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个一号文件记载农村改革历史

　　“前几天有媒体披露，一个省的建设厅要把有四千万农业人口的24万个自然村规划并成4万个村子。这是什么道理？是看中了农民的宅基地。如果真这么干了，农民肯定不愿意，这种地方农民还会有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么？”2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会理事长、“三农”问题专家陆学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新农村建设必须要让农民当家作主。”

　　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经由新华社发布后，“新农村建设”这个新名词便在各种媒体上变成了高频词。

　　这第8个涉农问题中央一号文件连同之前的7个文件，被舆论称为“记载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也体现了高层求解农村问题的大逻辑”、“显示了中国领导人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

　　[数字说话]2001年，当年我国人均纯收入为2366元，其中在平均数以下的占58%；其中2268万人年均收入在500元以下，是绝对贫困的农民。“国家现在定的贫困标准是年收入625元，按此计算则贫困农民为3000万人。另外还有约9000万农民徘徊在温饱线上。”

　　1952年我国有5亿农民，到了2001年，这个数字变成9亿，50年增加了4亿，而耕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增加不多。

　　“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够协调、城乡差距扩大造成了这种现象，陆学艺说，解决这两个矛盾，成为目前的主要问题。

　　陆学艺分析说，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民理应减少，我们的情况却相反，这同工业化发展规律不相符。

　　最近几年，国家在“三农”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税费改革、免农业税、工业补贴农业、农机补贴、对农村学生的义务教育、合作医疗等都使农民直接受惠，因此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新农村建设是会得到农民支持的。

　　陆学艺认为，改变重城市轻乡村的财政体制，改变重城轻乡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

　　从财政制度上来说，比如农村的公用设施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的公用设施是国家投资的……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国家虽有财政支持，但不占主要部分。因此市民和农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不一样。目前不少县乡的财政有困难，有的乡政府开不出工资，他们就会向农民摊派，农民的负担就会加重。因此财政体制要向“三农”倾斜。

　　还有重城轻乡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就是分配不公，比如有的农民工，进城打工十几年，还是农民工，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医疗保障等方面还受到歧视，干一样的活，待遇却不一样，这就必然会引起社会矛盾。目前的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竞争的经济，城乡的起点不一样，农民就会处于劣势。不改变重城市轻乡村的财政体制和重城轻乡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数字说话]占国民总数70%的农民仅享有15%的医疗资源。

　　“在目前的土地制度中，种地的农民做不了自己的主。农民要把集体的土地转为非农用地，不能进入一级市场，必须卖给国家。还有征地的作价问题，都是在按计划经济时的办法办。这就可能低估地价，使农民吃亏。再有，公共用地和商用土地的地价不一样，

　　陆学艺说，从媒体披露的官员贪污受贿的案例中可以看出，不少犯罪的官员都通过倒腾土地或者和房地产商勾结侵吞了国家的资财。“这就是说，不改变不合理的制度，就会给不法

　　还有就业制度。长期以来，就业、失业问题，都是对城里人的，好像农民不存在失业问题。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只是城里的职工。农民也存在就业问题。只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就业问题当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把创造农民就业岗位当成政府的基本职责。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对农民的医疗和教育投入也不够，占国民总数70%的农民仅享有15%的医疗资源；农村占有的教育资源和城市相比差距也是很大的。目前，农民的保障制度就是土地，就是拥有土地的权利。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失去了社会保障。因此，对农民的保障制度必须建立起来。

　　[数字说话]一个乡镇正式编制平均只有三十人左右，而实际上平均在一百人以上，全国超编在三百万人以上。据1998年农业部等6部委调查，中西部的乡镇平均负债是400万元，村级负债是20万元。

　　新农村建设还要解决哪些问题？

　　陆学艺说，一是乡镇机构要减少，但要裁减庞大机构很困难，现在各级布置下去的工作非常多，客观无法完全减掉。要减，首先要减事，减任务。

　　二是现在的财政体制不改，不仅老债还不了，也无财政保证乡镇的正常运转。因为乡镇干部要自己去收钱给自己发工资。现在许多乡镇长、书记在借债、还债、躲债中过日子，他们是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

　　三是要缓解干群关系。目前，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冲突屡有发生，现在民告官的案件日渐增多。国家信访局2002年受理土地征用的初信初访共4116件，都是农民反映失地、失业的问题。

　　[以往经验]建国以来的经验证明，凡是党和国家的政策符合大多数农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这个阶段的社会主义事业就顺利、就发展，而当一些政策不符合实际，乃至有损于农民群众的利益，那这个阶段的工作就困难，经济建设等事业就停滞、缓慢，社会问题就增多。

　　陆学艺认为，新农村建设是农民的事业，只有农民积极参加，才能成功。

　　“实践还证明，与农民顶牛是顶不过的。”陆学艺认为，如今中国社会已经是多元化的了，不同的阶层对中央政策有不同的理解和做法。从省委书记到村支书，是响应中央号召的，但也会有个别干部把这个建设过程看成是发财的机会又来了。比如，中央提的五句话：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有的干部就在“村容整洁”上动脑筋，不是动真正把村子搞好的脑筋，而是动怎么通过整洁村子弄农民口袋里的钱，这只能增加社会矛盾。本网记者 张亦嵘

　　本网北京2月23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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