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西部的跳跃发展看中国崛起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悦/北京报道

　　西部的跳跃与中国的跳跃

　　“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一个人预见到后来中国经济的迅速转型和增长，外部的观察家的判断都是错误的”

　　过去的20多年,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发展和最迅速的经济崛起，其速度之快，大大超过了世间的预期。1983年，世界银行发表的第一份《社会主义中国》报告曾预测，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中国经济增长率在每年4%左右，乐观的估计为每年5%，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中国经济增长率在每年5%左右，乐观的估计为每年6%，等于20世纪70年代达到的水平。1985年世界银行发表的第二份《中国：长期的发展问题与选择》报告，预测在1981年至2000年期间，中国适中的增长率是每年5.4%，乐观前景是每年6.6%。实际上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9.7%。

　　中国崛起是出人意料的重大事件，诚如经济学家邹至庄所言，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一个人预见到后来

　　今天的中国已有如此巨变，但不等于说维持长久的可持续的高速的发展是轻而易举的事。在中国内部，东部与西部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广阔的西部能否追赶上来，决定着整个中国发展的速度与质量。中国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在某种意义上犹如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

　　西部，关涉到中国的全局。西部的跳跃，是中国崛起不可或缺的一环。

　　从历史中汲取经验

　　从经济地理的末梢一下子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当代西部大开发，要求我们不能沿用以前的模式，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承担国家社科重点课题“历史上的西部开发的反思”的兰州大学教授汪受宽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我们课题完成后，向国家最高决策部门提了10条建议。”这10条建议大意为：必须以50年作为一个阶段；对西部贫困地区要有特殊的财政补贴政策，要往东进行必要的生态移民……

　　“西部开发面临的三个制约因素：观念、体制、人才，实际上在刚开始就存在，现在没有取得根本改变。它们是制约西部开发的最根本的因素。”追踪着西部六年开发历程的中国社科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魏后凯，对制约西部大开发的瓶颈心怀忧虑。

　　魏后凯分析：官本位的观念、计划经济的观念未得到根本改变；国家投资企业的两元结构体制与当地不融和，不能带动当地发展，而政府的体制、市场经济的体制也还未臻完善；人才则是个结构性、体制性的因素，有些省的人才总量和占人口百分比并不低。西部地区的人才结构是不均衡的，高度集中在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大量优秀人才高度集中在一些大城市，专业人才也不合理，高新技术、外经贸和管理人才相对比较缺乏，有很多人才在当地不能发挥作用，缺乏让这些人才在当地发挥作用的体制。

　　“我们测算了一下，从2000年开始，国家投资的重点放到了西部地区。但这三个问题不解决，西部大开发难度很大，光投钱不起作用。”

　　这三大瓶颈中，人才是重中之重，而观念和体制都是靠人去改变的。“西部大开发要有人实实在在去做，执行的这块比较弱，从现在来看还是老问题。重要的是去实践。” 武汉大学研究西部大开发多年的专家余永跃说。

　　这些瓶颈造成了开发过程中虽然西部也发展起来了，但东部反而在开发中获益更大这一奇怪悖论。

　　“过去中央希望东部带动中西部发展，实际上对西部的投资反而拉动了东部的经济。”2006年3月2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陈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就中国第一部关于西部大开发的蓝皮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5》首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如是说。

　　四川省社科院西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世庆也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表达了同样的感受，她说：“我经常去东部出差，能够明显感觉到差距的拉大。根据我们社科院的一些调研，确实存在‘西部大开发，东部大发展’的情况。”

　　西部开发绝非单纯经济问题

　　“‘十一五’期间，西部发展如何深入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制度创新。”余永跃说，开发不发达地区经济并不是生产要素的简单叠加，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这些要素在有效的制度和政策安排下才能发挥功能。

　　2006年1月，魏后凯完成了一份《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成效及未来政策取向》的报告。

　　报告指出：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的建设；另一方面，又需要对西部开发的一些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加快西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一是要重视富民项目，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二是大力推进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三是积极引导国内外民间资本参与西部大开发。

　　回眸西部大开发这场世纪之交兴起的由中央最高层筹划和发动、迅即获得热烈呼应的战略行动，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问题专家雷亨顺说，其必要性和战略意义非常明显：着眼于中国的长期发展，缩小东西部差别，加强民族团结，实现三步走的战略设想和邓小平关于“两个大局”的理念，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关键支撑。

　　余永跃表示，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安定的社会经济秩序，而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不可能在地区间、社会成员间贫富差距十分悬殊的条件下形成。区域差异过大，可能引发各地区、各民族间的利益冲突和摩擦，从而危及国家的稳定。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的西部开发绝非权宜之计，在西部寻找到国家利益新的增长点也绝非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涉及中国国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家安全稳定的战略问题。”雷亨顺说。

