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陕西省长陈德铭：最担心的是安全生产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勇、聂晓阳/西安、北京报道

　　对话陕西省长陈德铭

　　政府这只手只有握住广大人民群众和舆论媒体，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在经过近一年的“软磨硬泡”之后，记者才如愿以偿地坐在了陈德铭的对面。促使我们坚持不放弃采访努力的，不是他过去的招商引资“传奇”，也不是他帅气的外表，而是他的坦诚。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记者曾亲耳听到他在会议上打断并批评一位官员“感谢省政府、感谢市政府、感谢开发区领导”等过于繁复的客套话。在那一天的考察中，他问得最多的问题是“我能为你做什么”。

　　西安的媒体同行评价说，陈是一位学者型官员，从来都是以理服人，“他的坦诚是建立在学识、自信和事业心的基础上的”。

　　矿难警示碑最先是网民的呼吁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第一天，你到陈家山“11·28”矿难警示碑前，敬献花圈，悼念亡灵。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方式过元旦呢？

　　陈德铭：这首先是温家宝总理给我的嘱托。2005年元旦，温家宝总理一早就到了陈家山，看望遇难矿工的家属。总理非常深情地看望和慰问大家，还下到矿井。后来他在车上就说，德铭你们以后每年都去看看矿工们。其次，一个省发生了这么大的矿难，我们当然要痛定思痛，总结教训，所以我要通过自己的行动把这里当作一个永远的警示。

　　矿难警示碑现在一些人说是我首创的，其实这个最先是网民们在网上的呼吁。当时网民对这件事非常关注，我就让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每天把网上的信息打印出来给我看。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么保证这个警示碑的警示作用不流于形式呢?

　　陈德铭：你说的是一个非常要害的问题。建一个碑容易，但要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的警示机制是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

　　我刚任代省长不久，铜川陈家山就发生了震撼全国的“11.28”特大瓦斯爆炸事故，166名骨肉同胞失去了最为宝贵的生命。陈家山矿难发生后，全国范围内又接二连三发生数起矿难，我就在想，我们确实要发展经济，但发展经济要通过科学的途径，而不能以血淋淋的矿工兄弟的生命作为代价。

　　陕西一共有800多个矿井，中小矿有770多个。去年，我们叫停了584个中小矿，现在还有近一半没有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对大的国有企业矿我们要求管理层必须对煤矿的安全生产懂行，每天每班的作业由矿里的领导带队下去。另一个措施是对设备进行更新改造，同时进行试点并逐步推广在高瓦斯区采取先抽后采的办法，先把瓦斯抽出来综合利用，然后再进行开采。对于那些实在危险,目前技术难以应付的高瓦斯矿，我们就留下，留给技术更好的后人去开采。

　　不排除请李安拍形象片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很多国家特别重视“软实力”，比如《大长今》播放后韩国在各方面都得到益处。一个省是不是也有“软实力”的宣传与包装问题？陕西在软实力上有什么优势？

　　陈德铭：经济全球化最大的特点表现在区域之间的竞争和联合。一个地区如何宣传自己、营销自己就非常重要。软实力的包装和宣传，不应该是夸大的包装和宣传，应该是合理恰当的市场行为。陕西这方面的优势至少有两个，一个是西安作为十三朝的古都，留下了很多璀璨的历史传统文化。另外就是毛主席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的13年，为我们留下了延安精神这一伟大精神财富。这次胡锦涛总书记到延安过年，特别讲了要弘扬延安精神。这也是一种重要的软实力。

　　关于传统文化，我再插一句。我不太赞成一说传统就都是古代的东西。中国有今天，也有“五四”运动的贡献，我们的传统里也有科学民主文化的内涵，这是我们不能忘的。当然，传统文化也有一个继承和扬弃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你谈到“延安精神”也是软实力的一个方面。现在看来，如何定位和概括延安精神？这个精神财富对陕西的现实意义如何？

　　陈德铭：延安精神基本上是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以延安为中心进行抗日和革命所留下来的革命实践的总结。我曾经几次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前沉思冥想，我认为对陕西来说，弘扬延安精神，当前最重要的有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把马列主义和中国现实结合起来，当前就应该把中央的科学发展观和陕西的省情结合起来，找出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来。

　　延安时期党、政府、军队和群众关系非常融洽，人民群众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来支持革命。那种和谐的关系现在如何继承和发扬？另外，延安精神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艰苦奋斗”四个字。这两年陕西稍微发展了一点，每年也增了一点财力，少数干部就忘掉了艰苦，有的配起豪华的车子来，有的急于把一些钱去建自用的楼堂馆所。我们应该时时牢记艰苦奋斗的本色，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任务还将更加艰巨。

