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应认真考虑引资的成本与代价问题

　　文/邓聿文

　　外资的这些负面作用,有些是引资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有些纯粹是我们自身的原因造成的

　　中国引进外资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随着外资越来越多地涌入中国,有关外资对中

国经济作用的争论也激烈了起来。有人说,从各行业的产出构成看,外资没有形成垄断威胁。但近日发表的“2005年非国有经济报告”对此提出了异议。

　　报告认为,这种说法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即在中国产业集中度普遍偏低的情况下,外资在进入各重要产业时率先占领其战略制高点,大面积控制了中国装备工业的龙头企业和其他产业的高端领域,国内的民企、国企纷纷沦落为“二奶、小妾”,这是不是一种另类的要命威胁呢?因此,报告建议,要谨防外资的产业“斩首计划”。

　　外资企业平均利润是内资企业的八倍

　　从2005年的情况来看,“非国有经济报告”的这一建议并非无的放矢。2005年在外商投资增速大幅下降的同时,外资却加快了向中国关键和主要产业的高端领域进入和扩张的步伐。在一些地方,外资控股中国装备工业的龙头企业一路高歌猛进,使这些行业中的内资企业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

　　2005年底北京市统计局的通报也印证了报告的担忧。以2004年为例,平均每个外资企业具有研究生及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员四人,大学本科学历的20人,高级技术人员两人,均为内资企业的二至四倍。外资企业平均获利润750万元,是内资企业的八倍;平均实现销售营业收入7032万元,是内资企业的五倍。可以说,外资企业人员结构和经营成果普遍好于内资企业。

　　应该承认,外资对实现技术转移,促进

　　每年1000亿财富流向外国投资者的腰包

　　但是外资来到中国,在给中国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未来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假以时日,中国很可能出现“增产而不增收”、“繁荣而不富裕”的后果。事实上,这样的苗头已经显现。

　　从现实的情况看,中国国民总收入并未取得与GDP同样的快速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92年前各年份,中国的国民总收入(GNI)与GDP数量基本持平,有时略大于GDP。可从1993年起到2003年的11年间,中国GNI数量年年少于GDP,而且差额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而1993年以来这段时间,恰恰是中国大规模吸收外资时期。所以,这一差额表明,中国国内创造的价值有一部分流向了国外。计算显示,每年约1000亿元人民币流向外国变成别国国民的财富。

　　每年1000亿元财富流向外国投资者的腰包,不过是为引资而付出的代价之一。各地在吸引有限的外资面前,形成恶性竞争,超出国家政策规定的界限,才是更大程度地损害了国家的利益。

　　首先是税款的流失。税收本来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条件,外企得到了不低于国内企业的公共产品,却提供相对较少的税收,其差额就是中国引进外资的成本。以2003年为例,外商投资企业仅在工业中的增加值就占全国的27.22%,但当年全部涉外税收仅占总税收的20.86%。其次是地价的流失。各地为引资竞相压低土地价格甚至出现“零地价”、“倒贴三通一平”等,也带来了国家财源的流失。另外还有资源和环境的损失。某些外资企业利用中国产业政策的漏洞,向我国转移高污染、对环境有极大破坏性的行业,大量地消耗资源,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

　　据估计,中国每年由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相关卫生保健方面的损失大约为1700亿美元。如果按2004年中国贸易依存度70%的比重来衡量,每年因外贸造成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约为1190亿美元。如果按2004年外企对外贸约57.4%的贡献率来算,每年外资造成中国资源和环境的损失约683亿美元,已超过改革开放以来任何一年的实际利用外资额。

　　不仅如此,从人力资源来说,外企职工的工资并没有随社会的进步而进步,劳动者很低的收入和超长的工作时间使他们基本失去了自身发展的可能。中国70%的外资属于制造业,其中又有70%是密集劳动力类型,也就是说,差不多一半的外资都是冲着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来的。由此可见,“中国出口”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只有国家的地理意义,而少有国家的国民意义和生产要素意义,更少有出口增长的国民福利意义。

　　重新审视外资的负面作用

　　当然,外资也给中国企业带来了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的提高,但程度有限。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外资企业的出口往往是外国技术、标准、品牌、生产销售网络等与中国劳动力相结合的产物,除了廉价劳动力和土地外,体现的都是外国生产要素的竞争力。

　　从另一个方面看,越来越多的外资研发机构在中国设立,并逐步形成适合于中国市场的

　　外资的这些负面作用,有些是引资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有些纯粹是我们自身的原因造成的。

　　这并不是说从现在起中国不需要引进外资了。正如一些专家所言,由于国外资金成本、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低、规范且透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甚至更宽泛的领域发挥着最重要作用。但中国毕竟已经成为第三贸易大国和第二吸收外资大国,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应仔细考虑大规模大范围引资的成本与代价问题,对外资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作新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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