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山西浙商：温州炒煤团说法太荒唐

　　 资料：浙江民营资本投资新领域

　　浙江民营资本投资除了以产业转移为目的外，投资资源和能源型企业与基础设施、进入原来垄断性行业也成为近几年投资重点和新的领域。在能源、金融甚至文化领域频频出手。

　　2005年，由浙江奥康鞋业集团投资10亿元建设的中国西部鞋都一期工程主体项目全面运行，这是迄今为止温州人在渝抛下的最大一笔投资项目。

　　今年初，浙江万向集团投资12亿元建设的岙山石油储存项目，目前已经开始紧张筹备，该项目占地近700亩，油库总容量达150万立方米。现在陆域建设已经竣工，一期的57万立方米油库将马上动工。同时，从舟山市六横岛镇政府传出消息，总投资高达16亿元的浙江华立集团石油储运和精细化工项目，目前已进入滩涂围垦等前期工作。该项目计划至2010年建成，届时年产值可达20亿至30亿元。

　　浙江民营资本进军水电站投资的“领头羊”浙江惠明能源投资公司率先启动了“西进计划”，在2003年就一举拿下了湖北巴东沿渡河流域的梯级开发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16万千瓦，总投资11亿元，这也是湖北省迄今引进的最大的民营水电项目。

　　从2002年万向集团参与发起成立国内第一家民营寿险公司民生人寿开始，浙江民营资本大举介入银行、保险行业，并在这些领域大领风骚。2004年8月，由浙江本土13家民营企业持股85.71%的浙商银行开业，成为我国第12家股份制

　　2月底，浙江省首家全国性寿险公司——中和人寿已经报送保监会接受审批，并将在最近的几个月内召开发起人大会，如果一切顺利，年内就可以筹建开业。该保险公司，总部将设在杭州，注册资本5亿元。

　　2004年12月29日，浙江广电集团出资51%，浙江广厦出资49%的浙江影视集团正式挂牌，虽然是个地方性的影视集团，但它的核心资产包括浙江影视频道(ZTV—5)的经营权。这意味着，在壁垒森严的电视频道资源里，民营资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空间，尽管目前还只是控制了49%的股权。浙江影视集团是国有加民营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这个模式在以往的中国电视业里绝无仅有。 (《中国经济周刊》据公开资料整理) (阮加文)

　　(辅文)

　　对话山西浙商：“温州炒煤团”说法“太荒唐”

　　★《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记者 赵加积/山西报道

　　“温州炒煤团”最早出现在媒体上，是在2004年初前后，之后“炒煤团”与“炒房团”一样成为媒体上曝光率很高的字眼。

　　去年底温州市政府的《关于温州人投资山西煤炭产业务情况的调查报告》显示：来自温州等地的约500多位商人，在山西投资约40亿元，承包了400多个中小煤矿，山西省的长治、高平、晋城、原平等产煤县市80%的中小煤矿被温州人承包，年产煤炭约8000多万吨，占山西当时煤炭总产量的五分之一。

　　近两年来，随着煤炭供需矛盾突出、价格持续上涨现象的加剧，温州“炒煤团”、“封杀‘温州炒煤团’”的说法亦愈演愈烈，今年年初更有媒体称“温州炒煤团哭撤山西”。

　　据《中国经济周刊》在山西的调查了解，所谓“封杀炒煤团”的说法其实是当地政府对煤矿开采的正常治理行动，这一治理最早始于“长治县模式”。长治县在2003年9月，首先对煤矿实行改制，公开竞标，本地一家公司以8900万元中标煤矿，对煤矿控股60%；该公司中标后，大量投入资金，进行改造，使这个煤矿从年产15万吨、回采率20%提高到90万吨和80%——这是当时温州人难以做到的。于是“长治县模式”在晋城、吕梁，晋城等推广。

　　后来，山西省又实施关闭9万吨以下煤矿的地方政策，温州人的小煤矿也面临被关停。

　　没想到的是，地方政府的这一正常治理行为却引发了某些媒体的猜测性错误报道，并引起社会各方强烈反响。如有媒体报道说，是因为温州人在山西开采煤炭急功近利，搞掠夺性经营，赚了钱就跑了，留下许多隐患，2004年朔州“3·19”细水煤矿瓦斯爆炸伤亡事故就是例证之一；还有媒体指责说：“他们(指温州人)炒高了煤价，乘机牟利，扰乱了煤炭市场，加剧了能源危机。”

