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业松：“哺农”不能等财政充分宽裕

　　曾业松1954年10月出生。中央党校研究室助理巡视员，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三农问题和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教育学。曾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从事农村调研和政策研究。

　　“要想富，先修路。”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业松教授提出的这一口号，至今仍是农村致富的一大法宝。

　　2003年，曾业松写了本《新农论》，书中提出的取消农业税观点，当时曾遭到很多专家学者反对。2004年，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逐步取消农业税，很多提法跟书的内容不谋而合，很多人又称他未卜先知。

　　曾业松，中央党校研究室助理巡视员，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也是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的总结组组长。5日下午，在两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他几乎没有停顿过，很随和，也很健谈。记者和他的对话，就围绕新农村建设展开。

　　财政具备一定的反哺能力

　　记者（下称记）：长期以来政府财政支出过多地集中于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严重不足，农村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严重匮乏，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农村面貌改变的“瓶颈”，也是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的重要原因。

　　曾业松（下称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最有新意的政策措施是统筹城乡发展，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大地。公共财政是什么？即财政收入扣除国家必要的行政开支后，用于社会公共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的部分。中央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由过去以

　　应当切实树立“公共财政”观念，不能把公共财政覆盖农村作为一种恩赐。1994年以来，全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近3年已连续突破2万亿元、2万5千亿元和3万亿元大关。相对于过去的“吃饭财政”，已经基本具备建立公共财政的条件，具备一定的反哺农业带动农村的能力。

　　不能等充分宽裕了才反哺

　　记：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研究表明，东部地区农村全面小康的实现程度达到30.8％，中部地区农村只有9.8％，而西部地区却是－14.1％。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中西部地区会不会拖后腿？

　　曾：说到中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问题，由于

　　推进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办法，一是中央随着财力增强，逐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扶持中西部新农村建设，二是广泛组织东部和社会力量，支援中西部新农村建设。更重要的是中西部地区要树立“不等不靠”的思想，实行“边发展边建设”的方针，按照“保证农民过得去、争取农民过得好”的原则，量力而行，尽力而为，速度可以有快有慢，水平可以有高有低，但都必须有所作为。绝不能等到财政充分宽裕、群众发出不满呼声的时候，才去推进新农村建设。

　　“城镇化”一说有中国特色

　　记：在建设新农村与城镇化的关系上，有人认为我国“三农”问题根源在于城市化，因为城市占用了农村的发展资金、农民的廉价土地，主张放慢城镇化步伐。还有人认为城市化才是现代化，不一定搞新农村建设，您怎么看？

　　曾：前几天我参加了北京海淀区的一个座谈会，他们问了我一个问题：“我们海淀区到底是要搞城镇化还是城市化？”我说你们连城镇化这个概念都没搞清楚呀。国外都讲城市化，中国农村人口太多，不可能全跑到城市里面去，他们大部分人还是得靠城镇来消化。所以我们后来就改了一个字，把城市化说成城镇化。可以说，城镇化是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叫法。

　　城镇化和农村发展绝不能完全对立起来。中国城镇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这是无法也是不应该阻挡的，新农村建设必须加快城镇化。主张放慢城镇化步伐是不切实际的，而主张放弃新农村建设显然脱离了中国实际。

　　城市是建设新农村重要力量

　　记：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在全国65万个行政村中，人均纯收入在1万元以上的村2335个，占总数的0.35％。人均收入在3万元以上的村65个，约占0.01％。有学者认为，这些村应该率先建成新农村。

　　曾：改革开放使一部分地区和乡镇村率先进入富裕行列，这些步入了经济快速发展轨道的村，大都有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比如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已经成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佼佼者。我们要大力推进这些富裕村主动进行新农村建设，使之成为全国乃至当地的示范村。

　　此外，城市和企业也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力量，城市要采取多种形式支持农村发展。各大中城市要切实履行市带县、市帮县的责任，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动员城市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对口帮扶，增强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政府要积极引导龙头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实现“以企带村、村企共赢”。

　　本报特派记者 陈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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