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义无反顾

　　2005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步奖“花落缤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获奖项目可能还是第一次听闻；然而对于参与研究的科研人员来说，在获得鲜花和掌声之前，创新之路已走了很久很久……

　　从象牙塔走出的总经理

　　在担任高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前，陆婉英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作为团队核心人物，她一度跑了无数家医院，向医生讲解生物酶消毒剂的原理和作用。可那时候大家普遍接受的是抗生素和化学消毒剂，“生物消毒”的概念，几乎没人听说过。她还记得第一次去某著名医院介绍产品，差点被当作无证医药销售代表被轰了出来。从象牙塔的“阳春白雪”到市场化环境下的不被理解，身份变换的巨大差异，陆婉英记忆犹新。

　　第一次打开局面是在长海医院烧伤科，而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病人则是和陆婉英一样的科研人员。许是“同道中人”惺惺相惜，他愿意将生物酶用于皮肤消毒。当时病人双腿严重烧伤，植皮手术后很容易引起细菌感染。医生就在他的一条腿上涂生物酶消毒剂，而另一条腿上则仍旧按传统用药。不久以后，大家惊讶地发现，涂了生物酶的那条腿很快复原了，而另一条腿却迟迟没有痊愈。这也成为当时长海医院广为流传的“传奇故事”。

　　好的技术终能得到认可。1999年溶葡萄球菌酶获得了国内首个生物型消毒剂的卫生许可证，中国生产生物消毒剂的标准也由上海高科来制定。现在，他们提出的“生物消毒”概念，已被中华医学会、卫生部全国消毒委员会认可。

　　【点评】：

　　企业是技术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所谓企业，就是企划创新的事业。不能创新，何以创业。一个优秀的企业，应该有一支优秀的研发团队，有称职的新产品开发领军人物，有一个视创新为生命的创新团队。

　　搬进工厂的实验室

　　2000年，复旦大学的武利民教授在研究中发现，如果在建筑涂料中加入纳米粒子、纳米疏水剂等纳米材料，大楼外墙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清洁，这样就不用频繁地人工冲洗了。可纳米材料尺寸多大、用量多少，才能达到最大清洁度……这些都需要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地给材料做“排列组合”。武教授粗粗一算，要试200多个配方，而试一个配方最起码要两天。“我们用的是‘大智若愚’法，不找窍门，就一个个试过去。每个人铆足了劲，两年也这么过来了。”

　　2002年6月，最佳“良方”经过仪器检测，数值上达到最佳效果。两家化工材料企业也谈好了合作事宜。团队成员喜出望外，立刻联系了一套居民住宅试用。一个月过去了，科研人员追踪检测，心里像被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大楼在经过几场大雨后，满是雨痕，效果不佳。“把实验室搬进工厂吧！”建议一出，100平方米的实验室火速在合作工厂建起，学校3名技术人员吃睡全在厂里，试用有什么反应，迅速调整配方的用量和用时。两三个月后，达到最佳效果的配方“出炉”，新产品在建筑物上经受了风雨考验。

　　在被国外名牌牢牢占据的涂料市场，名不见经传的产品想崭露头角十分不易。经市纳米科技产业化发展促进中心的大力促成，该技术率先运用于徐家汇下立交桥隧道。没多久，各方订单如雪片般飞来。

　　【点评】：

　　高校科研成果，不应“养在深闺人不识”，以应用为导向，主动走向市场是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必然选择。而企业的参与、政府的支撑，则是科技成果“落地生根”的必要条件。

　　捕捉最精密的光频

　　常人可能难以想象，当光频的精度达到10-19时，到底是怎样一个概念。为了这一课题，华东师范大学马龙生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付出了20多年的心血。获奖消息公布之时，马老师正在德国出席学术会议，“得奖并不意味着研究中止，现在国际上都在争相研究光频原子钟，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基础研究艰苦而寂寞。和光打交道，从微弱得几乎看不见的光信号，到非常明亮的强光，都必须耐心地一一辨别。几年前的一个冬天，研究小组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做实验。那里海拔1600多米，实验室空调又“罢工”，好几个晚上，大家一边工作一边靠干粮充饥，几乎吃光了所有的东西，可谓饥寒交迫。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光谱研究最热闹的几年。后来，光谱研究渐渐不“时兴”了，加之短期内很难出成绩，不少人纷纷退出。而马教授一直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团队里也几乎没有一人退出。

　　2004年，马教授带着自己的光频合成器来到美国，和国际标准局、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的三台同类仪器“比武”。结果，四台仪器都达到了目前为止光频的精密度“极限”———10-19。外国同行佩服地竖起大拇指：“你们的成果，为下一代原子光钟铺平了道路。”

　　【点评】：

　　科学上凡有重大的成就无不是研究者心无旁骛、潜心研究，数十年磨一剑的结果。浮躁是原始创新的大敌，期望一旦投入很快就得到结果，是很难有大作为的。另外，基础研究应得到稳定的支持。基础研究做不好，科学上要有所突破是很困难的。

　　本报记者 章迪思 彭薇 实习生 杨潇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