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高薪养廉基础脆弱 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

　　在我们国家的改革过程中，企业家创造价值的活动与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常常是混在一起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发表的否定企业家群体的言论会引起社会上的共鸣。

　　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怎么能够使得寻租活动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最后只局限于最小的范围，到那时，企业家赚钱的惟一办法就是为社会创造价值。

　　收入分配差距是当前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些不仅是效率的要求，也是公平的要求，如个人在能力禀赋、教育水平、勤奋程度等方面的差异。

　　但我们必须承认，一部分收入差距是腐败造成的，这样的收入差距是人们最不能容忍的。

　　“显性腐败”的五大机理

　　计划经济下，也有腐败，典型的表现为招工、提干、招生中的“走后门”，投资决策中的“照顾家乡”。人们感觉到改革以来腐败比原来严重得多，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原来非货币形态的隐性腐败，变为货币形态的显性腐败，原来是送人情、关系“串换”，现在是送现金。如果把非货币的因素算进去，改革之前的收入差距可能比统计显示的要大些。心理上，人们对货币形态的腐败比实物形态的腐败更难以忍受，我称之为“可观察性偏见”(visibility bias)；二是实际的腐败确实增加了。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假定政府官员与我们普通人一样，平均来说，他们既不比我们更高尚，也不比我们更自私。在这个假设下，我曾用一个数学公式分析表明，实际腐败的增加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权力的经济价值增加了，如过去盖一个公章可能只值几百元，现在值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二是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使得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判别模糊不清，监督腐败行为变得越来越难；三是市场机会的增加使得官员的“保留效用”(即因腐败受处罚离开政府后可得到的效用)上升。过去开除公职就得回老家当农民，落入社会最底层，而现在开除公职后还可以经商办企业或谋个其他差事；四是惩罚力度降低(如达到死刑的最低贪污额大大提高)；五是政府官员正式工资的增长幅度相对较低。

　　上述5个因素都与权力有关。权力是腐败的“本”，其他方面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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