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妖魔化的西部旅游城市

　　历史上的“蛮夷之地”

　　“凯里乞丐”，其始于2004年月13日，当地民政部门从佛山一次接回33名流浪乞讨人员时，《贵州都市报》首次使用了这个称谓。其后，这个称谓被南方一家媒体扩大为“凯里丐乡”

　　“这里有些镇60%的人都出来‘讨饭’，凯里市一个小学有近2/3的小学生曾在春节期间外出行乞，积攒学费。乞讨，已成为当地一些村镇的‘产业’。”

　　“黔东南州一些苗族老乡像吉普赛人一样有流浪的传统。”在三棵树镇的一间餐厅里，苗族服饰文化经营的从业者井绪玮细说了丐乡的起源。“比如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台江县革一乡就有这个习惯，一到农闲的时候，就出去流浪讨饭，农忙的时候再回来。”

　　“历史上的凯里，一直是朝庭的充军之所，被视为蛮夷之地，政府对此地的投入十分有限，本地人民只能自力更生。遇到天灾人祸，就只能外逃他乡，乞讨为生。另外当地也的确有些人好吃懒做，梦想不劳而获，乞讨就成为他们实现脱贫致富的捷径，因而导致了乞讨人员增多。”

　　不过井绪玮也认为，如果说讨饭当初只是单纯的生存目的，“发展到现在，就是以经济为目的了”。而且这些出去的乞丐也多集中在凯里的某些地区。

　　无论是宾馆的服务员、饭馆老板，还是

　　“每年都是成群接队地往外面跑，我记忆最深刻是一群群的小孩子，在寒暑假扒火车。去贵阳、重庆、南方沿海城市里都有。”凯里火车站一位司务员这样说。“一到季节，堵都堵不住地往外面跑——大部分都是小孩，从3岁到14岁之间。”

　　井绪玮告诉记者，在沿海城市他经常见到打着凯里招牌的乞丐。“有一次我从广州回来，在卧铺车厢里就有一群13岁左右的凯里小孩，穿着波鞋、还叼着烟。”而在外国游客多的旅游景点，乞讨者的艺术也与时俱进，“孩子甚至用英文写乞讨书，写他的苦难，阐述他乞讨的原因，中英文对照。”

　　旅游城市的声名之痛

　　“丐乡”的称谓是凯里永远的痛！谁来为凯里的名声“买单”？在凯里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官方网站黔东南信息港上，类似的评论和争论一直在延续。

　　在这些争论当中，表示愤慨的占到半数以上。然而，对于凯里盛产乞丐，很多网友并没有太多的异议。

　　“凯里是不是‘丐乡’并不重要，凯里农村有不少人出去乞讨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年来，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美丽，越来越豪华了。对城市居民来说，这是一件值得举双手欢迎的事情，可是咱们也得凭良心想想，那些农民兄弟是否也有这些享受权呢？”——某位网民如是说。

　　“究竟是不是丐乡，外界并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凯里是什么地方？’‘怎么成丐乡啦？’等等问题。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凯里地区乃至整个黔东南地区，都还处在十分贫困之中，有许多人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创业门路，就这样窝在家中，靠几分薄田度日，一旦遇到天灾人祸，便会陷入困境。而政府的救助是相当有限的。”在大什字一间茶餐厅，黔东南信息港新闻主编、原《凯里晚报》的记者姜秀波这样说道。

　　姜秀波说，“丐乡是一种带有侮辱性的说法，给我们凯里人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丐乡’是怎样一个慨念？顾名思义，‘丐乡’即为‘乞丐之乡’。既是‘乞丐之乡’，应以‘盛产’乞丐而著称。但凯里是不是乞丐多得可称之为‘丐乡’呢？”

　　姜秀波说，“在板溪有一些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外出行乞，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但因为板溪‘行乞成风’而把凯里市说成为‘全国有名的丐乡’，那就绝对欠妥。我以为，板溪不是凯里的标本，不能代表整个凯里的现状。”

　　在凯里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两位工作人员很气愤地说，“凯里在网上被形容成丐乡，对整个城市的文明建设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他们介绍，凯里市创建“文明城市”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并以此为品牌树立形象，大力发展旅游业。但是现在一打开作为现代资讯载体的电脑，到处都是“丐乡凯里”的转载本或“升级版本”，严重损害了凯里市的外宣形象，有损凯里市的对外招商形象。

　　对孩子造成心灵污染

　　如今，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教育系统，整个凯里都为消除学生出外乞讨的现象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捐款、堵截以及各级部门的责任书的压力之下，这两年的外出乞讨现象的确不再像以前那么汹涌，但是凯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兰田也不否认，“学生外出乞讨依然存在”。

　　“学生出门乞讨的借口是：没有学费。事实上，现在的学费都已经减免了，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也接触过那些孩子，他们的心态确实有问题，我看主要是思想教育没有跟上。”

　　杨部长在基层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2004年孩子假期出去乞讨被媒体曝光后，他带组在板溪呆了三个月，挨家挨户家访，“对老百姓的心态还是比较了解的。”

　　他认为，“先天的自然环境造就了贫困，但并不是所有贫困的地方都会出现集群乞讨的现象。说白了这种现象在根源上还是个观念上的差距——部分群众还是观念上有问题。乞讨对大人也许影响不大，但是大人们为了博取更多的同情，造成最逼真的效果，却让小孩去乞讨。这对孩子们将来的身心健康、价值观、人生观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在三棵树镇上，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小学女教师告诉记者，有的学生们有时候表现出的心态让老师们很忧虑：“孩子们如果在外面讨的钱很多，回来后感觉都特别荣耀；如果出去讨不到钱，就像是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对于外出乞讨的孩子来说，他们并没有错，错的大人们缺乏正确的引导，甚至根本就没有对孩子负责的意识——所以当这些孩子们跟随愚昧的父母从外地回来，除了乞讨得到的钱，还带回来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孩子在身心成长处于最敏感的阶段所干的一切——处在社会的最低层、做着逐渐丧失自尊的“工作”、跟各种各样的不良人群混迹在一起——在某种角度上，他们将逐渐熟悉那个环境并被特定的环境所同化。

　　同样，当他们回来，与他们一块回来的不仅仅只是靠乞讨得到的利益，还包括很多不良的习气和行为习惯。如果说在短时间内，他们所带回的“内容”还不足以对他人产生什么影响，但当这种行为和心态累积达到一定的分量，势必会造成社会上一种不安定的因素，在某个时刻，这个看不见的毒瘤也许就会突然爆发出来，产生更大的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