　　《瞭望东方周刊》：听说你已经邀请张艺谋来陕西拍片子，希望能拍出陕西的灵魂，把陕西旅游带动起来，是这样吗？现在进展如何？

　　陈德铭：我个人还没有正式向他发出邀请，但我通过我们西影集团的董事长转达了这种意向。“老谋子”是一位蜚声海内外的导演，出生和成长都在陕西，我想他对陕西的理解和感情都会很深。前年“五一”我自费到广西桂林，边休息边考察旅游。在那里我看了张艺谋导演的《印象.刘三姐》表演，印象很深。另外去年陕西聘请的外国顾问也有人建议，说世界上大部分有历史文化的地方的旅游都与一部成功的大片有关。我就请西影的朋友和张艺谋接触接触。

　　《瞭望东方周刊》：李安刚刚获得了本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他是不是也在你视野之内？

　　陈德铭：我知道李安是一位成功的导演。我是想通过大片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从而增强陕西旅游在国际市场尤其是美欧发达国家市场的吸引力。我们缺少这些地方的游客。陕西一年国内游客有4500万，而境外的不到100万人次。我想大片的事具体由西影集团去操作。如果它在市场运作中有困难，政府可以支持，但总的是要用资本和市场的办法去运作，而不是政府去运作。

　　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剧本和题材的问题，谁能够编出很好的故事。我站在兵马俑旁边，看到比我高大的士兵和将军，我脑子里就浮现出秦代战争的烟云。我想里面会有很多故事，甚至杨贵妃、武则天的故事也都可以拍得更好。我到过埃及，包括帝王谷和胡夫金字塔，因为受到《埃及艳后》这部片子的影响，我更能够感受到我到了一个特别的地方，到了5000年前，这就是艺术的力量，文化的力量。

　　要强调的是，这样一部片子的前提是能打出国际影响，当然首先在国内要有较好的上座率，所以我们的营销也很看重西方文化的接受度。现在章子怡演的《艺伎回忆录》国内特别是陕西的报纸有一定争论，但是在国外的上座率还是比较好的。这就说明，从我们的文化出发和从另外一种文化出发看问题的结果往往并不完全一样。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在自己的地方对自己的人民可以有自己的政治和文化标准，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人家在想什么在做什么，这样才能以新的视角把我们的文化传播出去。

　　只知道工作不是好的领导者

　　《瞭望东方周刊》：你刚才谈到去桂林考察还要自费，为什么不是公费？

　　陈德铭：因为去的只有我和爱人两个人。我们在那里结的婚，主要是想去重温一下。另外我也不想惊动大家，不然要麻烦广西的同志接待我。我是通过旅行社去的。一个省长以这种方式去旅游名胜地，也能够多了解一些老百姓的实际情况，比如车子是怎么挤等等。也可能会碰到一些尴尬的事情，不过还好没有碰到什么大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刚才谈到电影，你是不是经常看呢？你平时主要怎么放松自己？

　　陈德铭：电影已经没有时间看了。平时最大的放松就是每天吃过晚饭，尽可能和我爱人在省政府大院里走四点五公里路。为什么路程这么精确？因为我用计步器量了一个月，是四点五公里不会错。绕着省政府大院，固定的路线，大概三圈多，基本上是45分钟走完。有时候碰到会议、接待、外出啊，就不能保证，但是八成的时间我都能坚持。

　　我和爱人是青梅竹马的同学，所以这个散步不光是健身，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有很多工作以外的沟通交流。我不能光是工作。按照马克思的讲法，一个人如果只知道工作，就会被异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也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人要了解社会的各个方面，各种情况。所以我很看重这种交流，我们更多地会谈一些家庭、社会、亲情的情况。

　　当然天冷的时候，我会对着电视机，在家里用走步机锻炼。这点我向我们李书记建国同志学习的。他散步锻炼坚持了18年。我认为，在现在这种矛盾凸显期，除了个别腐败官员外，省市两级主要领导的工作是勤奋的，压力也很大。我们这些人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没有一个科学的生活方式，是支撑不下来的。我们自己要创造这种锻炼的机会。

　　春秋天气好的时候，我也会到秦岭北麓的峪口去爬山。西安市境内的秦岭有62个峪口，我大概走了十来个，花半天时间，出一身汗再回家。我这里也想宣传宣传，秦岭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在那里自然人文的很多东西会让人觉得非常兴奋。

