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皆为漂流狂

　　尧茂书之后，漂流成为一种牵动全民的狂热行动

　　如果再一次选择，你还会去漂流长江

　　吗？”

　　杨欣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不”。

　　“现在，我已经知道人生还有很多种表现形式，不一定要用漂流的方式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如果没有成家，我肯定还会选择去。”何平说。

　　为什么去，在当年完全不是一个问题。多数人并没有非要为他们的去寻找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理由。

　　不知水深水浅

　　1986年，何平在攀枝花钢铁总公司工会担任足球队教练，他的朋友冯春，是一个对足球痴迷但技术却不甚好的攀 钢工人。冯春的理想之一，就是进入何平的这支业余足球队做一名队员。尧茂书遇难后，四川省地理学会很快筹建长江科考漂 流队，冯春为此多次到成都要求报名，并最终得偿心愿。有一天，他神秘兮兮地问何平：“想不想参加漂流队去漂长江。”早 已从报纸上看到消息的何平很愕然：“我们这样怎么能进去。”冯春告诉何平，他已经报上名了，并且可以介绍何平去，何平 感觉大受刺激：“你去，我自然也能去。”

　　1985年，在德阳东方汽轮机厂子弟中学教书的李大放正在筹备跳槽，当时还没有这个词，只有“调动工作”一说 ，李大放的工作当时正处在单位同意调出，但还没有找到调入单位的阶段。这时候，他注意到了关于尧茂书的一系列报道，并 意识到“马上会有人组织第二次活动”。

　　多年以后，何平仍然认为，当时自己的冲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受一种爱国主义的冲动所影响，“当时为国争光的意识 很强。”而李大放则被一本介绍尧茂书的杂志上的一幅雪山的插图照片所吸引，“那纯粹是一种个人的喜爱，可以去其他人一 辈子去不到的地方。”

　　杨欣没有像冯春那样七上成都报名的经历，甚至，当冯春找上他，问他想不想去时，他很直接地反应：“不想。”

　　杨欣不是不喜欢探险，喜爱摄影的他曾经于1984年3月去了云南丽江玉龙雪山，穿越了深达3000米的虎跳峡 ，正因为如此，他深知长江的利害，不是人类可以轻易征服的。

　　冯春不想轻易放弃，“那你来帮队里管管账如何，我们正缺会计。”若能到长江源，能拍多少好照片，想到这里，杨 欣答应了去做“会计”。

　　全民狂热

　　尽管1986年的长漂从头到尾都弥漫着民间性质，但实际上，中国长江科考探险队的组织方式却依然按照当时的最 可行的方式进行，地理学会最先只是为了方便民间组织者筹资而贡献出自己的银行账号，后来却演变成主办单位。在中科院四 川分院顾问，前任院长刘允中的推动下，把组织单位上升到中科院四川分院地理所，并由当时的四川分院党委书记侯惠仁亲自 任总指挥，性质定为“民办官助的活动”，整个队伍分科考和探险两部分，力图在完成长漂的同时，从水上对长江进行一次全 面的科学考察。

　　侯惠仁心里更清楚长江水情。他日夜翻阅关于的长江资料，并作出一个判断——以当时的条件漂流全程，伤亡在所难 免。

　　1985年9月，四川地理学会和《四川日报》等新闻单位共同发起长江科考漂流探险队的消息传出后，收到了来自 全国各地的数千封报名信。

　　按照组织者的要求，所有报名的信函必须有单位的公章和直系亲属的签字，最后一条的条款类似于生死状。有些报名 信不叫申请，而叫“请战书”，有些人为了表示自己决心之大，特地由父母再次保证。这上千的报名信中，大多数都写着“为 国争光”，有的父母甚至写上“老大不成功老二再来”。

　　在长漂二字热得发烫的1986年，预备前往长江的探险队还有黑龙江大兴安岭干塔林中学的刘殿军、刘义军兄弟， 此外，还有人预备从宜宾徒手游到上海。实在没有条件挑战长江而又热血沸腾的青年则开始筹划其他的探险旅程，但他们对自 己将面临的困难普遍预备不足。

　　“我们那时比较幼稚，以为自己长在嘉陵江边，水性好，就以为摸透了长江的脾气，后来见到杨欣拍的虎跳峡的片子 ，就想，乖乖，原来长江上游是这个样子。”李大放说。一向自信的何平，在大渡河集训时第一次领略到了江中行舟与游泳的 区别：“一个浪打过来，就像被锤子敲了一下。”

　　漂流大竞赛

　　1986年5月，正当侯惠仁还在为资金和队伍庞大难以管理而头痛的时候，突然又多出一支长漂队。

　　“那时候美国人肯·沃伦带领他的队伍已经来到中国，当时的体委建议双方合并，我方派出4名队员到他们的船上， 双方合并成中美探险漂流队，我当时觉得他们的装备很好，可以减少漂流的危险性，回来和队员们商量，一下子全闹翻天了。 ”

　　在迟迟不见公布出发时间的等待中，性急的宋元清拉上杨欣和王琦，自筹了些钱，带着800元买的廉价橡皮筏，5 月底离开成都出发了，“不能让美国人抢在我们前面。”不过，令杨欣丧气的是，他们千辛万苦地抵达长江源时，科漂队的大 部队也到了，他们是坐军队的飞机来的。

