而凌乱。

　　难以普及的模式？

　　“凡是集体经济搞得好的地方，新农村都搞得好。比如绍兴、杭州、宁波这些地方，处于浙江省北部，集体经济收入较高，新社区建设、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改造肯定走在前面。”浙江省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顾益康向《中国新闻周刊》总结道，“但这不是全部，在整个浙江，就有三种主要形态。浙江北部的集体经济比较发达，东部如温州台州地区的个私企业发达但是集体经济相对薄弱，还有中西部的相对不发达。”

　　温台地区的新农村建设，主要以农民为主体，从社会协作方面进行。嵊州市的政府资金撬动市场，与这种模式就很相近。

　　而西部的欠发达地区，主要是丽水、衢州两个地级市，新农村建设从农村的“垃圾革命”和道路硬化开始。“我们希望花钱少，见效快，老百姓动手能做的先做。农村的‘污水横流’至少可以整治成为‘污水沟流’。这方面花费不大，每个县拨款几百万就够了。”戴益康说。

　　这一点其实借鉴于韩国的新农村运动，从给农村发水泥开始，引导农民自己整治家园。

　　戴益康认为，浙江新农村建设的超前，得益于以农民为主力军的乡镇企业个私经济，带动了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但这种模式并不能在中西部推广。

　　“我认为中央投入到中西部的资金，80%以上应该投到教育上。东部地区的村村贸易模式在中西部是不可复制的，成本太高。西部有些村本身很荒凉，资源非常恶劣，不能自给自足，通了公路又怎么样？还不如把造路的钱用于搬迁和教育，让农民的后代能够上高中、中专和职高，能够面向全国就业。从根本上解决中西部的三农问题，必须从人做起。必须大幅度增加中西部农民的教育投资，让他们有良好的教育途径。人就不会待在穷山恶水里成为政府的包袱。路造好了，没有技术，人出来打工干上几年之后回到中西部去，也还是政府的包袱。”戴益康说。

　　浙江的做法是酝酿从2006年开始给25个欠发达的县，向上扩展义务教育到中专和技术学校。这笔投资经测算在3亿元以内。两到三年的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或许可以决定一个农家子弟的未来是不是一个单纯的农民工。

　　“中国的三农问题，我认为可以在浙江得到一些答案。”戴益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