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知青：失却在橡胶林里的青春

　　-本刊记者 陈晓守 发自云南西双版纳

　　图/本刊记者 大食(除署名外)

　　《云南省志·农垦志》载：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安置省内外知识青年。到1972年，先后共接收知青10.40万人，其中来自北京的8385人，上海4.76万人，成都1.67万人

，重庆2.44万人，昆明7038人。1979年，全社会刮起知识青年“回城风”，到1985年，除2252人继续留在农垦系统外，其余全部返回城市。

　　2006年3月，我们选择位于风景秀美之地的景洪农场，作为考察留守知青生存状况的样本。据农场党办介绍，仅景洪农场，当年有8538名知青进驻；现在，仍有200余名当年的知青生活其中。

　　被遗忘的群落

　　作为被冷落群体的一员，54岁的张仕良至我们到来时仍显得忿忿然。

　　之前的几天，景洪农场庆祝建场50周年，邀请了曾经在农场支边的100多名北京、上海、重庆、昆明知青，“都是有头有面的人物”；而留在当地的200多名知青，“被整体遗忘”。

　　“回去的是个宝，在这儿的是棵草。人家会说你是没本事回城。”3月的西双版纳提前进入盛夏，张仕良的火气随着气温一起上蹿。

　　景洪农场二分场制胶厂工会主席，在他的同事眼里算不上官的“官儿”，能操一口道地版纳口音、曾经的上海知青张仕良，说起回城突然就噎住了。同绝大多数永远留在云南边陲的知青一样，爱情，那像花儿一样的爱情，拉长了他们的回城之路。

　　26岁的青春韶华，“谈不上恋爱那才叫没本事”。1978年10月，张仕良娶了一个支边老工人的女儿，回上海结婚。从上海返来时，知青们正在闹回城。这关头上，生下儿子张玉铭。

　　张仕良的同事，与他有着同样命运的重庆知青余长芬说，根本就没奢想有能够回城的那一天，“要能确切预知，就不会结婚了”。

　　此前为了回城，知青们也绞尽脑汁：托关系搞假证明；体检时脊背贴上锡箔，X光透视为肺穿孔；喝碘酒，能查出胃溃疡……名堂众多。有的女知青为了一纸调令，甚至以身相许。最后都能走了时，配偶的城市户口和工作却不能解决，于是爱情经受考验——或者背弃当初的承诺，一走了之，或者离婚，或者把孩子转送当地人。张仕良说自己良心好，否则“人生就会多一笔孽债”。

　　1980年代，那时的政策，北京、上海的知青子女，可以有一个在城市落户的指标。张仕良的儿子，1993年便转回上海念中学，由姑妈照看。苏州铁路学校毕业以后，顺利进了上海铁路局，成为一名火车司机，执线上海到蚌埠。提起儿子，工会主席一扫颓气，满脸神采。

　　而重庆知青余长芬，却为儿子的前途忧心忡忡。

　　28岁的邓凌骥，娶了一个漂亮的傣族姑娘，孙女邓馨月的出生，给年轻的奶奶余长芬的退休生活多少带来了些快乐。表面的快乐掩饰不住她的忧虑：这个外表俊朗的儿子，回重庆学过维修，修电视机，修空调器，却不甘心只做一名电工。前年母亲投资，给他买了一辆微型车，跑营运，生性内向不擅揽客，惨淡经营，又一年，把车卖掉。之后，到临近的缅甸赌场酒店上班，月入千元。2003年闹非典，赌场关张，又折回景洪。如今在景洪天城酒店工程部搞维修，才过试用期，每月500元工资。媳妇没工作，闲在家里带孩子。

　　丈夫邓汉义是个厚道人，知青回城时他曾大度建议半岁孩子的母亲，离婚吧——“我不愿意给她负累，让她后悔”。余长芬回重庆工作了一年，放不下心爱的人，又把户口和工作关系迁回农场。“想想回城知青，三十年过去，内退、下岗，日子过得好的也不多”，邓汉义心安理得。

　　当年为了重回云南，余长芬和母亲斗争了很久，母亲认为女儿“简直疯了”，进了城还要回乡下。而余长芬惟一后悔的是，当年在重庆下户口时，不应该下儿子的户籍，作为大城市居民，在重庆学习和就业的机会也许更多一些，不会尴尬如斯。

　　如果不提知青身份，张仕良、余长芬们看起来和当地农民没有任何区别。头上没有了曾经的光环，待遇上也没有任何倾斜，不夸张地说，他们是边疆地区最失落的群体。失落还具体表现在，几年前为争取“退养”闹过上访——与1978年重庆知青丁惠民领导的知青返城大罢工相比，同是争取权利，2001年留守知青们要求退养待遇的行为，显得苍白和无奈。

