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李斌打进台湾市场

　　-李宗陶　发自上海

　　李斌，1949年生。1967年插队北大荒。13年旅日旅美，现居上海，专业画家。

　　挥之不去的符号纠结在记忆深处。

　　天安门城楼，朱红。毛主席像，庄严。改造成公民的末代皇帝溥仪、灰色中山装的溥仪，提一顶灰帽，小步走来，面带微笑。这幅《换了人间》，占据了整整一面墙。

　　背景不变，人物换成刘少奇，叫做《他默默地离去》；换成彭德怀，《舍得一身剐》；换成张志新，换成胡风……翻开相册，少年李斌手捧红宝书站在天安门广场，青涩、热烈。

　　还有一幅《油灯的记忆》，画面上一个女知青正在洗发：深棕色背景，搪瓷脸盆，一盏暖暖的油灯——在北大荒，人们也叫它马灯。少女正取香皂，长发倾泻，丰腴的身子被油灯映成了暖暖的红色。画家陈丹青乍见这幅曾在中国当代油画展上亮相的同题变体画，第一反应便是：“哈，嘎性感！”这种体型在当年的北大荒极为普遍，李斌说，上海女知青一吃玉米面，都这样。

　　鲜活的年轻的肉身置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大熔炉，“生为毛主席而战斗，死为毛主席而献身”的誓言发自真心；金训华“为抢救国家财产(几根木头)不惜交付生命”的壮举，鼓舞更多的知青扑向烈火与洪水，非死即伤。烈士诞生了。41团宣传科美术创作员李斌，因常画幻灯宣传英雄事迹，成为一条条鲜活生命最后的记录者。

　　他们以为他们的死，重于泰山。

　　另10幅《油灯的记忆》，荡漾在李斌的脑子里：石库门房子前，母亲边生煤炉边看信，旁边是北大荒草原的油灯，灯旁躺在羊皮大衣上的女儿酣睡在思乡的梦里；油灯下的知青批斗会，被斗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张志新；拖拉机后面云雨初霁的男女青年，男的正凑着油灯点烟，远景是东方红的天安门广场……

　　李斌的妻子王亚卿也是从上海奔赴黑龙江建设兵团的知青，也画油画。她对当年的符号另有处理：油灯、假领头、小圆镜、旅行袋，棉大衣，不声不响攒了一大箱。

　　最近，上海知青正在筹备一个艺术节，3月25日在上海演，8月到哈尔滨。记者翻了翻诗歌朗诵和大合唱的台词，怔住了，“啊啊，那是一代人对理想境界的不懈追求，那是一代人对进步事业的永不割舍”，多么遥远的激情！

　　接受采访的几个小时里，李斌交替使用上海话、普通话、山东话、东北话以及少量英语，惟此段国语字正腔圆：“今天还有人思绪不断，理不清楚，不愿意否定当年激情的正当性，继续歌颂。不甘心啊，不肯正视啊。我们这些人是幸运者，于是感怀，于是浪漫，但对在这场运动中被蹂躏、被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甚至献出了生命的那些人，那些自己的苦难又延续到下一代的同类，多不公平！我不喜欢他们说‘我们是特殊的一代，忘我的一代’。不能再将苦难神圣化了！对我们这代人，最狠的一刀是受教育的权利被活生生剥夺了，这一点，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我们的理想主义曾经纯粹，终究被扭曲，它是非人性的。如果连这点反思的胆量和环境都没有……”

　　这种反思的姿态，几乎贯穿了李斌夫妇“知青后”的整整28年。李斌后来的成名作——与刘宇廉、陈宜民合作的连环画《伤痕》(根据卢新华同名小说创作)、《枫》、《张志新》，都带有深刻的自省；在油画《舍得一身剐》的画面上，3位作者的形象也在其中，只因“我们也曾是红卫兵”。

　　我是49年生的，18年上海，10年北大荒，13年旅日旅美，新千年回到故乡，正在浦东建studio。衣食无忧了，无非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在我，就是画历史。

　　我怎么会上山下乡的？我当时是上海《红卫战报》的编辑，我们这批人，老老冲动，老老革命的，英雄主义，就想，没赶上战争年代，但赶上一个大革命时代，荣幸。我坚决不想留城，就想到最最艰苦的地方去，最好没有电灯，北大荒是首选。因为画风景的人，都知道俄罗斯的白桦林，江南的小家败气，我是瞧不上的。

　　1968年8月11日，我们首批第二拨知青离开上海，整个黑龙江兵团，30万人。我那时候没任何不开心，我忙得要死，因为身兼派驻黑龙江的记者，要发稿，拿一个Rolax120相机，还有那种充电的闪光灯，上蹿下跳，拍照，路上三天多，亢奋到极点。到了哈尔滨，我们建设中学的同学都争取去最偏远最穷的地方，说你会拍照，留在团部吧。我一听，马上把相机还给报社，硬要跟他们一道去。分在855农场(后称41团)第9队，位于密山的绕力河畔。坐热特车(一种带拖斗的拖拉机)爬上老黑背山时，颠得几乎要翻过来，感觉就要掉到悬崖底下去了，都不敢喊，怕人家笑我们胆小。