　　不要躲避群众

　　《瞭望东方周刊》：你到户外山野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经历？

　　陈德铭：有一次我去南五台，下山的时候一个村子的上百名老百姓把我围住了，投诉土地的违规征用问题。在外面确实也会碰到一些工作中可能了解不到的问题，可以和老百姓直接对话。

　　回去后我就让省国土资源厅的一个副厅长带队调查。原来是一个民营企业家想在那里办一个拴马桩的民俗博物馆，征500亩地。征地从总体上看是合法的，但是在程序上和与群众的交流上确实存在不周到的地方。我就让他们先停下来，解决一些细节问题并做通群众工作后再开工。

　　《瞭望东方周刊》：被激动的群众围在中间投诉，你有没有感觉到危险？

　　陈德铭：这个确实可能存在。当时车子在高速下坡的时候，突然两边有几十个人不顾生命危险跑出来拦车。驾驶员也没有思想准备，一个急刹车才停下来。当时老百姓非常激动，说“哪个是陈德铭，下来下来！”这时候我想到的不是躲避，而是面对和解决问题。我有一个基本的信念，绝大多数群众是讲道理的。果然，我下车接待他们后，他们对我非常客气。他们的两个代表过来和我对话，他们非常清楚国家的法律，也非常礼貌。所以我想，很多群众矛盾的激化，跟我们的工作粗放是有关系的。我们位置比较高一点的同志，平时接触基层群众不那么多，但我们心中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

　　《瞭望东方周刊》：类似的事情还有没有？你怎么看待矛盾凸显期的这些群体事件呢？

　　陈德铭：2004年全国发生的五件较大的事件中，就有一个是咸阳的一个国棉厂职工堵陇海铁路线问题。当时现场有五六千人，情绪都非常激动。其实这是国企改制中的一个出发点很好的事情，我们请香港的一个中资公司来整合挽救这家已经潜亏的工厂，但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足够细致。当时我和现在的常务副省长赵正永同志赶到现场。最后工人还是离开铁路和我们对话。现在问题已经化解，新工厂运营得不错，工人们收入也都得到了提高。

　　当时我也调动了几百名武警在旁边维持秩序，因为无论如何堵塞铁路是违法的，铁路主干线必须畅通。这种事情你在指挥第一线，政策尺度要求就非常严格。也有一些干部怕这种事情处理不好会对自己的前途有影响，因此畏首畏尾，不敢走向第一线，做了群众的尾巴，事情反而糟糕。中国进入发展的机遇和矛盾的凸显期后，我们应该学会面对群众，面对突发事件。不仅是自然灾害，也包括社会的突发事件。

　　中国发展到今天，改革已经不可逆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能解决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西部大开发也是这样，除了投入外，根本的还是要坚持改革开放。改革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改革目前投融资体制和配置资源的方法，让市场的基础作用更好地发挥起来。国有企业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要坚持股份制改革的方向，同时要坚持开放，对沿海开放，对国际开放，在引进、消化、吸收中发展特色经济，增强自我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最担心的是安全生产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这个似乎以前提得不多？

　　陈德铭：这是省委根据省政法委的汇报，集体做出的决定。而我个人对建设平安社会的认识，也有一部分来源于和爱人的聊天。我爱人告诉我，不少人都觉得西安不够安全，她自己也在公共场所丢过手机，很麻烦，因为我们家的很多电话号码都存在里面。另外她上下班都是步行，中间要穿过一个很多人聚集在一起收购手机的地段，回家后总有些怕的感觉。后来我了解，西安有一段时间部分地区入室抢劫和路边抢夺情况比较严重。省委决定建设“平安陕西”，这是切中时弊的。如果我们连人民群众的安全都不能保证，还怎么言改善投资环境？

　　《瞭望东方周刊》：你夫人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提出了安全感的担心，你作为省长，住在政府大院里，你自己有什么担心呢？

　　陈德铭：我对自己应该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如果说有的话主要是超负荷工作后的健康问题。但是，我更担心的是全省的安全生产问题。特别是晚上12点以后来的电话，一般都是很紧急的事，不是省内安全生产出了什么事情，就是家里老人出了什么事。所以这时候我的心都会悬一悬。如果真的什么地方出了事，我就赶紧要备车赶到现场去。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表示上任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到信访局去了解人民群众反映的最强烈的问题。那么，现在人民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是什么？

　　陈德铭：信访部门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了解民意、体察民情的重要窗口。当前，通过信访渠道反映的问题相对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因困难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和“三金”，破产企业职工生活困难等。二是少数军队退役人员为提高待遇等问题反复上访。三是农村土地征用，村委会换届，少数基层干部办事不公、作风简单粗暴，引起了一些群众不满。四是涉法涉诉问题仍然不少，也容易出现缠访。五是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的群众来信来访。这些问题，有些是历史遗留问题，有些是工作方式方法不注意引发的新问题，需要我们扎实细致地做好工作。同时也要教育和引导人民群众按照《信访条例》依法上访。

