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牙防组认证资格遭质疑在京沪两地被起诉

全国牙防组就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深处，这里曾是一处学生宿舍楼。本报记者王贵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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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牙防组至少为9种产品提供了认证。本报记者范远志摄

　　□本报记者闾宏北京报道

　　-核心提示

　　日前，在牙膏、口香糖广告中频频露脸的“全国牙防组”，在北京和上海两地遭遇诉讼，质疑焦点是不具认证资格和误导消费者。

　　记者调查发现，这一机构既非官方组织，也非民间机构，由于没有经费来源，其存在18年间一直与企业投入有所关联，其认证生涯从1992年即已开始。

　　该组织有关负责人称，全国牙防组的模糊身份曾经给牙防事业带来便利。但现今它却成了一切质疑的根源。

　　在牙膏、口香糖广告中频频露脸的“全国牙防组”，其权威性被质疑是从这幢楼开始的。

　　它在

　　四楼楼道口，一连串医院科室的牌子贴在墙上，其中一个就是“全国牙防组”。

　　去年6月，新华网发文指出，安身于此的全国牙防组，里面只有两个人两张桌。

　　随后的质疑接踵而来。

　　中国公益网主编李刚在2005年7月对牙防组进行起诉，认为其不具有认证口腔保健品的资格。今年2月7日，上海律师陈江以相同事由，起诉牙防组。

　　“我感觉受到了欺骗，且被蒙蔽了很久。”陈江说，很多消费者和他一样，一直以为牙防组是一个权威的官方组织。

　　“它是一个由政府领导的专家组。”牙防组办公室秘书陈红否认了全国牙防组只有两个人的说法，称其有50多名成员，基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口腔医学院。

　　全国牙防组究竟是半官半民，还是非官非民？张博学面对媒体质疑，只是说，“身正不怕影斜。”他的身份是全国牙防组副组长。

　　他说，全国牙防组的模糊身份曾经给牙防事业带来便利。但没想到的是，现今它却成了一切质疑的根源。

　　“权威认证”无认证资格

　　在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委员会下属的认证机构目录中，并没有全国牙防组。

　　3月2日，李刚去朝阳法院和被告方交换证据，看到了乐天(中国)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天公司”)与全国牙防组签订的协议。

　　“乐天公司每年给的赞助费就有10万。”李刚说，他在这份协议中还看到了一项乐天公司给全国牙防组支付的实验费，数额以百万计。

　　作为乐天公司所有公关活动的负责者，博抱堂广告公司承认了这一实验存在。

　　该公司的“乐天小组”具体操作乐天的公关事务。乐天小组的牛先生说，日本乐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最初几年很艰难。后来和全国牙防组一同组建了一个木齿健专家组，以推行木糖醇对人类牙齿有益这一成果。

　　2005年，乐天公司委托全国牙防组做一个“木糖醇+2”的实验，看它对牙齿的早期蛀斑的修复。乐天公司承担所有的实验费用。但这项实验具体涉及多少实验费用，牛先生称并不清楚。

　　“所做的实验只是针对‘木糖醇+2’的作用，乐天公司只提供产品。并不是像外界所想象的那样，公司花钱买一个认证。”他说。

　　但李刚否认了这一说法，“协议内容很明确，都是针对乐天木糖醇口香糖的，而不是只研究‘木糖醇+2’的科技意义。”

　　李刚说，这让他更加怀疑全国牙防组对乐天木糖醇口香糖的认证是带有某种商业交易的性质。

　　他起诉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全国认证机构的上级管理部门———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委员会下属的认证机构目录中，并没有全国牙防组。

　　之后认监委给予了李刚书面答复：“我委已与国家卫生部形成统一意见，将口腔保健用品认证工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的规定，纳入全国认证认可统一管理，现正着手制定统一的认证基本规范和认证规则。”

　　李刚说，这正说明，全国牙防组并无认证资格，但是之前在各种广告中已经大量出现了“全国牙防组权威论证”的说法。

　　全国牙防组官方网站显示，已为9种产品提供了认证，其中包括宝洁公司所属的佳洁士含氟牙膏。

　　牙防组给记者提供的资料显示，宝洁公司曾为中国牙防基金会捐资1000万。

　　对此，张博学曾对媒体表示，“企业对牙防组的支持非常有必要，但与认证完全是两码事，不是搞权钱交易”。

　　口腔医院里的牙防组

　　这个组织不要国家编制，不要经费，不要基本设备。“在当时，只有这样操作，这个组织才有可能被允许成立。”

　　“牙防组是众多口腔专家要求建立的。”全国牙防组副组长张博学说，他是全国牙防组中最早的专职人员之一。专家们的初衷是，增设一个新的政府机构，但这一想法最终未能实现。

　　1988年8月下旬，全国各地共有七八十位口腔专家集聚北京，参加一个由中华口腔医学会召开的座谈会。

　　当时到会的包括口腔界的“四大家族”：北医大、华西、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和第四军医大学。他们强烈要求卫生部的领导到会听取中国牙病的严峻形势。

　　“会上的很多信息都让我印象深刻。”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的张自宽参加了座谈。他回忆，专家们做了一份中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调查显示，当时中国13亿人口有40亿颗蛀牙，60岁以上的老人平均每天掉牙11颗；而中国的牙科机构、牙科医生则少之又少，发达国家的口腔科医生占人口比例的千分之一，而中国是十万分之一。

　　与会专家一致要求卫生部设立一个口腔卫生司，或牙病防治司，至少也要设立一个口腔卫生处，或牙病防治处。理由是，很多发达国家在卫生部都设有专门的机构，一般都要设司、局级的机构。“老教授们群情激昂。他们说这个意见已经提了10年，一直没有解决。”张自宽回忆。

　　而当时，中国正处于全面改革开放的时期。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是精简机构。原有的机构都面临调整、合并。要求增设机构就像是天方夜谭。

　　张自宽想出了一个变通的方法，成立一个组织，由三个层面的人员构成，一是在职的卫生行政官员；二是口腔界的专家；三是牙防工作者。这个组织不要国家编制，不要经费，不要基本设备。“在当时，只有这样操作，这个组织才有可能被允许成立。”

　　“那也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时任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院长的张震康，也参加了座谈会。他坚持这个组织一定要有卫生部官员参加，而且要领导这个组织，“在中国，没有政府领导，很多工作会很难开展。而且领导必须是一把手。”

　　卫生部领导来征求张震康的意见，希望能将这个组织落实到一个口腔医院里。张震康同意了。他在医学院中腾出了一间房，里面安置了两名专职教授，再买了些纸张和笔，这个全国性的牙防组织就开始启动了。

　　1988年12月，卫生部批准成立全国牙防组，卫生部医政司司长张自宽担任第一届组长，北京医科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四川口腔医学院等一些学院院长担任副组长，其他成员均是来自各口腔医学院的专家和牙防工作者。

　　此后，在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以相同的模式，成立相应的牙防指导组，它们也都挂在各省市的口腔医学院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