　　诸如此类的批评和指责，很快构成了社会各方对温州资本在山西煤矿的主流看法，“温州炒煤团”成了流行语和贬义词。

　　温州人是不是“炒煤团”？温州人与山西煤矿之间到底何种关系？温州人有没有以及为何离开山西？面对西部大开发的机遇，温州人有何打算……

　　4月11日，《中国经济周刊》专访了山西中小矿山井巷联合会(温州人在山西的行业组织)秘书长许方楷。

　　 “温州人不是‘炒煤团’”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山西实行对外大开放，要大量引进国内外资金，是你们温州人在山西投资的好机遇。但在外界眼里，你们给山西留下的影响是“炒煤团”和急功近利的形象。

　　许方楷：温州人在山西投资经营煤矿的约2万多人，投资额过去说约40多个亿，所开办的煤矿主要在忻州市、长治市、晋城市等的县乡，大多是小煤矿，年产量大多在3—6万多吨。过去有媒体报道说我们承包煤矿年产量达到8000万吨，占山西产量约1/5—1/6。这不太确切，究竟有多少还有待统计。

　　媒体说我们是“炒煤团”，这太荒唐了，媒体本身是炒概念，为了吸引读者。如果要说我们是炒煤团，只能是煤价涨了才开始炒，是用资金短线炒作；但我们温州人是上世纪80年代初就进入山西煤矿的。当时，温州人主要是到乡县一些小煤矿，慢慢地温州人熟悉了煤矿，同煤矿主打交道也多了。从推销小的煤机配件等到小型采掘设备，到后来的承包工程。上世纪90年代中期，山西一些乡镇小煤矿缺资金、缺人才，有些煤矿开始对外承包，温州人才慢慢开始进入山西煤矿。这能叫“炒煤团”吗？

　　“温州人在山西煤矿总投资约80亿”

　　《中国经济周刊》：山西要关闭9万吨以下的小煤矿，这是不是针对你们的？你说温州人不是“炒煤团”，但有个别县市的人说你们急功近利，搞掠夺性经营，留下许多后患。

　　许方楷：山西省政府实行“关小、改中、上大”的政策，这是煤炭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小煤矿开采率约20%左右，资源浪费很厉害，我们温州人也心疼。特别是事故频频发生，还有许多安全隐患，不关闭怎么能行呢？我们十分理解和拥护山西省的政策。我认为，这是大势所趋而决不是针对我们温州人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一部分温州人现在都在投资改造小煤矿，或者是放弃原来的小煤矿，投资中型煤矿。

　　我本人就放弃了原平的小煤矿，现在在长治武乡县洪水镇投资8000多万元，上了一个年产30万吨煤矿，还购买了一套机械化采煤设备，有采煤机、液压支柱等；另外一位同乡，他在长治沁水县投资7000多万元，把几个小矿改造为年产20多万吨的中型煤矿；我们联合会的副会长郑瑞琼也在武乡投资8000多万元，把原年产6万吨煤矿改造为年产30万吨煤矿，今年6月份就投产。

　　许多在山西开煤矿的温州人，现在都在关小煤矿，改造和投资中型煤矿。过去有人说温州人在山西投资煤矿40多个亿，依我看，现在都追加投资，我估计累计有80多个亿。这些事实都说明温州人在山西是搞投资经营，而不是“炒煤团”。

　　“温州人在山西也亏损”

　　《中国经济周刊》：温州人确实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到山西来，卖煤矿机械产品，承包工程。但据说后来煤炭涨价，许多人想从买卖煤矿中赚钱，你们之中有没有人倒卖煤矿？

　　许方楷：温州人在山西开煤矿，主要是想投资经营煤炭，因为煤炭一路涨价，利润可观。我们中有的人投资七、八千万元，就是想从开采煤炭中赚钱，这叫投资经营。你想，煤矿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县乡政府具体掌管，我们只有承包权、经营权和生产权，连销售权都没有。

