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栏目十年的理想与冲突:新闻到底该如何调查

　　1993年5月，《东方时空》问世;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推出;199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正式开播。有人把它形容为中央电视台新闻改革的三部曲。

　　从1996年至今10年，《新闻调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6～2000年)，提出“从现实到理想”的“三步走战略”:主题性调查——

事件性调查——内幕调查;

　　第二阶段(2000～2002年)，提出“探询实事真相”;

　　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提出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解决栏目的核心竞争力问题。

　　2003年，面对白热化的电视市场竞争，《新闻调查》再次调整选题方向，选题更加突出调查记者的调查过程和调查行为，把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作为栏目的核心目标。

　　对于电视调查性报道来说，出镜记者的表现尤为重要，既是调查行为的主体，同时也是调查行为的实施者、调查过程的表现者。《新闻调查》记录和展示的，是出镜记者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进入事实本身一步步获取真相的过程。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认为，《新闻调查》更多的时候是在“拍摄自己”。由此《新闻调查》对出镜记者提出了特别的要求:首先必须有质疑的精神。必须要有怀疑一切的介入态度和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工作作风;

　　其次也应该有平衡的意识。应该让事件中的冲突双方和不同的利益集团有同等的发言机会;然后是高超的现场调查能力，“接近真相，从现场开始”，一篇电视调查性报道能否成立，关键就看记者在现场有无独家的发现，以向观众证实或证伪。

　　《新闻调查》栏目成员乐意将自己称为“理想主义者”，他们标注为“2002年3月”的《调查手册》或者是这种“理想主义”用最具体的文字给予了职业规范化定义:

　　调查性报道:就是揭露一种被某些个人或组织故意掩盖、损害公众利益的内幕。

　　真相:正在或一直被遮蔽的事实;有的真相被权力遮蔽，有的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有的被我们狭窄的生活圈子和集体无意识遮蔽。

　　从创办至今10年，这样一个新闻栏目所面临的理想与现实，或许是当今思考我们新闻操作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模本。

　　柴静: 新闻戏剧的主角

　　◎李鸿谷

　　柴静的“非典”

　　“亮出你的额头来！”进入北京羊坊店西路，那个被央视新闻评论部称为南院的三楼《新闻调查》办公室，在这里呆了有些年头的“老人”庄永志望着柴静，直截了当地说:能不能变变你的发型？这是柴静《新闻调查》生涯的第一天。

　　三年后，庄永志回忆本能反应的那个瞬间，笑笑，“唉，一句蠢话”。与此对应，当事人柴静想了一会儿，这个细节，她已经记不起来了。对于这家电视台的“新人”柴静来说，头发问题，显然不只是庄永志一个人注意到，“你不知道大家对一个电视记者有多少要求，发型、衣服、饰物，还有眼神、那个词用的是否恰当……”

　　“非典”来了。

　　柴静进入《新闻调查》的第一天，制片人张洁在权衡:谁做这个节目。

　　坐在另一个记者面前，不是采访而是接受采访，柴静仍然矜持，仿佛镜头存在……但是，“非典”这个词激活了她。“‘非典’对我，意味着解放”，柴静的喜悦来自“‘非典’时，忘了规则，忘了想努力学习的东西。”那个头发问题，“我穿上了防护服，甚至都不需要化妆了，谁还会注意你的头发？”对于自己《新闻调查》生涯第一天的记忆，是那天晚上:张洁打来电话询问，“想不想做一期‘非典’的节目。”接下来，这个时刻被如此描述，“柴静表现得‘相当迫不及待’——‘当然当然’之后，短信过去再表决心，没回音，急了，再电话去，开口就问‘我什么时候能参加’。那边说，正准备开会呢;这边，‘一分钟就到’;然后，柴静抓起书包就出门，果真‘一分钟就到了’‘沸腾的办公室’。第二天报道就开始了。”

　　之后，庄永志解释自己提出的“额头”问题为什么是蠢话——“‘非典’病房可不是美容院，她可不是在用头发采访！”

　　当时正在家里做“幼童”后期的胡劲草被张洁叫到办公室，参与“非典”报道的编导。“他们前方拍，我在后方剪。用的是那种像大箱子的便携式编辑机，两个小屏幕。打开机器，看着他们拍下素材带，心里害怕，那些病毒会不会从屏幕里跑出来啊？”三年后，胡劲草很戏谑地回忆当段时光，感叹“真正的恐惧就是恐惧本身”，但回到曾经的现场，“我们栏目的姚大姐非常好，不断把领回来最好的口罩给我，当时新口罩数量不多，但因为我要剪‘非典’的片子，她总是把最好的给我。那种鼓鼓的口罩，最初只有我能戴呢”。

　　中卫酒店的三楼，只剩下柴静和他们的“‘非典’小组”。《新闻调查》第一期“非典”节目播出后，庄永志描述那个时刻，“电梯里所有楼层的按钮全部都用白纸板挡死，只留出一个空可按:三层”。三天后，酒店还是下定决心，请记者搬出酒店。

　　制片人张洁的尴尬与麻烦不仅是为他的“战士们”找到新酒店，“还在早期，他们回到南院来吃过一次饭，结果大家找我反映:你还注意不注意我们大家的安全？”那时刻，“唉，一瞬间，真是愤怒。但转念想，是啊，大家的安全也重要啊！”坚持跟自己的“战士们”呆在一起的张洁，终于等到最让他揪心的那晚，“那天参加拍摄的成员都去协和医院检查了，第二天拿结果。老实说，那天晚上，我们都忐忑不安，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我离开他们的时候，一一跟他们拥抱，这是我唯一能采取的方式。我想说，如果你们有问题，我跟你们一样”。第二天，虽然10点钟才能拿到结果，但柴静节目组的成员，全部提前到了医院，“他们在医院的台阶上等待，那真是漫长的等待啊……”当然，没有意外。