　　与此同时，由7名北方大汉组成的洛阳队也来到青海，准备进入长江源。

　　一番折腾后，杨欣三人又重新归回科漂队，在即将到来的肯·沃伦率领的中美探险漂流队与这两支队伍之间，一场微 妙的角逐展开了。

　　1986年7月27日下午，为了闯过四川白玉县境内的卡岗大跌水，洛阳队和科漂队联合，首次使用了密封船，结 果敞口船中的队员全部脱险，而密封船中的三人全部遇难。这一水段也因此而未能征服。

　　长漂队员很不喜欢使用密封船，但在漂流被队员们视为鬼门关的虎跳峡时仍然决定使用密封船，因为敞口船实在难以 闯过这个长20公里，落差超过200米的世界最深峡谷。而由谁去漂就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尽管早有颜柯、王岩报名在先 ，但李大放现在看似成了最合适的人选。

　　1986年9月，侯惠仁接到一封以李大放的母亲的名义的来信，信中希望带队领导千万要把闯难关的机会让给李大 放，“如果李大放牺牲了，他的哥哥立刻来继续他没有完成的事业。”直到今天，所有的队友都以为这封信出自李大放的母亲 ，但李大放一看笔迹就很清楚，这是他哥哥搞的鬼。“他生怕我退缩了。”

　　在此之前，肯·沃伦和中美联合漂流队于1986年8月27日在经过前两支队伍翻船的叶巴时，也未能顺利通过， 耗资几十万美元买的漂流船被打烂，不得已宣布上岸，穿越无人区来到巴塘。9月13日，沃伦宣布撤离。

　　与沃伦不一样的是，中方队伍只要开漂，就无法中止。

　　肯·沃伦退出后，竞争仍然在两队间持续，在闻知科漂队密封船已经运到后，洛阳队立即在第二天早上漂了上虎跳。 而当科漂队漂流上虎跳成功后，洛阳队立即开漂中虎跳，再次出现人员伤亡。在这个时候，两队曾经商讨过合并漂流的问题并 达成一个协议，但洛阳队再次就此出现分歧，合并最终未果，越战越勇的洛阳队始终要赶在科漂队之前，在整个漂流过程中， 这种竞赛的隐忧始终未能消除。

　　这毕竟是中国的第一次。

　　一寸不落的代价

　　1986年长漂，总共牺牲了10人，1987年开始的黄漂，共有3支队伍7名队员遇难。在连续的罹难之后，社 会舆论几乎完全翻转，矛头指向漂流的“盲目”性，其中一篇评论这样写道：“把人放在密封的橡皮筏里，任凭江水冲击下去 ，生死完全由天命，这算是哪门子的挑战。”随后，中国人是否有必要和外国人这样争夺某种“首次”的纪录也成为一大焦点 ，长漂被扣上了“盲目”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两顶帽子。

　　但在当时，一方面是为了要在美国人之前创造一个无可置疑的纪录，另一方面在社会的强大关注之下，长漂根本不可 能像后来的其他漂流那样，放弃过于危险的水段，“一寸不落”成了长漂区别其他漂流的标志。

　　此外，对于科漂队的总指挥侯惠仁来说，还有别的队员感受不到的压力。长漂当时所受到的关注一直上达中央，当科 漂队漂过上段沱沱河后，收到了中央发来的贺电。而在到达虎跳峡后，因为要等定制的密封船送到，队伍在虎跳峡上游的落水 村足足等了一个多月，侯惠仁在这个时候收到了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来的一份内参。“我们当时条件有限，不能满足所有记者 的采访要求，有的记者因此道听途说，写内参说我们弄虚作假。”侯惠仁说。

　　科漂队在七月下旬漂流金沙江时，由于没有密封船，特级险滩莫丁大滩和上面的几个险滩都是牵船而过，留下十多公 里的江段未漂。

　　于是，侯惠仁揣着这份材料，赶往虎跳峡，最终在漂流与牵船的两派中选择了漂，并特别对所有未征服路段进行补漂 ——这，导致了科漂队最严重的人员伤亡。

　　在主队漂到下游后，科漂队派出王振、王建军、杨前明三人的小分队，携带大密封船补漂莫丁滩，并于1986年1 1月19日下午5点半顺利漂完既定路程。因为觉得岸上拖船不易，在留下一张胜利的留影后，三人坐在密封船上继续下漂， 10多分钟后，船被一个跌水打翻，三人被金沙江的滚滚浪涛卷走。

　　1986年11月25日，科漂队抵达上海吴淞口，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完成所有补漂，为长漂画上一个无可置疑的 句号，此前，洛阳漂流队已经于11月12日抵达吴淞口。一个新的世界纪录产生了。

　　侯惠仁说：“长漂的难度是世界公认的，上世纪末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所评选出的25项惊险活动中，长漂排名 第二，许多人在批评时根本不考虑这些。”

　　人们在记住漂流队的成功时，也完全忽略了由科学家们在长漂中所取得的考察成果。中科院成都分院地理所和其他几 家科研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察组，在长江水系沿岸进行科考后，除了得到一大批研究成果，还总结出几个重要的问题，其中包括 长江源头森林砍伐过度，大面积水土流失的问题。但对长江源的环境重视，直到1997长江大水后才开始走进国民视野。

　　“如果1987年公众能够像重视漂流那样重视我们的科考结果……”

　　侯惠仁没有再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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