　　消弭东西差距是个长时期的过程

　　华西村的老书记吴仁宝早在10年前就将眼光投向了西部。他在宁夏、黑龙江复制“省外华西村”，派出得力干部，推广他的“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算富”的理念，并为中西部20多个省、区举办培训班100多期，直接培训10000多名基层干部，带动10多万人脱贫致富。

　　可能要通过许许多多的“吴仁宝”，中国的西部经济才能得以壮大，就好像当年新英格兰和南方的移民们向西部推进时，同时也把他们在原来地区中的许多观念和制度带了过去。

　　宁夏西海固地区贫瘠干旱，环境恶劣，痛感东西部差距的吴仁宝在1995年考察后出人意料地拍板：搬迁1000户西海固地区山民，在宁夏川区土地肥沃的地方建设一个“宁夏华西村”。缺资金，钱由华西村出。

　　移民的过程也是出人意料：原定的搬迁指标是1000户居民，6000多人口，可是许多乡民邻带邻，亲带亲，使最后的搬迁人口增加了一倍多，达1.4万多人。1996年到1999年，华西村出资300多万元，帮助西海固地区四个县一万多农民走出了荒山恶水，来到银川市郊的镇北堡地区开始新生活。

　　到了宁夏华西村新家后，江苏华西村派去的干部领着他们建简易房，开渠修路，改造盐碱地；同时集体出面向银行贷款发放给农民，买了100多辆农用车跑运输；他们还广为招商引资，引进外来资本创办了30多家工厂，吸纳了许多村民进厂务工。

　　曾经去过所有省外“华西村”的华西村副书记孙海燕很自豪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到2000年底交给当地干部管理时，宁夏华西村里盖了二层小楼、家有两辆以上农用车、年收入超万元的农家已占村民总数的10%。

　　每到秋收季节，西北和东北的农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江南水乡，不仅满足了华西村的需要，而且做成小包装，进入苏南超市。人们对华西把田种到塞北和关外的决策赞叹不已。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华西村采访时，江西吉安和西部一些不发达地区的100多名农村青年正在华西村学习技术和管理经验，第三个、第四个省外华西村的出现指日可待。

　　孙海燕说，要缩小东西部差距首先要缩小观念差距，“中西部地区的学员一开始来的时候都极不适应，原来等、靠、要的思想浓重，等到学习半年之后，整个人的观念都彻底扭转过来了，扶贫先扶智、思路决定出路。”

　　不独观念差距，东西部差距是全方位的。消弭东西部差距是个长时期的过程，西部的发展与追赶，必须跨越很多瓶颈。

　　中国社科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魏后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2000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老百姓确实得到了看得见的实惠。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西部社会面貌变化最大、经济发展最快、社会最稳定的六年。”

　　但根据社科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2000~2004年，西部12省区市GRP(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比东部11省市低12.3个百分点，比各地区平均水平低7.3个百分点。种种不平衡的增长格局，势必导致全国经济总量进一步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所占比重将趋于下降，东西部地区间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1999 年，西部12省区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总额的比重为 17.5%，2004 年降为16.9%，比1999年降低了0.6个百分点，比1995年降低了1.3个百分点 。从人均GRP相对差距来看，自“九五”时期以来，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一直在趋于扩大。2003年，西部与东部地区间人均GRP相对差距为 61.8%，与各地区平均水平之间的相对差距为41.1%，分别比1999年扩大1.9个百分点。

　　2月28日，中国科学院发布的《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公布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最新排名。

　　可持续发展能力排在前10位的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而排在后10位的毫无例外地都分布在西部地区。

　　随着各地的“两会”相继召开，地方“十一五”规划纷纷亮相。从已经公开的一些地方“十一五”规划纲要来看，中西部地区纷纷调高了经济增长目标。四川、重庆、内蒙古、吉林等，对比“十五”计划目标，“十一五”时期的增长目标上调不小。比如，内蒙古“十五”时期的计划增长数字是9%，“十一五”规划的增长率则上调到13%以上(人均GDP)，上调四个百分点。无论是实际增幅目标，还是上调幅度，都属目前全国最高之列。

　　理性看待区域非均衡发展

　　西部地区既是中国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同时也是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兰大汪受宽教授对《瞭望东方周刊》坦言：“在西部很多地方，要吃饭又要生态，这是一个两难。”

　　2005年10月17日在重庆召开的第十届中法国有企业和农业问题研讨会上传出中国政府对这道选择题的回答：中国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其中，确保西部缺乏条件的地区“不发展”,成为今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基本思路之一。