　　上海知青蒋金龙说，按以前的政策，男有30年工龄，女的25年，就可以退养。“我们都是35年的工龄，可是按农场的规定，都必须干到60岁(女55岁)。”景洪农场党办刘副主任答复记者，知青们说的政策是针对干部的，“农垦系统改革后还没有对此出台新的措施”。

　　上访自然没有结果。

　　3月6日夜，农场天宏酒楼，受邀回版纳庆祝建场五十周年的六个上海闵行区籍知青请蒋金龙们晚宴，算上家属，整整三桌人。畅饮叙旧，很多人喝醉了。

　　老蒋去年查出高血压，早戒了酒，怅然地瞅着一桌的欢欣，郁郁寡欢。

　　闪亮的日子？

　　57岁的蒋金龙是知青中年纪最大的，1971年来兵团时已在上海农村干了几年农活。他现在的工作是守厂房，相比割胶、制胶，很是清闲，性情敦厚的他说是“领导照顾”，“算是沾了知青身份的光”。

　　百十来号知青子女里，考上大学的毕竟不多，女儿蒋琪璐着实给老蒋长了一把脸。初中时蒋琪璐与余长芬的儿子邓凌骥同学，琪璐争气，上了重点高中，然后去了昆明师范学院就读，邓凌骥高中毕业后待业在家。

　　1990年代前期，留守的知青纷纷把子女转到上海念书，很多跟不上学业，连大学都没考上。老蒋也曾动过这个心思，欲把女儿转到闵行区鲁汇中学，让叔叔们照顾。女儿却不愿离开父母。

　　大学毕业后，蒋琪璐分配到离农场六十公里的小街中学教书，此后成了家。这一下竟打乱了老蒋的计划——相比云南，他更愿意选择上海终老，母女却更喜欢自由自在的西双版纳。

　　1986年，上海拆老房子时，父母留给蒋金龙48平方米的地。老蒋花4000元盖了两间平房，现在是母亲住着。前段母亲来信说，鲁汇要搞开发区，房屋要拆迁，老蒋盘算，拆房子要补偿时再回一趟上海，重作打算。

　　没有人知道木讷的老蒋曾经有过一段闪亮的爱情。一位上海女知青主动追求他，当年的小蒋接了过来，两个青年开始恋爱：兵团管得紧，不能随意相偕；礼拜天约好去景洪，大路8公里，小道3公里，一般走小路，那一小时路程是老蒋最幸福的时光；到了县城，寄家信，取包裹，逛逛街，买点食品；或者看一场电影，记忆里最清晰的是，《沙家浜》，肩并肩，靠在一起，何等甜蜜。

　　一年后女知青提出分手，“因为老蒋出身富农，成分不好”。闪亮的日子眨眨眼就没了，后来女知青回城，就再也没见过。

　　恍惚之后，老蒋说张仕良肯定是要回上海的，“我可能永远扎根版纳了”，有些怅惘；少顷，又自言自语：“孩子能安居乐业，我不再有顾虑，还是得考虑回上海养老去。”说不出的矛盾。

　　父亲辞世，蒋金龙没回去奔丧。2001年1月，父亲满百日，才回沪上了坟，了却心愿。那以后，每顿七两高度白酒落肚，喝出高血压方罢。

　　隔壁邻居胡美琼听说来了记者，径直跑到老蒋屋里嚷嚷道：“现在的知青子女一点待遇都不给，白枉他们为农场奉献了一辈子！”胡美琼泼辣干练，1979年3月嫁给了即将回城的重庆知青刘祥荣。那年，刘祥荣拿着户口迁移证明回到重庆，正百无聊赖等待安排，老婆来信说，“工作好累，你帮我一下，回来吧。”在重庆呆了两个月，刘祥荣就回来了。相识的人还有一说，说他们那时并未结婚。

　　仗义的刘祥荣现在不得不为儿子的前途担忧。儿子在澜沧江边一家啤酒厂洗瓶子，每月400块工资，时不时会向父亲要些零花钱，每次百来块。儿子也想尝试到外面闯荡，刘祥荣就是不同意：“他有了钱乱花，吃了上顿没下顿。呆在身边，至少饿不着，也不至于学坏。”

　　2003年4月，家乡来信说，父亲不行了。刘祥荣偕了妻儿匆匆回重庆。

　　那是一家三口第一次坐飞机。

　　难以忘却的岁月

　　美丽的西双版纳。1971年5月，张仕良们作为知识青年进驻时只感受到了她的狰狞：

　　望不尽的原始森林。劈开空地自己盖草房，竹篾当墙，油毛毡作顶；女知青讲究一点，墙上用泥巴和着报纸糊一下。正是雨季，雨紧风骤，茅草房才盖好一个星期，油毛毡就被风掀掉了，墙也垮了，被子尽湿。雨一下就是一周，“连门都出不了”。

