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了不起的“儿童团长”

　　张九九

　　打记事起，我就称陈丕显同志为“阿丕叔叔”，一直叫到他过世。我身边的其他孩子都这样叫，大人们则叫他“阿丕”。阿丕叔叔特别喜欢小孩。每次看到我们，他总是表露出非常高兴的神情，常对我们高喊：“快过来，我是儿童团长，听我的！”与他在一起的时光，我们过得非常开心。

　　我听父亲讲过，阿丕叔叔真的做过“儿童团长”，而且当“团长”那会儿很了不起，一呼百应。1929年，年仅13岁的阿丕叔叔就在福建上杭家乡参加了红军。“南阳暴动”后，阿丕叔叔任石连乡儿童部主任。中共南阳区委成立后，阿丕叔叔任共青团南阳区委儿童团总团长。他领导儿童团员们站岗、宣传、募捐、劳动、慰劳红军，承担了很多重要任务。此后的一两年间，阿丕叔叔先后担任了共青团福建省委儿童局书记、共青团中央儿童局书记等重要职务，是一名深受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喜爱的“红小鬼”。

　　阿丕叔叔与我父亲是福建同乡，两位父辈的情谊非同一般，我们两家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在我的印象中，我们一直把阿丕叔叔看作自家人。

　　阿丕叔叔比我父亲年轻18岁，但这丝毫未影响他俩数十年的亲密交往。1930年，适逢闽西红色根据地创建初期，我父亲担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工作所在地就是阿丕叔叔的老家石连乡，而阿丕叔叔也在共青团福建省委儿童局工作，两人接触机会很多。在南方三年游击战时期，我父亲同邓子恢、谭震林一起在闽西南开展游击战争，阿丕叔叔则跟随项英、陈毅在赣粤边地区战斗。阿丕叔叔曾回忆说：“虽然我们两个游击区之间的直接联系被敌人所切断，但我们经受的严峻考验是共同的，遭遇是相同的，音讯是相通的，我们始终是相互支援的。”阿丕叔叔还对我父亲领导的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抗日战争保存了南方各游击区最大的一支作战部队。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阿丕叔叔和我父亲同在华东地区对敌作战达十年之久，联系十分紧密。我父亲在华东局工作期间，分管苏中地区的工作，而阿丕叔叔正是这一地区军民工作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我父亲回忆苏中这段时期工作时曾经说，苏中区委很讲究对敌斗争策略，群众工作开展得非常好，使苏中抗日力量在敌人的疯狂扫荡面前不仅没有被打散，反而不断发展扩大。苏中根据地在解放战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淮海战役中，他们在物资供给、后勤保障等方面立了大功，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解放后，我父亲先是任福建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后来又调北京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阿丕叔叔先是任苏南区委书记，后又调上海任市委书记。两人尽管长期不在一个地方工作，但见面、长谈的机会仍然很多。阿丕叔叔一直视我父亲为革命前辈，对他非常尊重。阿丕叔叔每次到京开会，一定要来看望我父亲。我父亲到上海出差，阿丕叔叔也一定会来探望，嘘寒问暖。

　　“文革”爆发后，阿丕叔叔遭到了残酷迫害，他和小谢阿姨相继被关押起来。现在读了阿丕叔叔所著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我明白了他为何招来了这伙丑恶势力那么大的仇恨。“一月风暴”袭来之前，林彪、江青一伙曾费尽心机地拉拢阿丕叔叔，比如叶群的一次电话及随后虚情假意的探望，江青的两次吃请，还有张春桥的一次谈话，如此攀附权势的良机，是当时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但阿丕叔叔头脑十分清醒，政治立场坚定，没有误入歧途。相反，在后来的“安亭事件”中，本可以静心养病、明哲保身的阿丕叔叔，毅然挺身而出，替总理分忧，主动地站到了丑恶势力的对立面。在接受造反派批斗的过程中，阿丕叔叔只要随便说点乱七八糟的话，马上就可能过关或被重用，但他仍坚持实事求是，坚决抗争到底，整个“文革”期间都没说一句过头的话。

　　小谢阿姨在被关押期间吃尽了苦头，身体很不好。她解除关押后，我经常去探望她，并住在她家里，从那里不断得到有关阿丕叔叔的消息。阿丕叔叔在狱中保持了非常乐观、从容的心态。我亲眼见过一件从关押阿丕叔叔地方带出的汗衫，汗衫的背部因有多处破损，阿丕叔叔就一针一针地缝起来，如织的一般细密。通过这件特殊的衣物，我看到了一位父辈革命家面对折磨与苦难时，是何等的冷静和自信。

　　在那个政治剧烈动荡的年代里，我们两家来往非常多，感觉格外亲。我因背上了反对江青的罪名，被开除军籍，被通缉，不得不东躲西藏，曾经有一段时间住在阿丕叔叔家。当时，阿丕叔叔和小谢阿姨被困囚禁，两个儿子小津和东祺都在外地接受劳动改造，家中只剩下幼女小龙一人，孤苦伶仃。我担心小龙的安全，就领着她到处跑。我们曾经到过江西等革命老区，冒雪爬庐山，上井冈山、黄洋界，每天步行几十里，吃了很多苦，但深深体会到了父辈们舍生忘死闹革命时的艰辛。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把小龙接到了北京，住在我们家里。叶帅与阿丕叔叔的交往也非同一般，小龙在叶帅家也住过。小津为解救父亲，四处奔波、活动，也经常找我这个大姐姐商量。阿丕叔叔获得自由后，为了能够落实组织关系和工作，小津要进京送信，我认为送信没有用，但信还是送出了。没想到在小平、耀邦叔叔多人的帮助下，阿丕叔叔的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阿丕叔叔刚调到北京等待分配工作时，住在万寿路的中组部招待所，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常去拜访。我父亲当时有病在身，赋闲在家，阿丕叔叔非常关心，也经常来我家探望。两位父辈久别重逢，无话不谈，心情十分舒畅。

　　我父亲过世后，阿丕叔叔把对他的深切怀念转移到我们下一代身上，十分关心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有一个共同感觉：阿丕叔叔对我们既严格要求，又饱含热情，我们谁有大小事情都愿意跟他讲。阿丕叔叔在湖北省任省委第一书记期间，我在冶金系统工作，一次就武钢缺电的事找到他，他当即表示，要全盘考虑农业用电与工业用电问题，尽快化解用电矛盾。

　　与我父亲一样，阿丕叔叔对闽西家乡人民满怀深情，时刻惦记着家乡的经济建设。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上杭地区发生严重饥荒，而当地领导却在粉饰太平。阿丕叔叔回乡做调查研究时得知此事，立即向中央和福建省委报告真相，并从福建、上海紧急调粮支援。此事后来被“四人帮”当作打倒阿丕叔叔的一大罪状。闽西人民还清楚地记得，每当家乡经济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总会得到阿丕叔叔的鼎力相助，送机床、建学校、修路、建电视转播台……他把党的恩情送到了曾为保存中国革命星星之火作出巨大牺牲的革命老区人民的心中。

　　(本文作者为张鼎丞将军的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