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员辞职到个性化施政：政府改造逐步升级

　　-本刊记者/张凡

　　从官员辞职到个性化施政，中国执政者正在努力展示其亲民、尊重民意的形象和创建责任政府的决心

　　年初，仇和当选江苏省副省长，迅速引起了各方的再次关注。仇和10年来从沭阳县委

书记升任到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进行了种种激进变革。

　　在仇和领导下，宿迁的快速发展给苏北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而仇和也被寄望能在副省长的台阶上让苏北更快的发展起来。

　　事实上，仇和的上级，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同样是个性鲜明的官员。“请人民来评判”是李源潮在江苏为改变干部作风而提出的口号，2005年第一个工作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召开了“2005年省级机关作风建设大会”，李源潮在会上当场念了一条批评自己的意见。

　　此时，江苏省级机关作风建设万人评议活动，在江苏省已经是连续两年进行评选了，“凡是人民群众亮红灯的，就不能过关。”李源潮的这句经典话语从南京扩大到江苏，对混饭吃的官员，李源潮表明了谁“懒政”就摘谁“官帽”的态度。

　　让人们印象更为深刻的是，一批部级高官的集体发声。被称为说狠话说得最多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痛斥“煤矿事故背后的腐败，核心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而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有关“大学学费已经超过了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 ”的表态也引发了民众的共鸣。年年刮起

　　个性化兴起

　　“提拔有个性的官员应该是一个改变，而且是一个好的改变。过去的官员循规蹈矩、谨小慎微，比较死板，没有个性，实际上与老百姓有距离。有个性的官员，是想干些事情的人，不干事怎么体现个性。敢说，敢做，敢承担一些事情，这就叫有个性的官员。”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湘林认为提拔个性官员是一个好的变化。

　　随着中国政坛上不断出现的个性化声音和这种风格带来的良好评价，更多的地方官员开始着力体现自己的个性化色彩和亲民作风。

　　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炮轰“跑官要官”者，“干部是干出来的，不是跑出来、说出来的”。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则痛批谈官场“小人竞进”，直言要用两把快刀砍掉庸俗作风。松花江污染事件后，黑龙江省省长张左已说“第一口水我先喝”也显示着其亲民的意图。

　　而刚刚经历过路面塌陷后的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两会一句“一个美梦接着一个恶梦。”则道出了官员们的真实心态，显示着这些官员对于政绩的信心和担忧。

　　锋芒毕露、锦里藏针或长袖善舞，尽管声音不同，方式各异，但一群个性化十足的官员们却几乎同时集体登场亮相。新一代官员们个性突出的执政态度，符合执政党亲民务实的执政要求，无形中增加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

　　徐湘林认为能容忍并且提拔这些干部，是干部任用体制的一种进步。“有个性的官员的提拔，任命，将会对中国整个党管干部的管理方式、管理原则、传统工作程序理念有所冲击，虽然这个冲击当然是很温和的，但它会引起一些变化。”

　　中央党校党建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者说，高官敢于张扬和发挥自己的个性，体现了开明、开放的政治环境和宽松的政治氛围。高层的亲民作风，表明省部级高官对中央决策层在政治文明领域的新动向把握到位。执政党开始的党内民主建设，也给省部级高官提供了展示个性和执政能力的空间。这种高官个性的由点到面，乃至成为一种让社会关注的现象，是中国新政治文化的一个开始。

　　制度化向程序化过渡

　　始于2003年的问责风暴在2004年走向制度化，而在2005年的实践中更多的趋于程序化。《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出台后7次启动问责程序，问责49人，追究领导干部87人。云南昆明、四川成都、广东深圳的行政首长问责制先后启动，一批官员因此而受到责任追究。

　　问责的范围，也由最初的失职问责扩大到了庸官问责，众多地方问责办法的出台和实行，给高层提供了更多的参考。在年底，因松花江水污染，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这也是中央《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明确写入“引咎辞职 ”内容后，第一位正部级官员以身说法。

　　失职要问责，不作为也要问责，官员头上的“责任”两个字越来越重，2006年1月开始实行的《公务员法》中更为明确的把问责的内容和引咎辞职的制度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依法问责将从这一年开始。

　　问责制走向程序化只是一个开始，关键是执政党希望向外界表明其创建一个责任政府的决心。与此同时，执政理念上的一些变化则从一些细小的事情开始。

　　尊重民意

　　“过年又能放炮了”的地方不仅是北京市，众多省份都取消了燃放鞭炮的禁令，而代之以限制性的条例。禁改限后第一年，鞭炮安全重大事故也并没有发生。

　　“民意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这次禁改限政策的变化。”中央党校党建部赵杰博士说，政府的政令注重于引导，而不是强行限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显然，政府不再以行政命令为主，而开始考虑市民的意愿，而尊重民众意愿来服务市民，是一个现代政府应有的本义。

　　首长问责，决策听证、文件规范、信息透明，这是重庆市四项制度中的关键词，而这些制度的创新引起了学界和民间的关注，在1月14日，由学术界发起的中国政府创新奖上，凭借这四项制度的创新，重庆市政府获得优胜奖。更令人关注的是，在获得优胜奖的10个政府创新项目中，公共服务类项目几乎占了一半。显然，更多的地方政府把服务当作了创新的一个标准。

　　“政务型”向“事务型”转变

　　2005年引人深思的还有“官”衔重现。2005年8月中旬，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疫总局发布消息称，将在内蒙古、黑龙江、江苏、福建、云南等五省(自治区)的质检系统推行质量技术监督官和检验检疫官制度，这一变化涉及1300 0多名在职公务员。9月20日，人事部出台解释称，五省区试行“两官”制，设立国家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改革的“试验田” 。

　　这样的试验在各地已经进行了一部分，上海在2004年出现了“企业注册官”的公务员员，而“法医官”、“鉴定官”也在公安系统进行了试点。行政执法类、专业技术类的公务员开始试着用“七级ⅩⅩ官”“三级ⅩⅩ官”的称呼来取代旧有的科员、副主任科员、调研员、科长等称呼。称呼是变成了“官”，但是工作却更多的着力在专业技术工作的公务工作。

　　2005年10月份，北京市出台了官员职位说明范本，小到科级、大到局级的机关干部有了职责标准。职位说明书让原本神秘的“官”开始变得透明。

　　“官”衔变化体现政务施行理念的变化。2006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公务员法》中，明确了公务员实行分类管理。区分政务与业务类的公务员是这部法律的一大创新。

　　称呼、政令、行动、变化从细微的地方开始，一个越来越强调责任的政府，一个逐渐开始把行政执法的政务变为公务、服务性的理念由口号变为行动的政府，在“官念”变化中正在显示其进行改革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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