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士君
如今，学术丑闻不断，造假学术泛滥，学术腐败现象已颓废到千夫所指的危境。3月10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纷纷斥责“学官不分丑闻不断”的学术腐败现象。谢联辉代表指出，“学术腐败”、“学官现象”的风气一旦形成，会“遗传”并影响到今后几代人做学问的品质和素养。而谈及学术腐败的病因，人们不约而同地归结
为“官学同体”的现有学术体制。实际上，一头挑着官位、一头挑着学术职称的“双肩挑”人群，也正是学术丑闻的高发人群。
的确，学术腐败并非什么罕见之物，也绝非我国所独有。但同是学术腐败，其他国家的学术不端行为或学术腐败现象，也仅仅局限于其学术界内部，可中国学术领域的腐败，却常常与政治经济领域的腐败现象紧密结合，互为连理，甚而一脉相承。而“官本位”的学术体制，也必然使得科研和教育机构成为官场的延伸，那些当红的学者，也往往成为官衔满头的“学官”。如此“官学同体”，腐腐相连，便必然会把官场腐败顺势蔓延到学术领域，甚至在现实生活中形成互为因果又相互包庇的“腐败共同体”，让学术腐败变异或升级为某种绝症腐败。在这样“官学同体”的学术体制中，学术腐败便也必然盘根错节，因果互生！而那些“学官”们，整日被事务性的琐事缠身，更在功名利禄的泥淖中厮混，若想保持其在学术上的地位，除了粉饰和造假，又有何种捷径可走呢？
实际上，即便我们不能把学术与官场当作一种完全隔绝的“绝缘体”，以至于做到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但为了防止官场与学术互为“串味”，恐怕也至少得相对独立，互为单元。毕竟官为政治载体，强调秩序和服从，而学术乃新思想的产床，依赖于自由和创新。有一则轶事，说当年蒋介石掌权不久，为提高其自身声望，便多次欲到当时的安徽大学视察和“训导”。当年的安徽大学掌门是刘文典，刘却对蒋的“训导”不甚感冒，对其要求屡屡拖延。后来尽管蒋如愿以偿，但他却发现安徽大学校园内竟冷冷清清，更难觅“欢迎如仪”之隆重而热烈的场景。对此，刘文典如是说，“大学不是衙门”！可如今我们偏偏强求大学和衙门“兼容”，那“兼容”后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再者，“官学同体”的学术研究体制，还容易导致学者与官僚交融而成为新的利益同盟共构关系。这样以来，那些坐拥权力的“学官”，便可任意控制甚至宰割知识，使学术成为权力的侍从或婢女。随着学者的生存状态被官场化，其学术思想也难免在官场之强劲磁场内回流，直至堕落成为追随主流话语权的宦官和跟屁虫。于是，领导发话，由其论证。如此，学者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批判精神被阉割殆尽矣，又如何不在“官学同体”的肌体之上一腐同腐呢？
相关报道：
相关专题：2006年全国两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