　　到了生产队，有人来接我们，果然没有电灯，都提着油灯。刚到睡在马号里，所有对贫困对艰苦的渴望都实现了，自我表现的舞台纷纷搭就，很满足。但谁都没想过，建国都快20年了，怎么还有那么穷的地方？

　　真正打击到我们激情的，是71年“9.13”事件。但天高皇帝远，传到我们那里已经是冬天了。平时连干部开会，总要开开黄腔打打闹闹，但那天开会，气氛很不对。旁边有人偷偷告诉我：“出事啦，林彪出逃啦，完啦。”晚上回到宿舍，大家都在被窝里了，伽三胡(沪语，指聊天)。我扯开嗓门：“你们都给我听着：林彪出逃摔死啦！”他们那种表情，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好像是那种老开心，又不敢开心的表情。“你这个反革命！”大家一拥而上，把我掀翻在坑上，打我。我知道是闹着玩的，是发泄。

　　那么忠于毛主席的人，怎么会背叛他？我们这批左得出奇，左得干柴烈火的人，第一次怀疑了。

　　紧接着，好多高干子弟返城了。因为林彪倒台，部队里好多人平反，子女的政治身份改变了，可以调回北京或接近北京的地方。这是政治特权的一次集中表现，对大家打击也很大。我们这些人，都是积极要求下乡的，追求的一直是“公平”，以为大家都像上战场的战士一样，没得选择。但现实却开始表现出“不公平”，所以心里马上凉了半截。

　　正当的返城渠道很少，勾心斗角历历在目。指定工农兵学员最初出于劳动力的考量，腿脚不好的，体弱多病的，读清华去了，明知不是读书的料。共产主义道德暂搁一边，嫉妒、排挤、有你没我，人性的暗面昭然若揭。那些冠冕堂皇却能置人于死地的言语，从昔日高呼口号的唇齿间流淌出来。

　　其次病退最普遍。于是喝开水混个高烧，舌头上绑根线悬着异物吞咽下去再照X光；北方汉子腰里别两把菜刀去体检，医生忙不迭说，“嗯，你有病，重病。说吧，啥病？”有女生委身关键人物，有男生送自制的“茅台”。关系开路，各显神通，王亚卿说，几个能读书的最终没能走成。

　　1975年，王亚卿考取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系，成了工农兵学员。1978年初，李斌作为美术人才获准调往黑龙江省文联。5个选调人才里还有杭州知青、后来的著名作家张抗抗。

　　开始不放人，我天天中午到主任家骚扰他，晓得他要睡午觉。主任山东人，大道理一套一套的，我没办法，最后憋出句：“主任啊，如果今天调令是给你儿子的，你放不放他去？”主任瞅我一眼：“嗬，你小子还真会说，好吧，你走吧。”

　　1978年7月，李斌与王亚卿聚首哈尔滨。省美术馆后面辟出10平米的三角形房间，两床被子合在一起，发些大白兔奶糖，就算成亲了。

　　那一年，完成《伤痕》、《枫》之后，李斌和他的创作伙伴刘宇廉、陈宜民(加上沈嘉蔚，这4个会画画的知青被美术界称为“东北四人帮”)接到《连环画报》编辑部的约稿，要画连环画《张志新》，便从哈尔滨出发，前往辽宁盘锦监狱调查采访。

　　当时的盘锦监狱，关押过张志新和其他犯人的那间牢房可以参观，还有专人接待。我记得房间不大，靠墙有一排炕，屋顶很高，仰起头才能看见一个小小的窗户，人在里面有种窒息感。但她后来被单独关押的小房间不让参观。

　　管理员说，张志新确实在狱中被打，头发几乎被拔光。后来我们的画面上，线条粗乱错杂，她被一群犯人殴打，近景是牢门外，一个身穿公安制服的女警背着手，静静观望的背影。

　　还有一个细节，张志新在狱中拿到离婚协议书的那天，哭了整整一夜。后来成了组画中的另一幅：戴着脚镣手铐、穿着囚服的张志新在落泪，背景是她的家庭照和生活照。

　　我看见她最后穿的那件囚服，号码很大，像一件男人的衣服，领子、前胸洇湿一大片，全是血迹。还有行刑前的一张照片：她跪在地上，五花大绑，面容扭曲，脖子上挂着一块“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牌子。当时我飞快地用炭笔素描下来，她的喉管当时已经被割断，脸扭曲得根本没了人形。后来画的时候做了些处理，不像照片那么惨烈。

　　“伤痕美术”继续前行。1980年前后，刘宇廉考进中央美院，李斌一年总要跑几趟北京看他，还有在上海就熟稔的好友陈丹青。1981年陈丹青出国前在李家住了一夜，李斌看见他晚上还在背单词。

　　1982年，李斌也考上了中央美院油画进修班。两年苦读，夯实基本功。在北大荒，他只能趁演出队演员练功时速写穿衣服的人体，这时候终于可以对着裸体模特画了。那种老派的“先生”称谓，那种纯正规范的学统，润物细无声。再后来，就想着要出国见世面。