　　景洪农场场史载：1974年，当时全场知青60%住了瓦房，其余仍住草房；直接生产人员，每月定粮40斤，基本够吃，吃油靠自己种的花生榨油，每人每月4两。多数连队逢年过节才杀猪吃肉，平时没有肉吃，蔬菜供应也很少，五六十年代的老职工喝过的“玻璃汤”，知青们在70年代仍在喝。

　　什么叫玻璃汤？一根葱，浮点零星油花，“其实就是盐水汤”！喝着玻璃汤，上海宝山县知青张仕良开始垦荒，他被分配到一师加强连，驻地大荒坝，离景洪县城80公里，全师最艰苦的地方。这是西双版纳州的“五七干校”，各路“牛鬼蛇神”、走资派、右派都在这里劳动改造，他们腾出部分茅屋给知青住。

　　来云南前张仕良给在青海的大哥写信，想听听他的态度。大哥回信，六个字：“活不好，死不了。”

　　极富先见之明。

　　那时的任务：一人一天挖两分地，女知青一分五，然后种水稻、油茶。后来水稻油茶都种不出来，改种花生、黄豆。

　　劳动辛苦。有的知青吃不了苦，老请病假，还有的故意把手割破，借口不上班。40斤定粮，食量大的还是不够吃，月底向要好的女知青索要。有一次一位上海知青没出工，同宿舍的人说，他昨天就没饭吃了。排长张仕良晚上给饿肚知青打了四两饭，此后帮他控制饭票。之前他每顿都吃八两。

　　生活单调。晚上就到女知青宿舍聊天。50多名女知青都编在四排，住一个大屋子里，一张张床铺整齐划一，邻床用箱子隔开。有时竟有100多男女在女宿舍聊天，人声鼎沸，“闹腾程度像上海的南京路”。女知青想家，常哭，相熟的男知青就去安慰，经常是，一头哭，一头笑，活似一锅粥。过不久，睡眠不好的女知青向上级提意见，此后连里规定，晚十点后不让男知青进女舍。

　　水土不服。70%的知青闹病，发烧拉肚子，送病号有时都忙不过来。八人抬病号，四人一组，走13公里泥路到关坪，师部派车等候，车行60多公里送景洪。张仕良说，新开发的原始森林瘴气重，抵抗力差点就都受不了，很多时候是三更半夜送病号，纵是身体好，也折腾得够呛。

　　闲极无聊，打架也是常有的事。1973年，张仕良和另几名知青自上海探亲返回，经关坪走回连队。走夜路过勐养农场时被一伙重庆知青劫了行李食品，连队指导员告到团部，张仕良等到勐养农场认人。被抢时黑灯瞎火，辨不清长相，张仕良于是乱指一气，抓了十来人，审问、禁闭、受罚，其中不乏冤屈者。

　　此后两边结下梁子。重庆知青放话：大荒坝的上海知青来一个，打一个。说到做到。张仕良说，以后进出关坪都怕。

　　1974年，加强连推荐知青龚汉中(音)到上海念大学。张仕良说，这是他们那一批知青中惟一的工农兵学员。现在据说在上海某大学任教。

　　而大荒坝，正如其名，几乎无书可看，300多上海知青精神世界一片贫脊。“此后就吃尽没有文化的苦”，张仕良悻悻然。

　　两个月前，在上海生活了14年的儿子张玉铭来电话，说还是愿意回云南，以照顾父母生活。张仕良在电话里把儿子臭骂一顿，“休想！”

　　他绝不愿儿子重履他的生命轨迹。

　　我不能昧心说我不幸福

　　3月14日凌晨六点，天还黑着，上海知青张生祥已在漆黑一片的橡胶林里割胶三个多小时了。前额挂着的照明灯静静地打在橡胶树上，看准了部位，一刀切下，洁白的胶乳汩汩流出，顺着早先固定好的槽，滴进空碗里。

　　张生祥现在的任务是，每天割340棵橡胶树，下近千刀。

　　2005年他收入2.5万元，相对其它岗位，这是不错的报酬。但昼伏夜出，黑白颠倒，辛苦异常，也非一般体弱者可以胜任。张生祥，是景洪农场剩余不多的割胶工里的知青。

　　不用割胶了！这也是1980年余长芬在思虑重返景洪农场时思想上的又一个砝码。割胶的艰苦可见一斑。而她工作过一年的重庆织造厂，二十年后的2002年，宣布政策性破产。

　　父母，兄嫂，两个妹妹，一个妹夫，都在重庆织造厂工作，除父母正常退休外，其余或下岗，或买断工龄，或内退。小妹夫50岁不到提前退休，每月只有300块的退休金，妹妹现在在社区做钟点工，生存艰难。

