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新疆兵团援藏史之三:四年垦荒建起果园茶园

　　都市消费晨报记者 晏凤利 孙虹杰 王建隆 罗仰虎 胡静 刘煜夏

　　波密县，位于西藏东南部,地处念青唐古拉山与喜玛拉雅山交界处，平均海拔4200米。

　　40年前，2000余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援藏将士带着誓将山坡变绿地的信心，途经有天

路之称的青藏公路后，来到了雪域高原上波密县，发扬兵团精神和光荣传统，再次挑战缺氧环境，挑战自己的生命，在恶劣的气候和自然条件下，铸剑为犁、垦荒造田。

　　在1966年到1970年的短短四年间，他们在“支援西藏，屯垦戍边”的精神鼓舞下，用自己的身体、毅力和智慧，在雪域高原展开的一场人与自然的斗争中而获胜，在他们开垦的土地上建起那一片片果茶园，将隶属于西藏军区的易贡农场建设得初具规模,为波密县在日后成为西藏粮食生产主要基地县之一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40年过去了，当年的生产的情景却永远留在援藏将士的脑海中，一位位两鬓发白的援藏老人讲述着当年的生产故事。

　　十余连、队、场分布在易贡湖畔

　　波密，藏语意为“祖先”。1954年，合曲宗、易贡、倾多3个宗(“宗”是地区的意思)统一管辖，1959年12月波密县人民政府成立，隶属林芝地区。1964年后划归昌都地区管辖。1986年1月恢复林芝地区，波密县划归林芝地区管辖。县府驻扎木镇。

　　波密县位于西藏东部、雅鲁藏布江东岸。面积1497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7万多亩，森林面积达67.5万亩。该县属山地丘陵，四周为山地，中部为河谷区。北部、西部、东北部为念青唐古拉山向东南延伸的分支。东部有伯舒拉岭的余支，南有喜马拉雅山的分支。平均海拔4200米左右。

　　“我们当时就住在森林边，住在易贡湖两岸。我们的驻地都是背靠大山，面向易贡湖的，还有的连队就直接驻扎在森林里，还有的连队驻扎在河滩上。”今年74岁的李水友回忆说，“每个连队之间相距3到10多公里的山路，山路的两旁都是大片大片的森林。”

　　李水友如今居住在石河子市14小区，曾任原易贡农垦团八连连长。

　　据原易贡农垦团团长胡晋生介绍，当时，援藏的易贡农垦团就对机构进行了设立。分别设立了团机关、团直属单位及9个连队。其中，一营管辖1、2、3连，在波密县城扎木附近，离易贡湖还有100多公里，在易贡湖以北的一条大山沟里；二营管辖4连、5连、9连、藏工队，三营管辖6、7、8连；其中，4连、5连、6连、7连、8连、9连都驻扎在易贡河谷，其中5连、6连、7连就驻扎在易贡湖畔；4连相对远一点，在一个叫加若的村子旁边；而8连离易贡大桥较近，曾负责守卫易贡大桥。

　　“这些连队像珠子一样，镶嵌在易贡湖周围，和美丽的易贡湖相辉映，多美呀！”乔玉海老人赞叹说，“但这里全是森林，地很少，只有沟里有地，开荒种地很困难。”

　　“当时，我们一到易贡时，就看见空荡荡的荒地全是沙土地，没有一块石头。没有一间房子。当晚，我们躺在用松枝搭起的临时床铺上，大家没有了长途跋涉的疲乏，都被兴奋和新鲜感激发起了兴趣。这一夜，有很多人在睡觉时还带着微笑。”家住农七师125团的刘兰庭说。

　　第二天，援藏战士就被嘁嘁喳喳的鸟儿们吵醒了。

　　“这时，已是早晨4、5点钟。有的援藏战士睡不着，就起了床。当时，我起床后就爬上山看山景。站在山谷中，不时听到各种各样的鸟儿在林间鸣叫，只见松鼠在树林间跳来跳去。远处，藏族村民的木头房子里已冒出了点点炊烟，随风飘过来，还能闻到牛粪的味道。”已是65岁的柳华标在西藏拉萨的家中，通过电话向记者说。“当时，我就被西藏的神奇所感染。”

　　柳华标说，在山谷里四周都是茫茫的原始森林，高大茂密的松树，漫山遍野，不时听到阵阵松涛。在靠近驻地的森林中，有不少松树已被砍伐，松树被锯成了一截一截的原木，倒在地上，等待被车辆运出山去。

