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读书的目标总是指向升学，十年寒窗，就为了那几天考试。这样的情形在近20年前几乎不可能发生，我记得当时许多地方为了限制参加高考的人数，还专门进行了筛选考试，获得资格才可能走进高考考场。
这条消息让我想起2003年8月我在贵州省普定县一个布依族山寨采访的一幕。一个青年考上了重庆大学，我问他接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因为我的记忆还停留在自己
当年接到录取通知书后那种改变命运的欣喜，可他的回答是：马上算出要缴的学费，就哭了，家里根本负担不起，准备放弃。重庆这些高三学生面临着和那位布依族青年一样的困境，只是他们更干脆，不参加高考，免得将来有考上却不能上的遗憾。这10%的学生中，肯定有本来能考上大学的“遗珠”，但对照目前高校收费的现状，可能也是他们权衡成本和收益后作出的抉择。
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考上大学意味着命运出现转机。这固然有传统思想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上大学所付出的经济上的成本，远远小于可以期许的收益。
我是在1989年上的大学，恰逢建国后第一回上大学交学费，也仅是象征性的180元，此前相当长时间，大学完全免费且有助学金发放。学费所占大学办学经费的比例有多大？新中国1989年以前完全由政府支出。而胡适在1932年一封书信中曾记述，北京大学每年预算90万元，但全校学费只有12000元，只占千分之十三而已。那时的北大并非有钱人才能入学就读。再说收益，高校“扩招”以前的大学毕业生，基本能找到工作，且收入高于社会非大学毕业生。而几十年前，也有规定清华、北大这类学校毕业生就业后，月薪不得少于80元，北师大等学生去教书，月薪也在60元左右。
学费大幅增加，就业的难度又越来越大。若把读大学作为一种投资的话，那么现在这种投资风险越来越高。而和高等教育规模越来越大成反差的是，我们的职业教育并不如人意，如此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并不培养社会最需要的合格的技术工人。现在，南方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的月薪，并不比一个大学毕业生低。如此分析，就应当可以理解那541名学生的选择，虽说无奈却也有合乎情理的成分。新京报(李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