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与高跟鞋

　　双城与高跟鞋

　　《双城的创伤》是柴静“非典”后第一个节目，这是一个叫双城镇的孩子自杀事件的调查。

　　“非典”过后，庄永志离开了《新闻调查》。《双城的创伤》播出时，庄永志记得很

清楚，离开“调查”第43天，“那天晚上，我是和从昆明来北京过暑假、开学就上高中的外甥女一块儿看的，她一句话都没跟我说地看完了。我正在想，该问她‘这个姐姐’还是‘这个阿姨’的采访怎么样，她说，这个记者太理解人啦”。

　　随后，对这个节目反应变得有点有趣，庄永志描述说：“《新闻调查》好几拨人问我:柴静的采访怎么样？我说，挺好的！有人马上说，你变了，才走几天？有人说，她怎么能拎着高跟鞋去追那个孩子呢？有人说，她怎么能屈身近前握着那个孩子的手呢？作戏！当时我自问:是我童心未泯，感受竟然和外甥女一样？是我过敏吗，为什么柴静跟那痛苦中的孩子的握手，和《60分钟》纪念‘9·11’一周年特别节目中，那个老头布兰德利安慰一位失去丈夫的妇人的握手一样让我受到触动？”直到接受采访前几天，庄永志说，“还有一位没看过《双城的创伤》的同事说:去乡下采访，她怎么能穿着高跟鞋呢？”

　　“非典”过去了，防护服没有了，回到庸常的生活，对电视记者的要求，看来得重头来过。

　　三年过去了，柴静面对这个问题从容了许多，她解释说：“当时我穿的是牛仔裤与衬衣，按一般穿衣习惯，肯定不应当再穿高跟鞋。当时我们的摄像说，你穿上高跟鞋在镜头里会显得高一些。这样就穿上了高跟鞋。”

　　从片子看，这个细节发生在柴静去寻找这一自杀事件的另外一个当事孩子，他先关上门，然后又迅速地跑上家旁边的陡峭高台，这时候，柴静拎起裤角，脱下高跟鞋，艰难地也跟着爬了上去，最终跟这个孩子说上话。跟着柴静一道去现场采访的编导范铭描述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那个孩子会跑到台子上去，都在一瞬间，更不会想到柴静会追上去。很幸运，我们的摄像，把这一切都拍下来了”。

　　这个细节争议如此之大，或许超过了非电视新闻行业的想象。从电视新闻从业者的角度，一般的分析是，它跨越了记者的底线，有表演的痕迹。在新闻职业操守上，是否合适？“表演性”，这个词在非电视专业人士那里——有太多解释空间。它差不多成为一个绕不开的问题。相对专业的解释来自《新闻调查》的执行制片人胡劲草，她说：“这是一个长镜头拍下来的，从时间过程看，没有可能有记者与摄像商量的机会。至少从主观上讲，记者没有作秀的动机。”

　　那个跟孩子握手的镜头，张洁描述说：“当时，柴静对摄像说，好了。这意味着后面的不需要再拍摄了。”从片子上看，这时，坐着的柴静，离开座位，慢慢蹲下来，对那个孩子说，“不要哭，去洗个脸吧”，然后握住他的手，安慰他，试图使他平静下来。“不过，我们的摄像没有停机，把这个段落拍下来了。”张洁说，“后来编导范铭剪片子，把这段保留了下来。她来问我，这段可不可以用。我看过，说，当然要留下来。”

　　看来，“表演性”甚至是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坐在记者对面，范铭寻找各种“证词”来为她的好朋友柴静辩护，“后来，她就不再穿那种细小高跟的鞋了啊，穿的是坡跟鞋”。似乎，这种辩解，未必只有面对记者之际。在2004年底《新闻调查》部门的节目研讨会上，范铭解释自己的困惑，“佰什坎小学的那个孩子，第一版里面我在结尾的时候，剪了一组镜头，柴静和那群小孩子坐在一起，跟她学唱一曲汉语歌，柴静一遍遍教他们。气氛特别融洽，而且可能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特别到位，我觉得挺好。但是柴静后来坚持要拿掉，其实我们自己也很困惑，像这样的一些东西是不是已经越界了，已经不是一个记者应该展现的行为了？”

