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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山西浙商:温州炒煤团说法太荒唐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4月17日09:46 浙江在线

   资料:浙江民营资本投资新领域

  浙江民营资本投资除了以产业转移为目的外,投资资源和能源型企业与基础设施、进入原来垄断性行业也成为近几年投资重点和新的领域。在能源、金融甚至文化领域频频出手。

  2005年,由浙江奥康鞋业集团投资10亿元建设的中国西部鞋都一期工程主体项目全面运行,这是迄今为止温州人在渝抛下的最大一笔投资项目。

  今年初,浙江万向集团投资12亿元建设的岙山石油储存项目,目前已经开始紧张筹备,该项目占地近700亩,油库总容量达150万立方米。现在陆域建设已经竣工,一期的57万立方米油库将马上动工。同时,从舟山市六横岛镇政府传出消息,总投资高达16亿元的浙江华立集团石油储运和精细化工项目,目前已进入滩涂围垦等前期工作。该项目计划至2010年建成,届时年产值可达20亿至30亿元。

  浙江民营资本进军水电站投资的“领头羊”浙江惠明能源投资公司率先启动了“西进计划”,在2003年就一举拿下了湖北巴东沿渡河流域的梯级开发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16万千瓦,总投资11亿元,这也是湖北省迄今引进的最大的民营水电项目。

  从2002年万向集团参与发起成立国内第一家民营寿险公司民生人寿开始,浙江民营资本大举介入银行、保险行业,并在这些领域大领风骚。2004年8月,由浙江本土13家民营企业持股85.71%的浙商银行开业,成为我国第12家股份制

商业银行

  2月底,浙江省首家全国性寿险公司——中和人寿已经报送保监会接受审批,并将在最近的几个月内召开发起人大会,如果一切顺利,年内就可以筹建开业。该保险公司,总部将设在杭州,注册资本5亿元。

  2004年12月29日,浙江广电集团出资51%,浙江广厦出资49%的浙江影视集团正式挂牌,虽然是个地方性的影视集团,但它的核心资产包括浙江影视频道(ZTV—5)的经营权。这意味着,在壁垒森严的电视频道资源里,民营资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空间,尽管目前还只是控制了49%的股权。浙江影视集团是国有加民营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这个模式在以往的中国电视业里绝无仅有。 (《中国经济周刊》据公开资料整理) (阮加文)

  (辅文)

  对话山西浙商:“温州炒煤团”说法“太荒唐”

  ★《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记者 赵加积/山西报道

  “温州炒煤团”最早出现在媒体上,是在2004年初前后,之后“炒煤团”与“炒房团”一样成为媒体上曝光率很高的字眼。

  去年底温州市政府的《关于温州人投资山西煤炭产业务情况的调查报告》显示:来自温州等地的约500多位商人,在山西投资约40亿元,承包了400多个中小煤矿,山西省的长治、高平、晋城、原平等产煤县市80%的中小煤矿被温州人承包,年产煤炭约8000多万吨,占山西当时煤炭总产量的五分之一。

  近两年来,随着煤炭供需矛盾突出、价格持续上涨现象的加剧,温州“炒煤团”、“封杀‘温州炒煤团’”的说法亦愈演愈烈,今年年初更有媒体称“温州炒煤团哭撤山西”。

  据《中国经济周刊》在山西的调查了解,所谓“封杀炒煤团”的说法其实是当地政府对煤矿开采的正常治理行动,这一治理最早始于“长治县模式”。长治县在2003年9月,首先对煤矿实行改制,公开竞标,本地一家公司以8900万元中标煤矿,对煤矿控股60%;该公司中标后,大量投入资金,进行改造,使这个煤矿从年产15万吨、回采率20%提高到90万吨和80%——这是当时温州人难以做到的。于是“长治县模式”在晋城、吕梁,晋城等推广。

  后来,山西省又实施关闭9万吨以下煤矿的地方政策,温州人的小煤矿也面临被关停。

  没想到的是,地方政府的这一正常治理行为却引发了某些媒体的猜测性错误报道,并引起社会各方强烈反响。如有媒体报道说,是因为温州人在山西开采煤炭急功近利,搞掠夺性经营,赚了钱就跑了,留下许多隐患,2004年朔州“3·19”细水煤矿瓦斯爆炸伤亡事故就是例证之一;还有媒体指责说:“他们(指温州人)炒高了煤价,乘机牟利,扰乱了煤炭市场,加剧了能源危机。”