　　与张洁胡劲草南院的“环境记忆”不同，当事人柴静很费劲地想起回南院吃饭的故事，解释自己的遗忘说，“那时，‘南院’不存在了，不那么真实地存在了”。这个事件真正的参与者与辅助者、旁观者，他们的记忆，由此分别。

　　柴静用文字记录下的那个时刻的感受，同样是别人的故事:

　　5月27日，(人民医院)急诊科的王晶昨天去世了。我们去看了她家人，她丈夫给我念妻子的短信，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着心。第一条是:“窗前的花儿开了，我会好起来的。”他不能探视妻子，只能每天站在地坛医院门口，进不去，就在世界上离她最近的地方守着。她写:“回去吧，你不能倒下，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她开始知道自己不好了，在短信里交代存折的密码了。最后一条，她要他系上红腰带:“本命年，你要平安。”他一边恸哭一边念，我的眼泪也满脸地流，做记者哪能这样呢？可是你是人，你就不能摆脱人的情感。女儿大宝才6岁，她在门上贴张条子说，“妈妈爱我，我爱妈妈”。我问她为什么贴在门上，她不说话。我轻声问，“你是想让妈妈一回来就看见，是吗？”她点点头。临走时候，她在床上叠幸运星，说装满一整瓶子妈就回来了。我在黯淡的光线里沉默地站了一会儿，很想拥抱她一下，但是什么也说不出来。她也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我忽然明白，她其实已经知道妈妈过世了，但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的难过。出来后，车行驶在二环路，满天的乌黑的云压着城，暴雨马上就要下来。我们一车人，谁也不说话。不知道这期节目能不能播出，我只希望保留下这些素材，20年之后，大宝长大了，我可以放给她看一看，让她明白，她的母亲是怎样牺牲的，是什么让这么多人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莫名的灾害、别人的命运、自己的记录与共同担当，这种种混合，“非典”曾经让柴静感觉“解放”的喜悦，叠加了新的记忆，“我感到愤怒！”——“我们在拍人民医院病人转院之时，一位女病人戴着口罩跟我们开玩笑，‘你再拍，我脱下口罩亲丫的’。我就站在那里，我没被她的幽默打动，我在想，也不敢想，她的未来会是什么啊？这时我们的摄像拿出他的DV拍我，‘你有什么感觉？’我恨恨地说，我恨‘非典’！掉头就走了。摄像在后面说，‘小牛孩’。”

　　在真正记录下这场危难下别人的故事后，柴静以及她的拍摄小组还有节目，结果出来了:《北京“非典”阻击战》收视率为5.74%。比较栏目其他节目，这是一根拉升极高的曲线。

　　这场经历，对于柴静个人，她描述自己的成就感:在甘肃武威双城镇的一个深夜，我采访一个男孩到了一半，当地镇政府派人来敲门，企图阻挠。我问男孩，你愿意跟我回酒店接受采访吗？酒店在一小时的车程以外。男孩说，我愿意，我本能地问他为什么？他的回答出乎意料，他说，因为我看了你的“非典”报道。

　　“非典”的杨春

　　“非典”时刻，张洁的“战士”并非只有柴静小组，这是一个讲述起来令人感叹的过去。

　　现在回想起来，杨春平静之下有点叹息。幸运的是，杨有记日记的习惯，那个时刻，“前几天看(张)天贺、小草(胡劲草)做的《北京‘非典’阻击战》，非常振奋。因为《新闻调查》在铺天盖地的‘非典’报道中，又打了个漂亮的头炮。可惜，当时由于在外地出差而没有赶上这个机会。看着柴静弱小的身躯在‘非典’病房里出入，那么近距离地和‘非典’患者交流，而我这个大老爷儿们却在家里闲着，心里挺不是滋味。记得当时节目刚一播完，我立刻给制片人打了电话，情绪有点激动。现在理解了小时候看的好多打仗的电影里，一到危急时刻就有人站出来说‘让我上’，当时觉得特假，可到今天这时候能理解了——没别的，这是他们的职责。著名的战地记者卡帕，就是拍《共和国士兵之死》的那位，说过这么句话:真正的战地记者，就是在战斗中始终冲在尖刀连前面，再回过身来，拍士兵冲锋的那个人。我始终觉得，这句话应该成为每个新闻记者的信条(2003年5月4日)。”

　　跟记者讲起这段故事，张洁情感不免沉重，“唉，多少人做‘非典’报道，能够被记忆的，可能就几个人”。坐在记者面前，杨春的感叹是，“是啊，‘非典’之后，我跟柴静的距离越来越大”。但是，看起来，在“非典”时期，杨春所遭遇的心理磨难，或者超过一般人想象。

　　评价自己的同事杨春，柴静提供的细节是，“我跟杨春在上海的时候曾经看过一段他对陆川的采访，当中有一段对我印象特别深。陆川说他在可可西里拍摄的时候特别冷，杨春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冷到什么程度。陆川说跳进冰河的时候，冷得男人那个东西都没有了。这段特别让我震撼，它让我意识到这只可能是杨春问出的问题，我坐在陆川对面，根本不会有这样的表达。这是一个30多岁的导演对一个30多岁男性记者说出的话”。

　　“如果不是你，而是杨春进入了‘非典’病房，会怎么样？”

　　“我相信，杨春进入了‘非典’病房，这个节目也一定会火。”

　　“但是，杨春会成为被公众记忆‘非典’的记者符号吗？”

　　…………

　　在跟记者说过杨春际遇，叹感“命运”之弄人后，面对这同样的问题，张洁想了想，“可能不那么容易给出直接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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