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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6公共服务五大进步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3月03日18:10 《小康》杂志

  2005〜2006公共服务五大进步

  ★整理/《小康》研究部

  一、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及专项应急预案

  为提高施政透明度和提高各种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应对能力,2006年1月8日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1月22日,国务院发布了9件事故灾难类突发公共事件专项应急预案。两项预案的陆续出台与我国近几年突发事故频出有密切关系,它们也是预防各种突发公共事件的专项方案。

  二、教育部“两免一补”政策开始实施

  财政部、教育部从2005年春季学期起,加快了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两免一补”的实施步伐,到2007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都将享受到“两免一补”政策。目前,江苏、河南、宁夏、山西、广西、湖北等已经开始在部分地区实施该政策。

  三、社会救助体系初步形成

  2005年,民政部重点建立和实施各项救助制度,加快推进体系建设。并加大了救助资金投入,健全了基层救助管理和服务网络。社会救助工作进入了统筹安排、整体推进、制度运行的轨道,绝大多数城乡特殊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目前,19个省份出台了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综合性文件。

  四、全国十省(市)开展“绿色GDP核算”试点

  2005年2月7日,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浙江、安徽、广东、海南、重庆、四川等省市启动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山西省地方政府已将环保列入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之中。

  五、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

  中央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后,公共财政部分支出开始向农村倾斜,虽然支持力度还不是很大,但是已经体现了中央的政策走向。

  我国公共服务面临六大问题

  ★整理/《小康》研究部

  一、公共安全管理不到位

  虽然政府的各项公共安全指标呈下降趋势,但是政府的整体公共安全网仍然没有建设完善。普遍存在着预警机制不预警的问题,法规即使已经出台,但是却难以得到妥善执行。

  二、社会保障投资占GDP的比重偏低

  从1998年到2005年,财政社会保障经费年支出由598亿元增长到3600亿元左右,年均增长29.4%;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也从5.5%增长到11%。但是尽管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在持续加大,但是该项投资占GDP的比重仅为2.6%,仍然距离中等发达国家甚远。这些社会保障支出在分配上也存在不平等的现象,相当一部分居民享受不到这些待遇。

  三、政府教育分配严重失衡

  教育经费配置不到位以及配置失衡早已是痼疾顽症,在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之间,在不同地区的高校之间,政府配置仍然是马太效应,穷者欲穷,富者欲富。

  四、政府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

  如同教育领域一样,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尽管也增加了投入,但是这些投入经过利益集团的截流,真正到达需要这部分资源的人的手中的只是少数。

  五、公共服务城乡差距显著

  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普遍存在不健全、不完善的问题,不能有效控制各种农村问题的发生,必然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其中,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卫生、医疗政府支出等指标方面差异尤其显著。

  六、公共环保领域执行不到位

  在公共环保领域方面,2005年我国虽然通过了一些法规,但是还存在法规不健全、有法不依的现象。在重大环保事故上,甚至有些地方政府存在瞒报、虚报的现象。引起公众极大关注的松花江流域污染事件就是典型事例。

  公共服务“贵”病缠身

  ★采写/《小康》记者张志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价格太贵。”在北京读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的张先生对《小康》说,公共服务作为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提供的服务,几年来价格一直偏高,民间感受到的公共服务似乎是得了“富贵病”。

  社会保障:“个人”撑起半边天

  2006年2月12日元宵节,北京市朝阳王芸女士告诉《小康》:“现在的社会保障是比原来多了。但原来是怕没有保障,现在是有了保障又怕交不起。”

  王芸介绍,她的女儿下岗后找了份工作,月工资只有800元左右,而且需要自己缴纳三险,最后拿到手里的钱只剩下400元左右。结果王芸还要用积蓄来接济女儿。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统计,北京市2004年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8348元,平均月工资为2362元,养老和失业保险的缴费标准在545〜2362元之间,实际缴费额是缴费标准的24%〜300%,医疗保险需固定缴纳2362元的7%,而且三险必须一起缴纳。如果按照2362元的标准计算,每月三险共需缴纳700多元。对于中等收入的家庭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数字。

  相关数据表明,从2002〜2004年,社会保障连续3年排名公众关心问题的第一位。2005年依然是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个人在这方面花这么多的钱,占个人收入的比例很大,我们当然要关心了。” 王芸说。