  诸如此类的批评和指责,很快构成了社会各方对温州资本在山西煤矿的主流看法,“温州炒煤团”成了流行语和贬义词。

  温州人是不是“炒煤团”?温州人与山西煤矿之间到底何种关系?温州人有没有以及为何离开山西?面对西部大开发的机遇,温州人有何打算……

  4月11日,《中国经济周刊》专访了山西中小矿山井巷联合会(温州人在山西的行业组织)秘书长许方楷。

   “温州人不是‘炒煤团’”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山西实行对外大开放,要大量引进国内外资金,是你们温州人在山西投资的好机遇。但在外界眼里,你们给山西留下的影响是“炒煤团”和急功近利的形象。

  许方楷:温州人在山西投资经营煤矿的约2万多人,投资额过去说约40多个亿,所开办的煤矿主要在忻州市、长治市、晋城市等的县乡,大多是小煤矿,年产量大多在3—6万多吨。过去有媒体报道说我们承包煤矿年产量达到8000万吨,占山西产量约1/5—1/6。这不太确切,究竟有多少还有待统计。

  媒体说我们是“炒煤团”,这太荒唐了,媒体本身是炒概念,为了吸引读者。如果要说我们是炒煤团,只能是煤价涨了才开始炒,是用资金短线炒作;但我们温州人是上世纪80年代初就进入山西煤矿的。当时,温州人主要是到乡县一些小煤矿,慢慢地温州人熟悉了煤矿,同煤矿主打交道也多了。从推销小的煤机配件等到小型采掘设备,到后来的承包工程。上世纪90年代中期,山西一些乡镇小煤矿缺资金、缺人才,有些煤矿开始对外承包,温州人才慢慢开始进入山西煤矿。这能叫“炒煤团”吗?

  “温州人在山西煤矿总投资约80亿”

  《中国经济周刊》:山西要关闭9万吨以下的小煤矿,这是不是针对你们的?你说温州人不是“炒煤团”,但有个别县市的人说你们急功近利,搞掠夺性经营,留下许多后患。

  许方楷:山西省政府实行“关小、改中、上大”的政策,这是煤炭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小煤矿开采率约20%左右,资源浪费很厉害,我们温州人也心疼。特别是事故频频发生,还有许多安全隐患,不关闭怎么能行呢?我们十分理解和拥护山西省的政策。我认为,这是大势所趋而决不是针对我们温州人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一部分温州人现在都在投资改造小煤矿,或者是放弃原来的小煤矿,投资中型煤矿。

  我本人就放弃了原平的小煤矿,现在在长治武乡县洪水镇投资8000多万元,上了一个年产30万吨煤矿,还购买了一套机械化采煤设备,有采煤机、液压支柱等;另外一位同乡,他在长治沁水县投资7000多万元,把几个小矿改造为年产20多万吨的中型煤矿;我们联合会的副会长郑瑞琼也在武乡投资8000多万元,把原年产6万吨煤矿改造为年产30万吨煤矿,今年6月份就投产。

  许多在山西开煤矿的温州人,现在都在关小煤矿,改造和投资中型煤矿。过去有人说温州人在山西投资煤矿40多个亿,依我看,现在都追加投资,我估计累计有80多个亿。这些事实都说明温州人在山西是搞投资经营,而不是“炒煤团”。

  “温州人在山西也亏损”

  《中国经济周刊》:温州人确实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到山西来,卖煤矿机械产品,承包工程。但据说后来煤炭涨价,许多人想从买卖煤矿中赚钱,你们之中有没有人倒卖煤矿?