　　张洁在跟记者解释这些曾经引发部门广泛争议的话题时，显得很坦荡:“过后几个月，有记者问我，我们过去的那种方式，是否不再适应新闻调查了？唉，我知道了原因。我说，哪会这样呢。新闻调查不会只有柴静一种方式啊。”

　　在跟记者讨论“表演性”时，柴静也显得焦虑，“其实我是想用尽所有电视手段来穷尽对事实的调查，可大家认为是作秀”。

　　在更平静的讨论中，范铭认可“如游泳运动员水感”一样，记者在镜头前的表现力也有高低不同，“当然，也可以称为表演性”。但“表演性”成为一个讨论上的忌用语词时，柴静描述自己真实的感受，“实际上，当我成为节目中的一个角色时，节目最容易被别人记忆”。

　　对“表演”而延伸出的“明星”、“明星气质”，杨春在跟记者讨论时，平静得让人多少有些意外，“CBS创始人佩里说，新闻与娱乐没有界线。这可是在上世纪50年代说的啊。新闻的表演性，对于电视来说，是必须的，也是有利的。问题是要有度”。度在哪里呢？刚刚做了父亲的杨春说，“最终在我们的内心。康德说，让我们敬畏的只有两样:头顶上的星空与内心的道德法则”。而这一切，柴静说，“镜头太厉害了，你是谁，你骗不了别人”。

　　记者中心制

　　在理论上，张洁早已解决了记者在新闻调查里的角色设定，“他是这档节目的一部分，而且是第一主角”。有意思的是，在张洁前任赛纳时代完成的《调查手册》，即已明示，“《新闻调查》记录和展示的，是我们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进入事实本身，一步步获取真相，而不是报道一个事物单纯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新闻调查》实际更多的时候在‘拍摄自己’”。拍摄的那个“自己”，是谁呢？

　　最早，是陈虻注意到了当时在湖南电视台《新青年》节目里的柴静的，“到中央电视台来吧”——陈虻发出了这个邀请。柴静于是到了北京，进了《东方时空》的《时空连线》。那段时光，“做演播室，危机很多，我真的很努力很认真，每次和前方记者连线，都要准备四五十个问题，有时白岩松还来帮我准备问题，但仍然很紧张”。发现解决自己危机的可能，始自一趟新疆地震的现场采访，“一切从未知开始，你可以不再准备问题，从未知开始才能忘掉自我。在这个时候，我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你不仅进入新闻，你甚至泡在新闻里”。

　　其实，在柴静刚进中央电视台不久，张洁就曾向她发出过邀请，三年之后，柴静进入《新闻调查》。“我来‘调查’时，张洁对我也是忐忑不安的”——“非典”报道结束后，很重要的收获之一，“张洁对我建立了信任”。

　　在说起自己的“记者中心制”时，张洁坦言:“柴静给了我信心，是决定这项制度的基本原因之一。”张洁的选择，基于一种电视专业的判断，“电视的基本状态，是编导为王的。出镜记者，只是实现编导意志的工具而已。一个节目，播了10分钟，记者还没有出场提问。很简单，所有记者的提问，在编导那里，都可以用解说完成。接下来，记者出镜，只有点头微笑那些愚蠢的动作。当然，如果编导认识到记者的价值，就会将记者的实际作用表现出来;同样，记者足够大腕，也可以带着编导走。但一般的情况是，基于编导的实际控制权，记者的新闻热情难以释放。”