　　陕西人还要进一步开放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今年要建立新闻发布制度，大力推进政务公开。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思路和工作进展？

　　陈德铭：新闻发布制度陕西从今年1月16日开始就正式实施了。我们派人去其他省学习，还专门建立了一个处负责这个事情。我们省的门户网站现在对很多政府常务会议的情况也都及时公布。最近我们有点小进步，我们经济总量排在全国19位，但最近国务院评比政府门户网站我们排在第九位。在政务公开中，最基本的我们要做到让老百姓有知情权。没有知情权参与就是一句空话。

　　这两年我觉得群众和媒体监督起了很好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的宝马彩票事件。这件事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刘亮爬电线杆子揭露问题以后，我请分管副省长潘连生连夜召集了会议，布置查处。这里面牵出了一些人，也牵出了我们彩票管理中的一些问题。我们不怕有错误，只要自己真正想为老百姓做一点事，可以在工作中改正，最后大家会理解的。政府这只手只有握住广大人民群众和舆论媒体，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强调各级公务员要“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从政，扎扎实实干事”。能否具体谈谈你如何考核评价干部？什么是你最看重的政绩？

　　陈德铭：现在的干部制度有一个专门的党委管理的组织考评体系。我个人希望干部有两个非常明显的优势，一是知识和能力，二是敬业肯干。一名干部如果光有知识和能力，而不能在实际工作中奉献自己，那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光做批评者，更重要的是要做实践者。另外一方面，作为一个前提，首先是这个人要公道和洁身自好。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上海人，又在江苏工作过，你能否告诉我们你心目中的陕西人是一个什么状况？你怎么评价陕西的干部？他们最让你着急的是什么？

　　陈德铭：整体来讲，陕西人勤劳、质朴、智慧、善良，陕西的干部踏实、肯干、任劳任怨，具有不畏艰苦和兢兢业业的可贵品质。当然，可能由于地处内陆以及历史的原因，陕西人还要进一步开放，更多引入市场机制，更多学会运用市场的力量。

　　干部的团结也非常重要。我现在工作的环境是一个非常心情舒畅、团结民主的环境。我在这样的环境里，处处得到书记和一班人的支持，具体处理一些问题就容易得多。

　　提议创办西北发展银行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经表示准备成立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金融工作办公室”，加强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协调，同时陕西正在考虑建一个“西北发展银行”，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进展？

　　陈德铭：提议成立金融办公室是因为随着金融改革深入，国家把一部分金融的管理权限交给了省级政府，比如把农村信用社整体交给省政府管理，把对上市公司监管的部分权限也给了省里，省级人民政府对金融方面的责任和管理更具体了，需要与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沟通的内容也更多了。我了解到全国已经有20多个省成立了类似的金融服务机构。这件事是书记倡导和支持的，一定会非常顺利地进行，我想如果运作顺利，今年上半年应该可以办起来。

　　西北发展银行现在还仅仅是我们西北人的一个设想，离真正实现相距甚远。但是，我把这个意向跟甘肃、宁夏、青海的政府领导沟通过，他们都很赞同。我向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的领导也汇报过了，我觉得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我的设想是，这个银行应该是一个有政府支持的但更多社会资金进入的股份制的银行，甚至也可以接受一定比例的国际资本。

　　西部发展现在有几个瓶颈制约，但资本的制约非常大。这几年靠财政转移支付和国债对社会投资的拉动已经明显不够。总理也一再提出，要建立长久的西部发展的资金渠道。这五六年来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实际上是在扩大的。随着各大银行商业化和防范风险趋向的增强，总体来讲我们西部的存款是流向东部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意图相悖的。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拿去年来说，我们的贷款只占了存款的60%不到，但按政策讲我们可以用到近80%，这样有几百亿元的资金就流走了，或者沉淀在银行里被上级行调走了。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存款余额的坏账没有暴露的原因。解决西部发展资金这个事我们金融办成立后就要着手研究。-

　　陈德铭简历

　　陈德铭，1949年3月生，上海市人。管理学博士。历任江苏省商业厅办公室副主任、省食品公司经理、商业厅党组成员、商业厅副厅长，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苏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等职。2002年5月任陕西省委常委、副省长、党组副书记，2004年10月任陕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党组书记。2005年2月5日在陕西省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当选为陕西省省长。

　　相关专题：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