  许方楷:温州人在山西开煤矿,主要是想投资经营煤炭,因为煤炭一路涨价,利润可观。我们中有的人投资七、八千万元,就是想从开采煤炭中赚钱,这叫投资经营。你想,煤矿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县乡政府具体掌管,我们只有承包权、经营权和生产权,连销售权都没有。

  在山西绝大多数的煤炭销售权掌管在县市的煤炭运销公司,他们才有火车皮的申请权利;再说现在山西煤炭销售又要凭票(省里统一制定煤炭销售票证)销售,我们几乎没有煤炭销售权;我们温州人只有煤矿的投资权、生产权和管理权。没有煤矿的所有权,怎么能成了“炒煤团”呢?所谓“温州炒煤团”,纯粹是媒体强加给我们的“罪名”,我们决不接受。

  《中国经济周刊》:听说你们在山西办煤矿都赚了大钱,那为什么一些人还要离开山西呢?

  许方楷:在山西开煤矿,温州人确实赚了一些钱,但赚了钱又投资中型煤矿,这风险很大,现在温州人在长治市武乡县投资煤矿从目前看困难很多,都在亏损,没有一个煤矿赚钱。有些人以为温州人都赚了大钱,都成了富豪大老板,他们妒嫉、仇恨温州人,这股思潮很厉害,我们实际都亏损,承担着很大风险,贷款怎么还,我们心里也没底。但现在很少有人支持和同情我们,我们很困惑。

  过去在山西忻州一带开小煤矿的温州人,确实有的离开了山西,但大部分人没有离开,还想在山西投资,办中型煤矿。我在电视上看到山西省长于幼军讲,山西要大开放,吸引国内外投资,一定要改善投资环境,谁破坏投资环境、谁从中受贿等,就砸谁的饭碗,我们心里十分高兴。

   “有些温州人离开了山西”

  《中国经济周刊》:据说山西的一部分温州人离开山西到宁夏、内蒙、新疆等地,什么原因促使他们离开?

  许方楷:确实有少数温州人,已经离开山西到宁夏、内蒙、新疆等地,还有一些人去了澳大利亚、越南、缅甸等国开办煤矿。

  我认为这是正常现象,人和资本都是流动的。人具有适应性,哪里适应就往哪里跑。资本也有个流动规律,资本是围绕供求规律、价格规律、价值规律等在流动,哪里有利润它就往哪里流,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

  在山西的一些温州人之所要到其它省市,一是他们资本少投不起较大的煤矿,到其它省找小煤矿等投资,而且那些地方投资的人少,因而他们就去了;另外一个原因是山西个别地方投资环境差、办事不太方便,特别是乱收费、乱摊派太厉害了,把温州人当作唐僧肉,谁也想咬一口。比如有个县,让一个煤矿养2000头牛,不养牛就出钱由县里养,这是非法侵占煤矿的合法权益,谁还敢再投资呢?

  我们在山西办煤矿,既要冒风险又要辛辛苦苦经营,赚点钱也不容易。有了钱还想为山西办好事,比如我们联合会的副会长陈德伟,最近向山西青少年扶持基金会损赠了8000万元,就是想为山西穷困地区的青少年办点儿好事。但是现在对煤老板的形象丑化得太不像话,把什么不好的事都往煤老板身上套,把煤老板比喻为无恶不作的坏人,甚至妖魔化,把办煤矿的温州人说得一团糟,比做蝗虫奸商,比如有媒体说一个煤老板一出手就买了20辆悍马车等等,这都不符合事实。希望媒体不要炒作“温州炒煤团”,还我们投资经营者的本来面貌。

  《中国经济周刊》:你们温州人承包煤矿有没有事故发生?怎么处理的?

  许方楷:有!宁武县一个煤矿就是温州一个老板承包的,出了事故,赔了1000到2000万元。山西的小煤矿要关闭,我们温州人十分理解,不关闭,经常有事故又死人怎么能行?!

  《中国经济周刊》:山西整顿的是小煤矿和乱开滥采,温州人能不能把投资集中起来搞大煤矿呢?假如山西省政府召开温州投资人座谈会,倾听你们的意见,你们能不能参加?

  许方楷:这太好了!我们温州等浙江的商人,很愿意在山西投资,我们在山西正想把煤做大哩!如果山西愿意吸收投资,召开座谈会,我可以从温州等请来大老板参加。我们在山西投资煤矿的浙江人商量好了,决不撤离山西,要在山西搞二次创业。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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