　　从《新闻调查》的源起来观察，“一般电视调查性报道分两种，记者出镜或不出镜，我们一开始就是学美国的《60分钟》节目，他们的记者是出镜的，比如采访邓小平的华莱士。所以，我们必须使用好出镜记者，最大可能发挥他的作用。以前的节目，寻找信息源与当事人的过程被忽略了，而过程才是节目最重要的，它构成节目的张力。没有过程，现场采访的价值失去了，就类似演播厅了”。

　　种种的专业阐述，最简单的概括，张洁想做的是，“记者要成为节目的第一主角。越成为主角，节目越好看”。2003年9月，张洁推出了他的“记者中心制”——说起这个制度设计，张洁向无数人解释说，“记者对选题有一票否决权。记者是拍摄小组的组长”。在这个制度之下，柴静拥有了她的前任出镜记者们所不曾拥有过的权力。

　　《新闻调查》自此分成三个小组。胡劲草用栏目自己人的描述界定，“这三个小组分别是‘老虎’、‘猛虎’和‘小虎’”。

　　“老虎队”的队长长江在自己的感言中描述说：“从我个人来讲，38岁选择的人生，恰恰希望从一只狼变成一条羊，孤独的羊，有一点思考的羊，这是我一个人生的目标。我也很困难，从狼变羊。因为从小到大，中学、大学以后，我个人的个性是拼命往前冲的，在任何一个会议上我都要拼命地讲话，跑在路上开车不能有一辆车在前面，是这样一个性格。但是到《新闻调查》是我一个转折点，我转的就是从狼变成羊，我对我自己挺不理解的。”

　　“小虎队”队长柴静的感言则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有非常饱满的热情和好奇心，但是捕食并不是我们生存最大的乐趣……我们并不嗜血，我们并不以大家现在所理解的一些猛题为生，我们更多是睁开眼睛希望了解这个世界，用鼻子嗅一嗅，用嘴巴闻一闻，能够知道这个世界岩石、树皮是什么样子。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创作者来说，《新闻调查》这个团体能够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去记录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有机会看过、听过、想过。那么这种欲望才是我们在《新闻调查》坚持下来最大的动力。我们尊重收视率，我们尊重评价体系，我们尊重今天6000块钱的奖金，我们尊重这样的游戏规则，但是让我们能够留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从内心深处生长出来的欲望。如果它不是从心里长出来的话，它是没有根的。我们是小虎队，但是我们不想成为森林之王，可能没有什么比我们更需要友情与信赖，我们最大的敌人只是我们自己，我们最大的对手只是我们的下一个片子。”

　　机遇、天分与制度，电视同行向记者描述说，“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可能提供成功的基础”。

　　成功，并不是记者希望跟柴静讨论的问题。但张洁的设计与柴静的行动越来越接近《新闻调查》的那个定义:“记者成为第一主角。”记者越来越成为新闻节目里的“明星”之时，电视新闻是越来越接近我们标榜追逐的“真相”，还是相反？

　　张洁乐观的是，“柴静接触特别是县一级官员，越来越方便了。现在的新闻还处在比拼谁能把当事人请到镜头前来的状态。能接触信息源至少离‘真相’更近了一步”。范铭的例证是她和柴静一道去佳木斯采访虐猫事件，“当天晚上，因为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的，县里的官员对我们已经很客气了。第二天，他们说上网查了资料，发现柴静报道过‘两会’，就更客气了”。

　　这个问题对柴静而言，看上去似乎还是一个陌生问题。“拒绝当然有。有一次一位市长知道我，就是不接受采访，最后我们就等在办公楼前，下来一个问一个，市长下班了吗？”与那些成名的记者退回演播室不同，未来的柴静可能仍然希望“有机会看过、听过、想过”，仍然会走进新闻现场，或者那些疑问需要时间才会面对。

　　对应张洁的理念与制度设计，柴静说自己的新闻观可能跟别人会有所不同，“新闻，海明威所说的是，新闻是最好的戏剧”。-