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大庆农民耕地被占用20多年至今未获赔偿

失地农民捧土痛哭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桑梓情深难以割舍

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郑文礼不知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样的小会大家不知道开了多少次

　　2006年2月21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强调，要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保护基本农田，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要完善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机制，加强对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拓宽就业安置渠道，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近年来，一些地方违法征占农民耕地，不给农民合理的经济补偿和生计安置，引发大

量农村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农村乃至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温家宝总理警告说，在土地问题上决不能犯历史性错误。

　　发生在黑龙江省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杜蒙县)敖林西伯乡杏树岗村的一起长达22年的占地纠纷，作为农村土地问题的一个典型事件，值得人们深思、警醒。该村32户村民，承包的耕地长期被占，又未得到任何补偿，22年的困苦生活与艰辛维权，却换来一场打不完的官司。是谁令这些农民无地可种，含冤难诉？是谁漠视甚至剥夺了农民拥有土地的权利？是谁一手制造了这一起土地纠纷？农民的土地权益究竟应该得到怎样的保护？

　　杏树岗失地之殇

　　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 特约记者 白建双 张振华 姚远鹏

　　“一女两嫁”惹纠纷

　　2005年10月2日，本刊接到黑龙江省大庆市杜蒙县敖林西伯乡杏树岗村32户农民投诉，称他们承包的耕地被占用20多年，至今未获赔偿。他们中的6位村民，还因此被一家特大型国有企业起诉，有冤难伸。在举国上下一片重农反哺声中，我们感到了此事的分量。经过前后4个多月的明查暗访，终于摸清了这起官司背后32户农民22年来因失地而带来的种种困顿、为维权而经历的万般艰辛。

　　一方是大庆石油管理局，我国著名特大型国有企业；一方是张金枝、张金山、张金春、姜贵德、姜贵伍、马国勋，杏树岗村村民。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群体，却因为土地纠纷而打起了一场莫名的官司。

　　2001年7月，大庆石油管理局第九采油厂下属九龙公司，以大庆石油管理局的名义，一纸诉状将张金枝等6农民告到大庆市杜蒙县胡吉吐莫法庭，要求6农民“退还耕地合计125.3亩”，并“交纳土地承包费5557.50元”。6位农民随后又反诉大庆石油管理局。一场长达4年多、不知何时能有结果的诉讼与反诉讼之战，由此拉开帷幕。

　　2005年12月28日，数九寒天，滴水成冰。记者来到投诉农民代表张金枝家中。这位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得多的55岁农民，与其他5位当事人一起，向记者讲述了这起由于土地“一女两嫁”而引发的官司由来，及其背后长达22年的土地纠纷：

　　要想说清这起官司，还得从22年前说起。1983年，村民从当时的生产队承包了土地，承包期15年，承包后立即开始耕种。

　　1984年，在村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杜蒙县与大庆石油管理局就征用该县69514亩土地一事达成协议，张金枝等32户村民的承包土地也包含在内。1984年冬天，钻井队开进了村民的耕地，搞起了石油大会战。一共涉及全村32户农民的耕地，总数1050亩，涉及人口200多人。

　　由于钻井作业、埋各种管线、立电柱、接电线、修路等，耕地被毁得一塌糊涂，致使500亩左右的耕地无法耕种。然而失地的 农民不仅没有得到分文的补偿，各种税费依然要交。

　　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又开始了，原先被大庆石油管理局打井占地的村民们，这次又在乡里领到了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证，证上标明的承包地块和数量与上轮承包一般无二。同一块土地，乡政府先是承包给农民， 继而卖给大庆石油管理局，然后又再次承包给农民。这种“一女两嫁”的做法，竟然也顺利出台实施，一个农民耕作与油田生产互不侵扰的“平静”局面再次被维持下来。

　　然而到了2000年，敖林西伯乡政府给大庆石油管理局发了一个工作函，说被征用的土地乡里不再管理，让企业自己管理。没过多久，管理局下属企业的工作人员开始向村民征收占地费。过去要向村里交费，现在要向企业交费，到底是怎么回事？土地交给石油管理局管理，农民并不知情，县、乡政府并没有向农民告知。2001年，因为拒交占地费，大庆石油管理局一纸诉状将敖林西伯乡杏树岗村张金枝等6农民告上法庭。