　　所以余长芬并不为当初的决定后悔，丈夫邓汉义厚道体己，相较兄妹，“我不能昧了心说自己不幸福”。

　　想想那时，40多公斤的胶包，出库进库，全是包装班的婆娘来抱，一装就是五六十吨，晚上回家腿发软。

　　即便现在，她也就600多块的退休工资，之前还拿着每月200元的退养金，一拿四年。丈夫是制胶厂电工，1000块的工资，并不宽裕。父亲去世后，余长芬去年4月便把母亲接到版纳。哥嫂住宅的楼层高，79岁的老太太进出不便；她还担心啊，母亲记性不好，烧水做饭开了燃气就会忘了关。老太太在橡胶林簇拥的农场里呆了一年，还是不习惯，老念着山城的邻居们，时时想着回重庆。

　　家在重庆，重庆是家。为了这个家，余长芬的积蓄基本上花在汽车轮子上了。其他知青四年探亲一次，她两年一次；2000年退养后，6年回重庆5次。每次回重庆这个家，有时带着儿子邓凌骥，坐汽车、乘火车，景洪到昆明12小时160元，昆明到重庆23小时，下铺226元，上铺219元……她烂熟于胸。“就是至今不曾坐过飞机。”

　　大哥的儿子四年前死于车祸，至今无后。邓凌骥对舅舅舅母说，你们就把我当自己的儿子吧，你们老了由我来赡养。

　　母亲笑着说，虽是大话，听着心宽。

　　3月14日下午，孙女邓馨月扭动着腰肢，和着电视里的激烈节拍跳着印度舞，一颦一笑，煞是可爱。奶奶炫耀性地说，没人教过她，听着音乐就会跳。

　　这一家四代同堂。

　　虽然清贫了点，但不用怀疑它的和谐。

　　知青“八姊妹”

　　在余长芬家里翻

　　这是一个多少有些令人唏嘘的故事。

　　照片上的女知青，王芝银，余长芬重庆石门中学的同窗，好朋友，共同的红卫兵战士，同学35人一起远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她是附近几个连队最漂亮的女知青，因而追求者众。重庆知青中的悍夫“土匪”、“彭美人”、“小乖”发力讨好，北京知青中也不乏求爱者，加上暗恋的，单相思的，“怕是不下一个排”。如此可人，最终让中学同学杨和平追到手了。

　　据说论长相，杨没有以上几位俊朗，背还有点驼。但他交游广，脾气爆，“很多人都有点怕他”。当年流传着这样一个细节，其中一个知青为追王芝银，被人在电影院门口一顿暴打致伤。多数人认为，指使者就是后来成为王芝银丈夫的杨和平。

　　成为夫妻，这也算缘分。

　　可红颜薄命。1977年结婚，次年生女，再过一年回城。此后各有家室，王芝银与余长芬逐渐少了联系。再有更多来往时，王芝银夫妇劳燕分飞，传是丈夫有了外遇。

　　独自拉扯女儿成人，女儿又结婚、生子，王芝银却一直寡居。

　　知青中余长芬与王芝银关系最好，现在仍保持着频密的联络。退休后王芝银两次来过西双版纳，一为探友，二者，女儿生在农场，母亲想让她了解自己过去的时光。

　　平日的电话里，余长芬总劝王芝银再婚，答说“找不到合适的”。这个本分、能干、漂亮的中年女人，平日的生活是：给女儿做饭，送外孙上幼儿园，教他识字。简单，淡适。身边也不乏追求者，却要么拖家带口，要么还在婚内，王芝银可不想再给自己找更多的麻烦。

　　当年石门中学一起支边云南的35个同学，除一人修路放炮时被乱石砸死(王德英)，三人留在农场(余长芬：二分场制胶厂；白福荣：景洪热带植物研究所；张丽英：二分场子弟学校)，其余31人，回城后基本上都进了厂矿，后来下岗首当其冲，或者买断工龄，内退。不如意者居多。

　　其中五男三女，知青时关系最为密切，相互照顾，一起疯玩，人送雅号“八姊妹”(王芝银、陈开全、余长芬、邓其伟、周必德、王长玉、钟玉良、杨和平)。

　　“八姊妹”中，只余长芬留在了云南。

　　每次余长芬回重庆，“八姊妹”都要聚会，云游歌乐山，或者到附近农家乐，玩上两天，说不尽的话，道不尽的愁。

　　惟缺杨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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