　　国务院西部开发办综合规划组组长杜平在会上发言时表示，今后西部要将支持有条件的地区优先发展和限制缺乏条件的地区发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杜平尤其强调，国家将确定若干影响国土安全的自然条件恶劣或生态敏感地区，严格限制人为活动和大规模经济开发，但是国家特别是中央财政必须要为此付出合理的国土整治成本。确保这些地区的“不发展”，对于保障西部大开发持续健康协调快速发展、造福于国家千秋大业而言，就是最大的发展。

　　余永跃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面对的是东强西弱、南富北穷的经济格局。在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30年中，采取计划配置资源的方式，将一些大的工业设施嵌入中西部地区，这就是新中国历史上对西部地区实行的两次具有规模的开发。

　　“这两次开发壮大了西部经济，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东部地区发挥其优势。” 第一次是“一五”时期以156项建设项目为核心对西部地区的建设，第二次是“三五”时期以“三线”建设为核心而进行的开发。这两次西部开发都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强有力的国家计划实现的。

　　第三次西部开发与前两次西部开发显著不同的地方是，这次西部开发是在中国赢得了宽松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改革开放20年取得了丰硕成果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因而，可以按照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实施西部开发的具体措施。这次开发还面临着世界新技术革命、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巨大机遇，因而可以实现跳跃性发展，最终实现均衡发展、共同富裕。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逐年加快

　　自 1999 年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至今已有六年多了。六年来，国家共在西部地区新开工建设60个重点工程，包括“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水利枢纽、交通干线、机场建设等，计划投资总规模达8500亿元。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累计投入 4600 亿元，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资金累计安排 5000 多亿元。其中，中央累计安排西部地区长期建设国债资金约2700亿元。

　　按照魏后凯的研究，如果以人口分布作为参照系的话，自2000年起，中国国家财政预算内投资的重点已经开始转移到了西部地区。在国家财政投资和国债资金的引导下，西部 12省区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加快。从 1999 年到 2002 年，西部 12 省区市连续四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高于东部 11 省市。2003年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7.3%，虽低于东部11 省市，但高于中部八省。2004 年，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6.8%，略高于东部 11 省市和全国平均水平。

　　另一个显著变化的指标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逐年加快。从 1999年到 2004 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GRP)增长速度已连续五年逐年加快，东西部地区间GRP增长率差距已开始趋于缩小。

　　西部能源开发与建设正在迎来一个历史性的大跨越，这将对中国顺利实施“十一五”宏图起到积极而深刻的影响。煤炭探明储量中，内蒙古为2352亿吨，陕西为1663亿吨，分列全国第二、第三位。而陕西、山西和内蒙古三省区交界处的13个县区煤炭探明储量约占全国的60%，并存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水利资源一向被视为西部的独特优势。据统计，位于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西藏是国内水能资源的富集区，在五大电力巨头规划的国内12大水电基地中，西南地区就占了七个。依据中国石油“十一五”规划，西部地区将是其主力战场。资料显示，目前新疆地区蕴藏石油大约209亿吨、蕴藏天然气大约10.85万亿立方米，分别占到国内陆上油气资源总量的25.5%和27.9%。

　　另外，西部已成为中国可再生能源主要实施地。按照政府计划，到2010年将国内太阳能光电市场的应用从2005年的20兆瓦提高至400兆瓦，到2020年实现国内市场达到10吉瓦。

　　中国富裕西部四亿人民的目标不会改变，对此，中国政府显示了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心。正如温家宝总理指出，西部大开发是一个长期的重大战略，将贯穿于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中央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不会动摇，国家对西部大开发的支持力度不会减弱，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伐不会放慢。”

　　回顾中国和平发展的已有历程，有理由期待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西部跳跃会在今后几十年内实实在在地被我们创造。

　　中国之于世界的影响和改变适用于西部之于中国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5年7月30日《中国如何操纵世界经济》引述了中国古代的一句名言：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该周刊提醒全世界注意，中国的劳动力大军进入全球经济如何会发生50年、甚或100年时间最为深刻的变化。

　　有评论说，中国崛起类似于1870~1913年美国崛起和1950~1973年日本崛起，所不同的是，它是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历史上人口和劳动力规模最大的崛起，也是世界上经济、贸易和市场发展速度最快的崛起，还可能是世界上资源消耗总量最大的崛起，这是前所未有的崛起，这一崛起刚刚开始20多年，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明显显示，并将在21世纪前20年进一步加速发展。

　　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中国西部与东部发达地区还有不小的差距。差距需要通过超常规的跳跃发展来弥补。改革开放就是中国自身的一种跳跃。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在深刻地影响中国，而且在深远地影响整个世界，不仅在迅速地改变中国而且在广泛地影响世界。而这种中国之于世界的影响和改变，也同样适用于西部之于中国。-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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