　　张金枝对记者说：“我们农民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耕作，我们也知道要支持石油开采和国家建设。可是，我的土地是什么时候被征用的？我不知道。土地被征用了，我们不但没拿到一分钱的补偿，还要被迫年复一年分文不少地上缴各种税费，不是比窦娥还冤吗？”

　　含冤抗争生计艰

　　耕地被打井占用后，耕种的面积减少了，粮食随之减产，收入跟着减少。可村里仍然要收税费，占用的土地也毫无补偿。村民的生活每况愈下，许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出外谋生。村民与县、乡政府及村委会之间的争执、摩擦，更是持续不断，逐步升级。

　　交不起税就挨整

　　今年67岁的村民马国行，是被起诉6农民之一马国勋的哥哥，他告诉记者：“因为无钱交税，当时任杏树岗村党支部书记的贺××，来到我家要牵走当时家中唯一的大牲畜——耕牛。我不让牵与他拉扯，他就往地上一躺，说我打他了。当时我已经50多岁，他还是一个不到30岁的小伙子，我怎么能把他打倒呢？我这祸就闯大了。第二天，乡派出所把我抓到乡里，我的弟弟马国勋与他们稍微‘理论’了一下，就把我们哥俩以‘抗税’和‘殴打他人’的罪名，一齐抓进县拘留所，关了15天。”

　　“15天的头两天是最难过的，受到了警棍电击和殴打，非让我们承认‘罪行’不可。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刘××(在县公安局治安科工作)和藏××这两名干部在我们被关押的第5天，把我们哥俩从拘留所里提出来，挂上牌子在全乡游街示众！”

　　“这还不算完，就因为没钱，到了2000年，我累计欠村里土地承包费3070元，村委会又把我告上了法庭。我在诉讼的时候跟他们说，杏树岗村委会发包给我的土地1984年被大庆石油管理局永久性征用，应当视为村委会自1985年起已失去对原耕地的发包权，原承包合同失效。如果村委会继续收取我的土地承包费，村委会就应该赔偿我因油田生产造成的粮食减产损失。但杜蒙县法院调查后却认定，杏树岗村委会和我1983年以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有效，大庆石油管理局同意村民们继续在油田间空闲地带耕种，所以杏树岗村委会仍具有对征用土地的发包权。”

　　记者了解到，马国行和马国勋哥俩，在十年的时间里，就因为税费的问题，被一次在全乡游街示众；马国行一次拘留15天，一次被诉讼；马国勋则两次被拘留，各拘押15天。

　　背井离乡求生存

　　在这起占地纠纷中，杏树岗村农民的损失到底有多大？他们的生活究竟因此而沦落到何等地步？村里的统计显示，每户承包地约有二分之一无法耕种。虽然近年来在埋管线的地块复耕了一部分，但仍有三分之一以上土地无法耕种。

　　对村里的现有土地，我们做了实地丈量：

　　周贵发：8口人，40亩承包地，现在能耕种的地块是10.0亩；

　　姜贵德：4口人，20亩承包地，现在能耕种的地块是13.8亩；

　　张金枝：5口人，25亩承包地，现在能耕种的地块是15.0亩；

　　马国勋：5口人，25亩承包地，现在能耕种的地块是12.0亩；

　　……

　　境况最凄惨的是村民郑文礼。他家有7口人，35亩耕地。耕地被占后，只有9.8亩能耕种，平均每口人一点几亩耕地，这让一个只能靠土地吃饭的7口之家如何活下去。前些年，郑文礼的奶奶和老伴因病没钱及时治疗相继离世，家里少了两个吃饭的，靠9.8亩耕地仍不能维持温饱，郑家只好举家搬迁，到离家10多公里以外的小女儿家生活。

　　春节期间，我们来到了郑文礼家。一间半土房看上去随时可能“趴架”，房子不像房子，院子不像院子，死气沉沉，毫无生气。郑文礼用呆滞的目光迎接了我们。71岁的郑文礼满是皱纹的脸上写尽了沧桑，室内摆设之陋，超乎人的想象。听说是记者采访，老人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只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政府一定会还给我们一个公道！”

