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援“高空自杀”：设立基金或许能防“自杀秀”

　　“作秀”多为讨薪引起，专家建议可以先满足其要求再走法律途径，有关部门需启动应急机制

　　□本报记者曾璇蔡霞

　　当自杀成为一场“秀”，煎熬的不仅是个人，拷问的不仅是机制———两天来，本

报关于自杀秀的反思与探讨，也引起社会的强烈共鸣。

　　心理专家：不一定是作秀

　　在公众场合作出自杀要挟，是真心寻死，还是存心“作秀”？

　　中山三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叶明志认为，并不能因为在公共场所，而且想跳楼又犹豫不决，就认为对方在“作秀”。从心理学角度看，作出这种举动的人其实处于“危机”之中。当事人感到绝望，但并不是100%想死，由于情绪不稳定，认知偏差，感到焦虑，无路可走，求告无门，才会这样做。如果没缓解这种情绪，可能就真的放弃了生命；如果通过谈判专家或是家人的危机干预，就可能打消这种念头。

　　选择在大庭广众面前自杀，是因为希望引起关注。因为他们往往处于社会底层，不知道解决问题的途径，更不懂如何释放心理压力。

　　人大代表：应急机制有必要

　　不管是不是“秀”，伴随而来的，都是对社会秩序、公众利益和行政资源某种程度的干扰。

　　“我曾因此差点误事。”广东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内司委委员梁光泽表示，即使如此，他还是认为，对上演“自杀秀”的人不能过多指责，“如果有发泄情绪的途径，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梁光泽指出，相关的应急机制相当有必要。他认为，很多时候，有关部门并非没有应急机制，如重要人物来访，都会临时启动一套疏导交通的对应措施，只不过这种机制，没有用于这种情况。

　　广东省人大代表朱列玉也认为，面对越来越多的“自杀行为”，除了从深层次防患未然，也要考虑事件出来后的对策。如110有一个接报后5分钟内必须到场的要求，而对于高空自杀，也应参照此标准。交警部门也应在限定时间内迅速出动，进行必要的疏导，如留出一条路通行，或是迅速在前方路段亮出告示牌，最大限度地避免公众受到影响。

　　还有市民建议，参考国外的一些做法，在主要的几座大桥设置固定巡警，一旦发现有异常举动者，即使制止不及，也可在事发后，第一时间负起疏导交通的责任。

　　专家学者：应设立专门基金

　　有关方面介绍，相当部分的“自杀要挟”是由劳资纠纷或经济纠纷引起的，从见报个案分析，为“讨薪”而上演“自杀秀”的比例达到193。

　　从1999年开始研究农民工问题的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林平表示，这些年，各级政府都采取了不少积极措施，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就他们研究了解的情况，很多时候不是政府不想尽责，而是企业亏损，老板逃跑，无钱可追；或是部分无良老板甚至在转移财产后，有准备地逃跑。尽管不时有政府或厂房业主被迫垫钱支付工资的事情，但往往是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会更受重视，个人的讨薪行为，就显得比较吃力。这也许是导致农民工以生命为赌注的原因之一。

　　刘林平认为，由于法律体系的漏洞、诚信体系的缺失，使得拖欠工人薪金所负的法律责任太轻，违法成本过低。

　　为防止“自杀要挟”，他建议，政府应设立专门的基金，当出现欠薪问题时，可以有一笔资金保证民工基本的需求，接下来再接法律程序走。

　　(观宇/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