　　接了一套一千多页的连环画《第三帝国的兴亡》，半年交稿，每天要画13张，画到夜里，线看上去都是两根头的。第二天早起又能看一根线了，接着再画。就这样挣了1万5千元，1987年3月先到日本过渡一下，1989年到了美国。

　　刚到纽约时住在小意大利区附近，有天去朋友家，晚上回到住地附近，正好夜里12点。一片漆黑，就见前面5个不透明的黑影，心想坏了，黑人打劫。果然“唰”一下，其中一个亮出匕首来。我一看动作，还好，业余的。听朋友们关照，我老早就在袋里备了两张10美元。匕首到我肚子上，一张10块头已经递到他面前。当时真是慌了神，耳朵也听不见了，眼睛也看不出了，光冒金星。身上带了100多元，心想你们都拿去好了。还有个家伙，一只黑手摸到我裤兜里，摸得我又痒又怕，就差喊娘了。还好这时候旁边一幢House的灯亮了，5个人“唰”地消失。我站着不会动了，四肢不听指令，只好用手去扳自己的脚，还好，会动的。第二天，啥事也干不了，也不是难过，就是失魂落魄一整天。从那天起，我就下决心，以后买房子，一定要买在好地段。

　　我太太刚来纽约时，我们有9个月分文不进，就靠积蓄。心里慌啊，天天看《天龙八部》录像带，我们俩管这叫“吸毒”。拮据时我也上街画过像，出国画画的差不多都画过，提心吊胆地怕警察抓，因为没有Licence。治安不好，我们画完回家，经过偏僻的地方，就挥舞着那张折叠椅，以示武功高强。但还是有个浙江美院来的画家，跟我肩并肩站街画过的，后来因为一点小纠纷在时代广场被黑人一枪打死。

　　除去这些，其实老开心的，街上可以看到很多很漂亮的形象，白人或黑人，都是平时看不到的，15美元一张，蛮不错的营生。我有时候问自己，面子是什么？挣钱没什么可耻的，在国外，没钱就没有尊严。

　　李斌后来在曼哈顿第三大道58街置了两处公寓。1992年，他跟画商合作，打进台湾市场。从孙中山、蒋纬国、宋美龄、连战夫妇，到王永庆、张仲谋，政界商界，各路名流，都是他的画中人。李斌觉得大量的肖像作业对他没坏处，手艺活儿，要的就是反复练习和那股子“巧”劲。他还有个原则，选哪张照片打样可以听客户的，但画要听他的，“否则最后那个名，我签是不签？”

　　宋美龄是我画的第一张纪实性肖像。蒋纬国先生提供了一张她88岁的照片，我请人去圆山饭店12楼拍她常坐的那把椅子，画她的坐姿。在背景中融进了开罗会议丘吉尔、罗斯福、蒋介石和她本人的形象，还有1943年她在美国国会演讲的盛况。她看了很喜欢。

　　《连氏三贤图》是把连战祖父连横、父亲连震东、他本人，三代人六十多岁光景的肖像合在一起，这三代人都得过蒋介石的嘉奖令或委任状。连战从来不在办公室挂自己的肖像，但这幅例外，挂在他的中央党部。　

　　连战夫人连方瑀那张有1米6高、112公分宽，我是把唐代《簪花仕女图》的人物打散放在背景里。画好叫她女儿(在纽约念书)来看。她说，我妈的腰有那么粗吗？我心说，你妈的腰有那么细吗？后来还是依了她，好在我缩身不留痕。

　　画像的其实都想往美里走，不管男女。我画过一个名人的妹妹，她说，李大师啊，你要把我画得漂亮点哦。我说，那得像您才行。她说，不像不要紧，漂亮顶要紧，我要让后代知道，他们有个漂亮的奶奶。

　　以前我70%时间画肖像挣钱，30%画自己的题材，现在要倒过来了。

　　陈丹青电话里告诉记者：“这不奇怪，我们都有双重人格，这两种人格同时工作。‘文革’时我们画毛主席，为了生存，也为了能够继续画画。知青的经历让我们承受力很强，后来遇到的一切会用知青的方式去处理。”初到纽约的日子里，他曾为画商拷贝圣像，结果被拒收，说“你是个好的艺术家，但不是好的拷贝画家”。他在捎回给大陆朋友的磁带里说，真想跑到中央公园哭一场。

　　“我敬佩李斌、沈嘉蔚，他们没有放弃‘文革’创作美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立场的。这不是坏的美学，只是被文革弄成‘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有立场被指定了，根本背离了现实。许多人后来认识到这一点，就放弃了，但李斌没有，他将其演变为新语境下的批判现实主义。80年代以来，许多60、70年代的创作者试图追赶新时代，但他俩没有，因为我们是第一代觉醒叛逆的青年，我们在‘文革’想说的意思要到后来才能说出来，但那一代人的大多数不愿再这么说了。所以看起来我们立在原地，但那是我们一直珍藏记忆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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