　　当年，柳华标在去西藏前在兵团农七师123团5连工作，1966年5月进藏，在易贡农垦团9连负责种茶。

　　“我们四连驻地旁边就有这样一片已经被伐过的林子，部队拉木料的车辆源源不断驶来开走。我派了一个班的人帮他们装车，时间长了，结果我们和这支运输部队建立了很密切的关系，以至于我们托他们经常从四川捎东西，

　　包括菜籽和果树苗等。”今年70岁、原易贡农垦团4连连长贾德良在石河子22小区的家中对记者说。

　　在吃过简单的早餐后，援藏战士正式拉开了与荒漠大战的序幕。而此时，2000余名援藏将士都没有想到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将要与生命做抗争。

　　垦荒就是“啃”树根

　　“要种粮，就要垦荒。当时，我们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能开垦的土地太少。”原易贡农垦团副参谋长王隆对记者说。

　　他说，由于全是森林、成堆的大片石头，土地很少。只有易贡沟里有点土地，开荒种地很是困难也很分散。石块多，只能用镢头刨，把石头捡了出来。然后用石头把地圈起来。开了一个月，沙土地才被开出来了。但是，在当时最不容易开垦的就是森林深处。

　　“当时，那里到处都是原始森林，靠人工打荒，对直径三五十公分以上的树根，由生产副连长搞了发明，用绞车把树根连根拔起来。”李水友说。

　　“我们要将这些已经被砍伐过的林地开垦出来，将树根全部拔出来，改造成良田。那时也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大的热情和干劲，也许是时代的狂热吧，人定胜天的念头占据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脑海，大家全然不畏惧垦荒的艰难，头脑里都是豪言壮语。”贾德良说。

　　在实际开垦的过程中，困难却一个接着一个。

　　“我们的垦荒过程实际是很艰难的，这里不像新疆戈壁滩上垦荒那么容易，比如，1958年在莫索湾开荒，地势平坦、开阔，梭梭等树木只要用大马力拖拉机一拉，树枝连树根都拽起来了，很快解决问题。”曾经担任过8连副连长刘丰比较了这里垦荒和新疆的不同。

　　“而这里，全部是山地、林地，地势极不平坦，从新疆带来的大马力拖拉机用不上，松树树根粗壮，需要人工一点一点啃。”他说，在易贡时，“我们开荒伐树的方法是，用炸药先炸树根，这样砍也容易，然后我们用绞车将树放倒，绞车一般要用五六个人转，树很高大，一般一二十米高，放倒后，再锯成一截一截的。”

　　“我们8连的人全部都是来自当年莫索湾垦荒的人马，大家都想对付树根的办法，但最好的办法都是先炸树根，在用绞车使劲拔出来。”李水友的记忆，印证了刘丰的说法。

　　今年70岁的刘丰说，当时，8连前后都是森林，北面是山，南面是树，西面是易贡湖，到处是原始森林，大树直径几十公分粗，大的直径一两米，一两个人合抱不过来。援藏的人一到这里，都傻眼了。

　　“刚开始，我们先是用十字镐、铁锹一点一点地刨，一个班，10多个人，一天刨不出几棵树根来。对特别大的树根，大家就感到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了。”刘丰说。

　　这时就有人提议：“不是有炸药吗，干脆炸吧？”副连长张林一听，说：“好办法！”

　　“于是，大家在树根底下掏一个50厘米左右深的坑，好在这里的土不硬，石头不多，都是沙土地，腐殖质多，掏坑容易。然后在坑里面放上500克左右的炸药包，人躲到远处，远远地点燃引线，轰的一声，树根周围的土都炸飞了，树根都炸裂了，更多的时候，是把树和树根炸成了两半。”原易贡农垦团计财股副股长朱秀士说。“然后大家用斧头劈，用绞车拉。这种绞车用的是机械原理，是一个圆盘，两根棒子捆扎成的，有四个头然后用细钢丝绳，一头缠在绞车上，一头缠在树干上，吱吱嘎嘎中，四个壮汉一起转，树根就被绞起，拽出来了。”

　　就这样，一炸一绞一砍，快多了。有了这种办法，垦荒工效也就大大提高了。但这种啃树根的办法，还是比新疆戈壁滩上开荒难多了。“这里开几亩地太难了。”在采访中，很多老同志都这样对记者感慨道。

　　在易贡沟，100多名战士费了半年多的工夫，才开垦出一二十亩地。如果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人力、机力，在新疆已经开出几千亩地。