　　张金枝向记者介绍，1986年到1990年，是32户农民最苦的日子。虽然村里从1986—1988年连续3年减免了部分农业税和乡统筹，但是，最大的一笔费用——提留款却分文未减，加之受自然灾害影响，粮食减产，家里过年的粮食一点都没有，不少农民被迫偷偷地到外地买粮过年。1990年，张家老少6口过年只有5元钱，其他人家10元8元的也就过了年。说起过年，张金枝的双眼噙满了凄苦的泪水。

　　据了解，为了生存，32户农民几乎每家都有外出打工以贴补家用的。农民张金山把土地转包给亲友耕种后，举家外出流浪打工。

　　投诉无果苦彷徨

　　耕地被占后，县、乡、村都曾向32户农民做出过承诺，用草地给他们调剂一部分耕地。22年后，当初的承诺根本就是空头支票，没有一户农民得到耕地补偿。是村里没有地吗？公开的数字显示，全村有机动地1万多亩。村里为什么不在机动地里拿出一部分给这32户农民补偿呢？农民的说法令人震惊，机动地村里是要向乡里缴纳每亩30元管理费的，这是乡里的一笔较大额外收入，比“皇粮国税”还重要，一分钱也少不得。

　　2006年1月23日，记者在杏树岗村找到了1984年的时任村长陈守江。当记者问起大庆石油管理局占用耕地打井是否有补偿一事时，现年70岁的陈守江告诉记者：当年土地被占用，乡里是答应给村里一定补偿的，为村里盖了小学校和队部，也为村里接了电，总造价不超过20万元。但村里没见到一分钱现金，所用材料、施工队伍都是乡里送来、派来的，更谈不上给农民补偿款了。

　　无奈之下，1988年起，杏树岗村民们自发组成了上访团——乡里、县里、市里，直到省里各个职能部门。一时间，杏树岗村的上访团相继出现在各级政府的上访名单上。

　　1991年5月的一天，还是因为土地减少，耕地不够种，32户农民选出27名代表到省政府上访。省政府接待人员认真听取了农民的情况后，将电话打回杜蒙县政府，指示县里将27位农民接回去。当时一位姓董的县长(或者副县长)与上访代表张金枝通了电话。

　　张金枝回忆说，这位董县长在电话里语气和蔼，态度诚恳，令人心里热乎乎的。他说：你们回来吧！我是董县长。我让土地局给你们买车票把人带回来。县里是能够解决好这些问题的，你们应该听县长的，要相信政府。张金枝说，我们老百姓能不听县长的吗？于是，连夜坐火车回到县里。

　　一清早我们就来到县政府大院。按照门卫的“指示”，我们又选出4人来到县政府三楼董县长办公室。听完我们的叙述，这位电话里语气和蔼、态度诚恳的“父母官”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大声地呵斥我们：你们这些老百姓简直是无法无天了，你们还敢到省政府去告我们，你们回去吧！没人管你们的事了，你们愿找谁就找谁好了！当天下午，我们27位农民又来到县政府。这一回，常务副县长范××出面接待了我们。他说，你们先回家，改日我到你们乡里去处理这件事。

　　不多几日，范副县长还真说话算话，亲自来到我们乡。32户农民都派出了代表，参加者还包括当时的乡长包××、村党支部书记贺××。范副县长说：杜蒙县是牧业区，草原广阔，给你们新开一些地也不成问题。但我这个县长只有300亩的权力，你们一共是1000多亩，我没这个权力，你们就先开垦300亩吧！他指示包乡长和贺书记具体操办此事，并承诺开地花费不用农民掏一分钱。

　　张金枝对记者说，我们农民就是实在，又一次相信了领导的话。回去好多天，不见有开地的动静。眼看要种地了，我们找到了村党支部书记贺××。贺书记说，你们就那么相信县长的话？他只是说一说，又没给我一个手续。我已经找过乡长，他说了，没钱！不行的话，你们就再去找县长吧。

　　说到此，张金枝一脸无奈地告诉记者，打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找到过任何一位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