  教育:砸锅卖铁也不能失学

  义务教育在所有教育类型中属于纯粹公共产品,属于典型的公共需求。而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排在首位,超过养老和住房。在一些农村用于子女教育费的支出甚至占到家庭支出的70%以上。

  相关部门2005年的抽样显示,一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19年共需投入基础教育费用约13.1万元,比1999年的测算增加了5.1万元。上海社科院社会学家徐安琪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在上海徐汇区目前抚养一个孩子到成年需要49万元。教育经费支出之高可见一斑。

  “在农村,教育正在成为一个新的贫困诱因。”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在首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上对《小康》说。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家的重视。2005年12月23日国务院提出,从2006年开始,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2007年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相信这对于减少人们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将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住房:摸不着的“空中楼阁”

  在房地产持续几年一路走高之后,2005年3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紧接着七部委联合出台稳定房价的“新政”,房地产开始降温。

  国家调控政策真真切切让大到银行、媒体、开发商,小到炒房团、中介、个人投资者,都感受到了国家对于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的决心和力度。

  虽然如此,但是房价仍然超过了许多居民生活的承受能力。例如,目前在杭州、宁波和温州的市区,一套80平方米的住房价格是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7.54倍,大大超过了国际认定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在4〜6倍的标准。

  在房价疯涨、经济适用房走入困境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情况下,2006年1月25日,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住宅与房地产研究处副处长赵路兴说:“2006年将以建设廉租房为重点”。由此,继一年前北京市扩大廉租房受惠范围之后,沉寂多年的廉租房政策再次走入人们的视线。但“总体来看,多数城市的廉租房制度建设还刚刚起步。”建设部副部长刘志峰坦言,面对廉租房庞大的需求群体,目前的供应量显然是杯水车薪。

  医疗:有什么也别有病

  看病贵、看病难是这些年来的一大痼疾。有数据表明,农村贫困人口中有70%是因为疾病造成的。

  2005年12月21日,北京首家专为低收入人群开设的上地医院正式开业。因收费便宜,开业第一天上午就有100多位患者就医。这为多年来被看病贵、看病难的老百姓送来了一股暖意。

  但也有专家担心:按照目前国情,“平价医院”和“平价病房”的推广应该积极稳妥进行,应在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整体背景下,妥善解决现实难题,让群众享受到“价廉质优”的医疗服务。

  业内人士认为,平价医院的建设,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公共财政为后盾,需要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通力协作,更需要具备足够可行性举措,推行平价医院的政策核心。因此最关键的是要避免平价医院走上“财政投入匮乏”的老路。

  公共服务何时与“高价”分手

  在公共服务的其他领域里,居民的支出也有增加趋势,比如水电费用、交通出行成本、电信收费等等,这一定程度上又加深了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高价印象。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宋世明把目前公共需求转变特征概括为:“主体不断扩大,结构深刻变化,数量持续增长。”而当前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相对短缺之间的矛盾,正是造成当下公共服务“高价”现象的关键。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有强对《小康》说:“由于财政投入和相关资金的投入不足,目前公共财政能让居民享受到低价位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十分有限。”

  有数据表明,在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生产建设支出约占50%。在2003年以前,我国的政府比较注意完善经济调节职能与市场监管职能,相对忽视了社会管理职能与公共服务职能。

  王有强对说:“要想有一个根本性的改观,那就是要不断增加公共财政的总量,调整公共财政支出的结构。”只有公共财政总量增加了,公共服务产品总量才会提高。而支出结构的调整,实际上是一次再分配。结构调整过程中就应该重点考虑低收入人群和弱势群体,使他们能够享受到同样的保障。

  2006年的春节团拜会上,温家宝总理在致辞中提到,“今年政府要着重妥善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注重社会公平,着力解决就业、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住房、环保、安全等问题。”岁末年初,各部委也适时交上今年施政的规划书,承诺要提高服务水平,让百姓满意。

  “如今政府不断地将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放在突出位置,其实质就是改变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政府在公共教育支出、公共医疗卫生支出与社会保障支出等其他公共支出在GDP中的比重。”王有强说,“但这种改变需要一个渐变的过程。”

  2006年是中国“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中国老百姓也企盼着公共服务早日回归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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