　　在山西绝大多数的煤炭销售权掌管在县市的煤炭运销公司，他们才有火车皮的申请权利；再说现在山西煤炭销售又要凭票(省里统一制定煤炭销售票证)销售，我们几乎没有煤炭销售权；我们温州人只有煤矿的投资权、生产权和管理权。没有煤矿的所有权，怎么能成了“炒煤团”呢？所谓“温州炒煤团”，纯粹是媒体强加给我们的“罪名”，我们决不接受。

　　《中国经济周刊》：听说你们在山西办煤矿都赚了大钱，那为什么一些人还要离开山西呢？

　　许方楷：在山西开煤矿，温州人确实赚了一些钱，但赚了钱又投资中型煤矿，这风险很大，现在温州人在长治市武乡县投资煤矿从目前看困难很多，都在亏损，没有一个煤矿赚钱。有些人以为温州人都赚了大钱，都成了富豪大老板，他们妒嫉、仇恨温州人，这股思潮很厉害，我们实际都亏损，承担着很大风险，贷款怎么还，我们心里也没底。但现在很少有人支持和同情我们，我们很困惑。

　　过去在山西忻州一带开小煤矿的温州人，确实有的离开了山西，但大部分人没有离开，还想在山西投资，办中型煤矿。我在电视上看到山西省长于幼军讲，山西要大开放，吸引国内外投资，一定要改善投资环境，谁破坏投资环境、谁从中受贿等，就砸谁的饭碗，我们心里十分高兴。

　　 “有些温州人离开了山西”

　　《中国经济周刊》：据说山西的一部分温州人离开山西到宁夏、内蒙、新疆等地，什么原因促使他们离开？

　　许方楷：确实有少数温州人，已经离开山西到宁夏、内蒙、新疆等地，还有一些人去了澳大利亚、越南、缅甸等国开办煤矿。

　　我认为这是正常现象，人和资本都是流动的。人具有适应性，哪里适应就往哪里跑。资本也有个流动规律，资本是围绕供求规律、价格规律、价值规律等在流动，哪里有利润它就往哪里流，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

　　在山西的一些温州人之所要到其它省市，一是他们资本少投不起较大的煤矿，到其它省找小煤矿等投资，而且那些地方投资的人少，因而他们就去了；另外一个原因是山西个别地方投资环境差、办事不太方便，特别是乱收费、乱摊派太厉害了，把温州人当作唐僧肉，谁也想咬一口。比如有个县，让一个煤矿养2000头牛，不养牛就出钱由县里养，这是非法侵占煤矿的合法权益，谁还敢再投资呢？

　　我们在山西办煤矿，既要冒风险又要辛辛苦苦经营，赚点钱也不容易。有了钱还想为山西办好事，比如我们联合会的副会长陈德伟，最近向山西青少年扶持基金会损赠了8000万元，就是想为山西穷困地区的青少年办点儿好事。但是现在对煤老板的形象丑化得太不像话，把什么不好的事都往煤老板身上套，把煤老板比喻为无恶不作的坏人，甚至妖魔化，把办煤矿的温州人说得一团糟，比做蝗虫奸商，比如有媒体说一个煤老板一出手就买了20辆悍马车等等，这都不符合事实。希望媒体不要炒作“温州炒煤团”，还我们投资经营者的本来面貌。

　　《中国经济周刊》：你们温州人承包煤矿有没有事故发生？怎么处理的？

　　许方楷：有！宁武县一个煤矿就是温州一个老板承包的，出了事故，赔了1000到2000万元。山西的小煤矿要关闭，我们温州人十分理解，不关闭，经常有事故又死人怎么能行？！

　　《中国经济周刊》：山西整顿的是小煤矿和乱开滥采，温州人能不能把投资集中起来搞大煤矿呢？假如山西省政府召开温州投资人座谈会，倾听你们的意见，你们能不能参加？

　　许方楷：这太好了！我们温州等浙江的商人，很愿意在山西投资，我们在山西正想把煤做大哩！如果山西愿意吸收投资，召开座谈会，我可以从温州等请来大老板参加。我们在山西投资煤矿的浙江人商量好了，决不撤离山西，要在山西搞二次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