　　农六师五家渠市水管所的李协兴说，“我们连队开了几十亩地，不到100亩，菜地10多亩，都在驻地附近。开垦的苞米地离连部有四五公里，这些地，种了两三年，一直到撤回来。”

　　事实证明，用绞车开荒、拔树，效果不明显，还十分危险。

　　贾德良说，4连两位职工在用自制的绞车拔树根时，为此付出了终身残废的代价。

　　“残废的是杨贵荣和沈贵方，是两个二十六七岁的男职工。我们开荒拔树根，是用绞车将树根连根拔起，有一次，他们推绞车，没有注意，就放手，绞车木柄猛一弹回，力量很重的手柄就把他们的腰打得直不起来，我急忙组织人，把他们先送团部卫生队，一检查，不行，腰椎断裂了，不好治，就送扎木

　　“我们在开荒时，用了很多绞车，但都没有出事，这是他们自己疏忽造成的。”贾德良说，当时易贡团领导再三强调注意安全，“我们也再三强调，但有时难免出现这个问题。”

　　就这样，在第一年头里，6连只开出了五六十亩地。四年后，全团共开出三、四百亩地。

　　一月垦出一亩半地

　　易贡真是一个好地方，满山都是桃花香，往远看，四周都是高山林立，往上看，四周冰雪一一圈，往下看，青青的河水长流不断，往前走，地里的庄稼葱绿一片，四周看，高高松树长满山，一年四季青不断，真是西藏的好江南。

　　“白天干活，晚上开会，开会敲钟，开饭一般不敲钟。”原易贡农垦团副参谋长王隆对记者说。

　　他说，由于白天开荒地，只有等到每天晚上才能开会。至今，他仍能回忆起当年决策种小麦的过程。

　　“当时，是团长胡晋生主持的会议。在会上，大家都支持种小麦，但都提出来能不能种的问题。”王隆说。

　　“最后，会议决定在易贡试一试。主要是在4连。”

　　原易贡农垦团四连连长、今年70岁的贾德良告诉记者，四连连部与加若村紧挨着，海拔大约2700米，山顶的海拔大约3000米，得爬上山顶开荒。4年中，四连一共开了约550亩地，其中在山顶上开了300多亩地，山沟里开了约200亩地，是易贡团各连中开地最多，垦荒成绩最明显的。

　　现家住农六师106团(曾任易贡农垦团一营三连卫生员)的杨六合说：“在山顶上垦荒是挑战生命极限的一种表现。”当时，他们也是在山顶上种小麦。

　　他回忆道，在茂密的森林中，一条细窄的小路向高处延伸。当时，一往山坡上走，高原反应就越来越强烈。

　　但是，没有办法，为了进藏之前的誓言，他坚持了下来。

　　与高原反应相比，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每天出工到要穿雨衣。家住兵团农七师123团5连(原易贡农垦团9连工人)程木林对记者说。

　　他说：”我到了西藏之后，开始真是有点不习惯，一是晚上睡觉床下流水哗哗响，白天下雨雾茫茫，三是走路不是上坡就下坡，四是怕黑天野兽来袭击。在新疆过惯了少雨多晴的天气，一年四季穿者鞋子干活，可在易贡又换了一个天下，春、夏多雨连绵，下地干活也要把小雨当晴天、中雨当阴天。经常穿着雨衣干。

　　程木林说，在西藏的日子里，从每年的4月中旬到9月底，易贡的天常常是雨水不断，每天外出工作，都要穿着雨衣。有时侯，刚干了半天雨水活，天就放晴。但是雨衣还是不敢脱，只能穿着已被雨水浇透的雨衣在播种小麦。浑身上下全是特别难受。

　　最有意思的是割麦子，一人要带三件宝，镰刀腰上绑，两根竹竿手里 拿，一个背筐身边放，一天割上四五趟。割的多了没处藏，搭其凉棚把麦藏，晾干之后打扬。有时麦子割不完，穗头又长出新麦苗，真是叫人急的不得了。”

　　原易贡农垦团副参谋长王隆说，当时从领导到职工，都在想如何适应新的环境，改变生产方式。上边说的就是通过实践总结出一个好的收割方式，改变割麦子带杆的坏处，一是快，二是轻，三是便于晾晒，便于脱粒，便于扬场。按照毛主席教导“要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当地群众新的方法，改变了在新疆的传统人工收割方法，适应了西藏地区夏季多雨对收割不利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